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10个月像一场噩梦，醒了之后，哥就不在了。最开始想在知乎记他抗癌的事，那时候他还活着，我只是没处说，想找个地方装这些憋在心里的话。我哥才36岁，肝癌晚期，到最后连药都没得用了。那时候天天祈祷，就想让时间慢一点，哪怕多留他一
2023年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10个月像一场噩梦，醒了之后，哥就不在了。最开始想在知乎记他抗癌的事，那时候他还活着，我只是没处说，想找个地方装这些憋在心里的话。我哥才36岁，肝癌晚期，到最后连药都没得用了。那时候天天祈祷，就想让时间慢一点，哪怕多留他一天也好。
2022年最绕不开的是疫情，可对我们家来说，更重的打击是2023年初哥突然确诊。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只记得年末年初那阵，我们家像坐过山车，前一秒还满是过年的盼头，下一秒就摔进了谷底。
本来那年过年我们都盼着团聚。疫情的时候我老婆怀孕、生娃、坐月子，我爸妈和哥嫂都没在身边。年底疫情放开，大家都等着见我家大胖小子。因为有宝宝，加上放开后好多人感染，我们不敢坐火车，特意提了新车。咱普通老百姓家，这辈子求的不就是这点团圆和安稳嘛。我开着新车带老婆孩子回老家，爸妈和亲戚们高兴得不行。年前爸妈还盘算着，要给我儿子办满月酒，给我侄女过十岁生日，村里礼堂典礼要补上，还要接姑妈们来家里看戏，去我妈娘家参加那边的礼堂落成礼。那时候觉得，这个春节肯定热热闹闹的，全是盼头。
可一切都太突然了。1月10号，前几天刚忙完儿子满月酒，新车上完牌，那天还去给儿子上了户口。我跟老婆说，今天下雨把车冲干净了，停去操场边，等哥回来抽干池塘抓鱼过年。正说着，就听见楼下我爸跟我嫂子打电话，声音急得不行：“你别哭啊”“是不是出车祸了”——我心一下揪紧，跑到窗边想听清楚，就听见我爸喊我名字，让我赶紧下去。
我跑下去接电话，嫂子说：“你转点钱给我，你哥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医生说可能是肝癌。你跟爸抓紧来义乌。”那一刻我脑子全懵了，手里攥着电话，机械地上楼拿手机转账。我老婆在旁边看着我，也是一脸懵。挂了电话我跟她说：“哥住院了，我跟爸去义乌，你在家照顾好宝宝。”拿上书包下楼，看见我妈已经慌得说不出话，只会重复：“我要去义乌，我要去看我儿子。”我只能劝她：“你现在去也没用，我跟爸先去看情况，你还得照顾刚出月子的媳妇和孙子。”她说让两个阿姨来帮忙，非要去。我没办法，让爸给阿姨打电话，好说歹说才把她安抚住，赶紧往义乌赶。
高速上是逆向车流，一路顺畅，两个小时就到了义乌中医院。路上我还侥幸想着，哥就是有点小病住院，等我跟爸接他回家过年。嫂子电话里也只说“疑似”，我总盼着是误诊。到了医院，碰到两个刚到的表哥，一起往病房走，嫂子娘家的姐姐姐夫在门口等我们。我问哥情况，姐夫说：“是肝癌，晚期，很严重。”这句话像块石头砸下来，我一下瘫在地上，嚎啕大哭——来路上所有的侥幸，全碎了。表哥和姐夫扶着我，哭了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得撑住。嫂子说，哥做手术时不是全麻，医生的话他听见了，已经知道是肝癌晚期，还担心治疗费太高，怕拖累家。嫂子说，没必要瞒了。
进病房时，哥刚从手术室出来，很虚弱，床边插满监测仪，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刺耳。我喊了声“哥”，就赶紧走出病房——不敢跟他对视，不知道怎么安慰，更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肝癌晚期呢？
那之后，我们就像掉进了无尽的深渊。经济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看着哥受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对肝癌的恐惧更是没处躲。最现实的是筹钱：哥嫂工资不高，嫂子爸爸半年前刚查出脑胶质瘤做了手术，家里早没积蓄了。我因为老婆怀孕半年没上班，又刚买了车，手里也没余钱。我跟几个要好的朋友开口，原以为能筹三五万，结果只收到几个祈祷的表情包。后来有几个朋友每人拿了两千，托当地朋友送到医院，说“大忙帮不上，小忙尽心”。那时候才懂，钱真的是最大的底气。
