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德国老太太在异国他乡的中餐馆结账，听到服务员说自己来自武汉，突然眼睛一亮："是武昌还是汉口？"

文|避寒

编辑|避寒

一位德国老太太在异国他乡的中餐馆结账，听到服务员说自己来自武汉，突然眼睛一亮："是武昌还是汉口？"

小姑娘还没反应过来，老人又补了一句："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这不是电影桥段，这是真实发生在1980年代德国Dessau火车站旁一家中餐馆里的对话。

1934年的柏林大学，一个德国女孩走进了东方语言系的教室。

她叫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她选择学东方语言，在那个年代算是冷门到家了。

教室里坐着一个中国留学生，叫汪殿华。

江苏常熟人，清华大学化学系1933届毕业生。拿到学位后直奔柏林深造，目标明确，化学博士学位。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一个学语言的德国女孩，一个搞化学的中国男生。

1935年，汪殿华拿到博士学位，同年，两人结婚。

婚礼上，弗兰克尔的母亲送了女儿一把银勺子，这把勺子后来跟着这个德国女孩，一路到了中国，到了武汉前线，到了枪林弹雨里。

1936年，弗兰克尔跟着丈夫回国，从这一天起，她有了中文名字汪小玲。

武汉会战打响的时候，汪小玲刚到中国两年。

她去参军了，汪殿华接到任务，调查日军毒气弹，研制防毒设备，汪小玲接受战地救护训练。一个柏林来的德国女子，穿上军装，背起药箱。

1938年6月到10月，武汉会战持续了四个半月。

汪小玲在前线抢救伤员，炸弹在身边爆炸，尘土几乎把她掩埋，军装上全是血污，她始终护着三样东西，一把手枪，一个装证明文件的皮包，还有那把银勺子。

母亲送的结婚礼物，她带上了战场。

一个德国女人，说着带口音的中文，在武汉前线的战壕里给中国士兵包扎伤口。士兵们第一次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么近距离出现在战场上。

1940年，战线后撤，汪小玲转到后方，在遵义、重庆任军官外语班教官和学兵队医官。

遵义那段时间，浙江大学也迁到了那里，丰子恺在遵义罗庄住着，得了痢疾。来给他治病的，就是这位德国女医官汪小玲，灌肠治疗，没几天就好了。

丰子恺后来回到上海，写文章画画，汪小玲继续在战时中国奔波。

在重庆，汪小玲自己也挂了彩。

她住进加拿大教会医院，隔壁病房传来惨叫声，一个英国女人在生孩子，难产，汪小玲听到声音，背着伤走过去帮忙。

那个英国女人叫玛菊瑞，丈夫是实业家高士愚，两个外国女人在重庆的医院里成了朋友。

高士愚夫妇跟宋庆龄关系很近，宋庆龄在重庆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筹款支援抗战。玛菊瑞在银行企业间奔走募捐，她拉上了汪小玲。

重庆有个国际妇女俱乐部，里面的外籍女性都被动员起来。德国人夏太太，德国人汪小玲，英国人刘太太，这些嫁给中国人的外国女子，都加入了募捐活动。

钱一笔笔筹到，送到前线。

汪小玲这个德国女人，在中国参加抗战的事，当局专门写了表彰文字。

1948年，常熟的《萌芽月刊》刊登她的文章时，编者按写得很清楚："原籍德国，来华已十一载，抗战时为吾国效劳，救吾同胞，忠吾国家，叠受当局赞扬。"

抗战胜利后，汪殿华先去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回常熟老家。他在私立中山中学当校长，汪小玲也在学校任职。没多久又搬到上海，住在闸北青云路联谊新村。

上海快解放了。

联谊新村的居民都撤了，只剩汪家还在，5月28日一大早，佣人跑来报告，弄堂外马路上睡着好多解放军。

汪殿华带着8岁的儿子汪德忠出去看，一个解放军干部走过来："我们是解放军，这里有几个伤员，能不能烧点热水？"

汪殿华赶紧让佣人烧水，汪小玲背着药箱就出来了，她检查伤口，包扎，叮嘱："不能沾水啊。"

