黄河文化的揺篮——山西河津市药葫芦滩考略

摘要：提起山西河津市连伯村西南的药葫芦滩，在当地可谓声名远播。这片位于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土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期，这里曾为皮氏部落。人们逐水而居，捕鱼打猎，鞣皮制衣，开启了华夏文明。

黄河文化的摇篮一药葫芦滩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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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的揺篮

——山西河津市药葫芦滩考略

作者：陈振生柴建生

提起山西河津市连伯村西南的药葫芦滩，在当地可谓声名远播。这片位于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土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期，这里曾为皮氏部落。人们逐水而居，捕鱼打猎，鞣皮制衣，开启了华夏文明。

关于葫芦滩的由来，有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相传远古时期，洪水滔天，人为鱼鳖，只有一对兄妹伏在葫芦上侥幸逃生。这对兄妹就是伏羲和女娲，他们兄妹二人逃到此地，居住在后土村，结为夫妻，人类才得以繁衍。

第二个版本：黄帝当年征战蚩尤时，战士们每人抱着一个葫芦，从陕西那边渡过黄河，来到此地，由此而得名。

第三个版本：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记载:龙门县西南有伏龙原。伏龙原与大禹治水有关。相传黄河是一条黑龙，被大禹降服斩杀后，它的血便化成了黄河。

药葫芦滩, 是万亩滩涂,地处黄河中游、汾黄交汇的金三角地带，自古交通发达、灌溉便捷、土地肥沃、人口稠密。这里诞生了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建有祭祀高禖神的千年古庙。这里是通往秦地西京的关西古道必经之处。早在商代中叶，祖乙迁耿的耿都，据说就在此地。祖乙为了纪念因河患死去的亡魂，便建了太宁庙。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阳村古庙会便由此而来。后来，由于河患，商都迁往别处，这里为飞廉故城，据《河津县志》记载，县西太阳里多古冢，高丈余，相传是商王陵墓。清代县令马光远曾在葫芦滩用大船架设浮桥，并撰写《创建葫芦滩浮桥记》碑文。离葫芦滩不远，有大禹治水凿开的的龙门，有魏文侯屯土为仓、阻吓秦军的仓头、仓底。圣贤卜子夏、史圣司马迁等鸿儒巨匠，曾在这一带生活。千年皮氏古城座落于此。明朝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棡的封地皇田亦在于此。连伯村的马应宿是绛州灵丘王府的仪宾（郡马），葫芦滩后来就成了他的封田。

据传，药葫芦滩自古以来是水陆码头，兵家必争之地。据《竹书纪年》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岸门，秦国与韩国曾在此作战，“秦败韩师于岸门”。据《河津县志》记载：汾河经连伯、远停、葫芦滩，又经张家崖下，广袤五十五里，，西南至荣河后土祠下入于黄河。明代隆庆五年，黄河东徙，汾河至河津县西南二十里葫芦滩入黄河，从此，药葫芦滩亦没于河。

葫芦滩渡口，旧时非常有名,有桥，有船，有集市。晋陕两地，互通货物，人员往来,必经此地。它是关西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河床宽阔,水势较缓,水深适宜,地理形状好似葫芦状。古代，河津黄河上有三大渡口——禹门口,苍头,葫芦滩,数葫芦滩最热闹。其贸易之繁华，人丁之兴旺，富甲一方，名传千里。但黄河滚滚洪流与泥沙，使这里的码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黄河洪灾

翻阅河津老县志，当年沿汾河而居的，有远亭里的曹家营、双营镇、吕家屯,崖下,千户营、葫芦滩等十几个村落，如今已荡然无存。东远亭、西远亭、洚平里、徐家崖、许家崖、张家崖，迁到万荣县的高垣上。现在万荣县裴庄的樊家老庄、长乐庄、巩固庄、效盘村、绍亶庄、南远停、西远停等村，都是过去远亭里的居民。阳村乡的永安村原名杨家庄，曾经六迁村址，便取名永安，寓意“永远安定”；三迁村之名更直白的道出三次迁徙历程。据苍头村蒲姓老人回忆，他们祖上从药葫芦滩的蒲家巷迁来。柴建生考证，河津县、万荣县、乡宁县的柴姓、师姓、许姓、张姓、吴姓、杨姓、马姓居民的远祖，都能追溯至连伯药葫芦滩。

吴家关村的吴姓、柴姓、张姓，均迁自葫芦滩。元大德十年，柴氏的先祖柴彦曾经主修过阳村的太宁庙。柴姓原籍平阳府太平县连庄，元大德七年因地震迁到药葫芦滩，居住在永绥里九甲柴张庄。后来由于黄河水患，柴氏族人先后迁到柴家庙、辛集，最后有的还留守在黄河岸边的连伯、仓头、苍头岭，有的迁到阳村、太阳堡、郭家巷、许家巷、峻岭（柴家庄）、东辛封、西关、吴家关等村。明正统六年，柴彦的曾孙仁、义、礼、智、信等人，以先祖柴彦的名义，捐粟五百石赈济灾民，朝廷封他们为义民，并在太阳村的龙王庙前旌门建坊，立碑旌表。六百年来，柴氏族人瓜瓞绵延，科第不绝，成为了河津一带的名门望族。

据老辈人代代相传，连伯村是由药葫芦滩汾河岸畔的四合村、郭家巷等多个小村落逐步迁移合并而成。据高禖庙“连伯村宣统三年灾后记事碑”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二十四日未时，黄河浸村。先将村西大杨树打完，后将西社打完，随后将四合庄打完。河水经村石婆巷、官道巷、大庙前，流到村东县南春秋楼前止。黄河在村东西流过二年，村地六载未收，止到宣统三年六月河退，留于后世为记。”如今村南大牌楼的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尚处于当时村北二三里处，附近还有马户井、马户祠堂等遗迹。因黄河持续冲毁村庄，人们一点点从南往北，向沙梁高处挪腾，却始终眷恋着祖祖辈辈的世居之地,不肯离开这里。

解放后五十年代,葫芦滩渡口恢复,连伯村还成立有十八条船,百十号人的航运大队搞运输。后来，由于连年水患及禹门口铁索桥的建成,葫芦滩渡口渐成荒芜之地.

1963年，黄河泛滥，一场大洪水又将连伯半个老村子卷入河床。河津县政府决意动员连伯村移民，派出数十人工作队挨家做工作，挑选河津条件较好的村庄安置，迁走了半村人口。另一半村民执意留下，不愿离开故土。20世纪60年代末，河津县人民政府响应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沿河修筑拦河大坝，“黄龙”终被锁住，洪灾渐息。于是，又有几十户移民陆续返回故里，另组生产队、划拨土地——这份故土难舍的深情，令人动容，难以忘怀。

人们为何不愿迁移？除了难割的乡情，更因黄河洪水虽毁庄稼，冲刷留下的淤泥却富含腐殖质，堪比有机肥。不发洪水时，次年庄稼长势格外好，甚至连续三年不施肥也能丰收。

连伯村有句老话：“三年河不漫，狗都会娶媳妇儿。”相传，村里有个叫狗娃的男子，三四十岁仍未娶妻。若黄河三年不泛滥，庄稼连年丰收，狗娃便能娶上媳妇。久而久之，“狗娃”被传为“狗”，这话便成了当地对洪水“毁田”与“肥田”双重性的生动注解——人们对两河的感情，真是爱恨交织。人们既受惠于河水的滋养，又饱受洪灾冲毁家园之苦，千百年来在与水的抗争中，一次次向后方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