找医生沟通，办公室里喜气洋洋的，因为要过年了。主治医生没多话，只说该跟嫂子姐夫说的都说明了：肝癌晚期，上午肿瘤破裂差点没抢救回来，随时可能再破裂，再破裂就没救了。我听完，甚至在心里预演了哥随时会走的场景。爸跟我说，妈晚上要过来，问我要不要让她来。我想，万一这是最后一面，妈不见到哥肯定不放心，就说：“让他们来。”
晚上大姨夫开车送妈、侄女、二舅、小姨夫到医院。我把他们带到病房门口，自己站在远处——总怕跟哥对视，只有他睡着时，我才敢凑近看他。他们看完哥，都退到走廊里哭，医院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哭声里熬过去了。
在义乌待了两三天，医生一直催转院：这里不是专业肿瘤医院，新农合在外省报销比例也低。我们忙着联系南昌的医院，找救护车。转院那天，义乌到南昌的转运费快一万。爸和嫂子跟救护车走，我自己开车，中途想拐回老家里拿东西。到村口时，我把车停下，给媳妇发信息：“我不敢回家，不敢面对妈，觉得没能把哥好好带回来。”在车里哭了一会儿，还是得收拾心情——路还得走。到家吃了晚饭，看了眼儿子，带着两个姨夫继续往南昌赶。
到南昌肿瘤医院没两天，我就阳了，烧得迷迷糊糊的。嫂子怕我传染给哥，不让我进病房。哥在南昌住了段时间，也没什么特殊治疗，就是常规输液。眼看快过年了，家里一堆事要忙，哥那段时间恢复得还行，不用人时刻守着，爸和两个姨夫就先回了老家，只剩我和嫂子在医院守着。
那段时间，哥还跟大姨夫约好，过年回家一起打牌——这是我们家每年过年的保留项目。哥平时一年到头不摸牌，也不赌，就过年那几天，跟两个姨夫、家里几个亲戚凑一桌玩玩。可谁能想到，这个约定到最后也没实现。后来每次说起这事，我们都会想起有次打牌他耍无赖的样子：我们那边爱打“卧龙”，得用两副半牌，洗牌、码牌要好久。有回他码了半天牌，我妈喊吃饭，他立马把牌往桌上一扔，说“吃饭了吃饭了，快端菜”，逗得我们笑了好多年。现在想想，那个场景往后只能在记忆里找了。
我们在南昌待到1月19号才回家，因为第二天就是家里的小年，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晚上到家时，爸按老家习俗，放了好长一挂鞭炮，说要赶走邪气，给哥接好运气。鞭炮声一响，住得近的叔伯们都跑来看哥，家旁边的王叔，估计吃完晚饭就一直在我家等着，我刚把车停好，他就过来开车门扶哥下车，嘴里不停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从医院回来肯定长命百岁”。
农村里虽然难免有家长里短的是非，但人心底的淳朴和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点，在哥生病到走的这段时间里，我体会得特别深。
小年第二天上午，来家里看哥的人就没断过。下午过小年，妈没心思弄菜，就简单做了几个家常菜。出院时医生特意交代不能剧烈运动，在我们家，连一二楼的楼梯都算“剧烈运动”，所以小年那天，哥一直待在楼上没下来。等到大年三十，我和爸用椅子把他抬下楼，一家人总算吃了顿团圆饭。
正月初一，按规矩要给我儿子添丁上家谱，本来是件热热闹闹的事，可家里添了哥生病这档子事，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连笑都带着点勉强。后来给侄女补过十岁生日也是这样——我们那边逢十的生日要大过，可因为哥的病，最后就买了个蛋糕，一家人围着吹了蜡烛。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可谁都知道，那笑是强撑的，哥也配合着我们笑，我们心里都清楚彼此的难过，只是没人说破。
那段时间，来家里看哥的人太多了，多到我侄女看见往我们家方向走的路人，都会问“这个是来找爷爷的吗”。好多长辈亲戚，我这一辈都不认识，更别说侄女了。他们来，都是心疼哥年纪轻轻就得了这么重的病，心疼我爸妈操劳一辈子，老了还要遭这种罪。谁都知道肝癌晚期意味着什么，可每个人都跟哥说吉祥话，没人愿意提那句残忍的实话。
有个伯母，她老伴之前是胰腺癌走的，她私下拉着我说：“你得做好准备，这病快得很，不然真到那天，你和你爸妈都接受不了。这就是不治之症，这些话我不敢跟你爸妈说，你是年轻人，该知道这病多厉害。”我点点头，她的亲身经历，我自己查的资料，早就让我清楚这个病魔有多可怕，只是我一直不敢跟爸妈说，也不敢跟哥提。
大年初三，村里和隔壁村开始搭台唱大戏。疫情三年没这么热闹过，我本来也盼着，可真到了热闹的时候，才发现这份热闹跟我们家没关系。