战士们全愣住了，这个外国人怎么会说中文？大家围上来七嘴八舌，一声喝令："各归原处，注意纪律！"

部队要出发了，那个干部掏出小本子，抽出几张钞票："这是茶水钱。"

汪殿华说什么也不收，对方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最后汪殿华收了票面最小的一张，大约华北票两分钱。回到家，他找出硬面会计本，把钞票贴在首页，旁边写了一行字："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1970年，汪小玲调到复旦大学外语系教书。

那时她已经53岁，学生们叫她"德国老太太"，她穿着跟别人不一样，走在校园里很显眼。夹着讲义，走在光华大道上，成了复旦一景。

1972年，她接到翻译任务，德国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汪小玲朗读，同事口译，另一位同事记录，翻译完成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47万册。

直到1975年底，他们才知道这本书是谁要看的，原来是毛主席要读这本书，还出了大字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

学生们记得她跳舞，那时复旦有舞会，学生会楼上挤了上百人，大家不太会跳，场面尴尬。突然，这位胖胖的德国老太太站出来，有人笑她这么胖，能跳吗？

她一起步，舞步轻盈，跳得特别好，掌声响起来。

1987年，汪殿华去世。1988年，汪小玲退休后回到德国，住进柏林老人公寓。她常常想念复旦，学校每年寄贺卡，谢希德校长亲笔写英文信，她都仔细看，珍藏起来。

这是汪小玲的孙子汪培德讲的故事。

他去柏林看望奶奶，两人去Dessau看她的表妹，Dessau火车站旁边有家中餐馆，进去吃饭。

结账时，汪小玲用中文问服务员："你从中国哪里来的？"

小姑娘愣住了，这个德国老太太会说中文？她回答："武汉。"

汪小玲眼睛一亮："是武昌的还是汉口的？"

小姑娘彻底呆住了："这个……这个您也知道啊？您去过那里吗？"

汪小玲笑了，语气很平淡："对，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汪培德说，他一辈子记得那个小姑娘的表情，惊讶，不敢相信，然后是敬佩。

这一幕发生在1980年代的德国，距离武汉会战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那个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德国女子，晚年回到祖国，在一家中餐馆里，偶然遇到武汉来的服务员。

她说起那段往事，语气轻松，好像在说一件平常事。可那是1938年的武汉啊，是四个半月的会战，是无数次炮火轰炸，是满身血污的军装，是插在马靴里的那把银勺子。

1997年10月24日，汪小玲因急腹症在德国去世，享年80岁。

消息传回复旦，学校专门举行追思会，她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从1936年跟着丈夫回国，到1988年退休回德国，整整半个世纪。

她参加了武汉会战，在遵义给丰子恺看病，在重庆为抗战募捐，在上海迎接解放军，在复旦教了十几年书。这个柏林犹太律师家的女儿，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中国。

现在想想那个场景，80年代德国的一家中餐馆，一位白发苍苍的德国老太太，一位年轻的武汉服务员，老人说："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最不经意的地方，露出它的真实面目，不需要宏大叙事，不需要慷慨陈词。只需要一句简单的话，一个惊讶的表情，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往事，就这样浮出水面。

那把母亲送的银勺子，汪小玲一直带在身边。从柏林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前线，从前线到重庆，从重庆到常熟，从常熟又回到上海。最后，它跟着主人回到德国。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勺子，它见证了一个德国女子在中国的50年。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和平，见证了一个外国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2021年，中国作家网刊登了关于汪小玲的详细报道。文章作者走访了汪小玲的家人，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那个Dessau餐馆的故事，就是她的孙子汪培德亲口讲述的。

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网2021年10月14日刊文《复旦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详细记载了汪小玲的生平事迹及Dessau中餐馆相遇的真实故事

武汉市人民政府官网2025年7月9日报道《抗战的中心城市之一》，记录了武汉会战期间国际友人参战的历史

参考网2021年报道《复旦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引用汪小玲家人第一手回忆资料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