正月初八，送哥去南昌做第一次正式治疗，方案是靶向介入+免疫，跟义乌医院给的一样。义乌的医生说这是国际指南，全世界方案都差不多，就看个人对治疗敏不敏感。哥的肿瘤太大，没手术机会，只能先靠介入+靶向断肿瘤的血供，让它变小，小到能切了才算理想——要是能朝这个方向走，或许还能活三五年；不然，最多两三个月。
那时候我不知道靶向治疗是啥，以为要住很久，送哥嫂到南昌当天下午就回老家了。开高速的时候，车上广播全是喜庆的歌，每个频道都在笑，跟我心里的堵得慌比起来，特别讽刺，越听越想哭。好好的春节，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后来才知道，靶向治疗就是输液吃药，哥输了一天液，第三天就出院了，我又一大早赶去接他们。
回家没几天，哥说肚子痛得厉害，去县医院做CT，怀疑肝内出血，可能肿瘤破了。又连夜往南昌赶，原来的主治医生休假，科室也没床，联系了别的医生，从消化内科转到肝胆介入科——这一转，就再也没离开过这个科室，直到他走。
这次紧急做了介入，我在手术室外陪嫂子等。哥出来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好意思，又耽误你了”。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哭，他心里得有多难受，才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家里。后来嫂子说，哥不止一次跟她说“弟现在成家了，有老婆孩子要养，能自己解决的事就别麻烦他了”。
这是我第一次陪哥做手术，也是最后一次。中间几次治疗，我大多只是负责接送。在医院待了几天，不知道哥还要住多久，我也得找工作赚钱，元宵节前一天就回了上海。路上跟媳妇说，我好怕这次走了，就再也见不到哥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天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他随时可能离开，我们兄弟这场缘分，说不定哪天就断了。
回上海后，我按部就班投简历、面试，还拿着哥的资料找了东方肝胆的张主任。我抱着侥幸想碰碰运气，结果主任说“要是我的病人，我不会做任何治疗，没意义”——这话跟让我们准备后事没区别。那时候还是初春，天挺凉，我坐在门诊楼出口，哭得止不住。命运怎么这么狠？他才36岁，日子刚有点盼头，还有好多规划没做，怎么就要走到头了？
忘了哥那次住了多久院，只记得他回老家后状态越来越好。家里摄像头里，总能看到村里人拎着东西来看他，好多年初不知道消息的叔伯婶子，都特意来探望。哥还能跟他们说笑，送他们出门，跟我离家时那个虚弱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之后那段时间，哥的精神头一天比一天足，在微信群里分享日常：自己走路去赶集，开车去南昌复查，带嫂子逛八一广场，甚至陪侄女打羽毛球。我那时候觉得，好像看到了一束光，说不定哥的治疗真能朝最理想的方向走——医生说最好能活五年，我不贪心，有两年就够了。后来嫂子说，那段时间也是哥心态最好的时候，他愿意说话，也相信自己能撑五年，能陪女儿再长大一点。
快到端午，爸种的西瓜、绿宝瓜熟了，哥总在群里催我们回家吃瓜、看赛龙舟。端午假期一到，我连夜带着媳妇和儿子往回赶，第二天去姑姑家过节，哥还能跟我们一起走到江边看赛龙舟。那应该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可谁知道，这之后就开始出各种状况，一步步把他拖进地狱。
假期结束我回上海上班，让媳妇和儿子多待段时间，想着有小宝宝陪着，哥能开心点。哥嫂也去南昌复查，这次碰到了第一个拦路虎——黄疸。这一住就是四五十天，之后骨转移、剧痛接踵而至，每次回忆这些，心都像被扎一次，太心疼他了。
治疗到这步，医生说效果都不好，肿瘤又大又多，位置还不好，推荐换一种不能报销的进口靶向药。哥第一次强烈想放弃，他说“怎么治都是人财两空，每次复查都没好消息，不如留钱给她们母女俩”。嫂子不愿意，让我一起劝他，哥最终答应了，可第二次用进口药时，他出现了严重过敏，药都没输完就停了。后来爸说，哥因为这事一整天不吃饭不喝水，自责花了冤枉钱。医生也说，他是第一个对这药有这么大反应的病人。从那以后，医生明确说，没药能用了，只能看身体情况要不要做介入。
那段时间，我爸妈开始疯狂求神拜佛。人就是这样，现实没办法的时候，只能抓着虚妄的希望。我本来是唯物主义者，可那时候也无比虔诚，宁愿相信真的有菩萨能救哥。表姐夫陪我去义乌找了个“仙家”，他算得特别准，连我爸都不知道的、没出生就夭折的姑姑都算出来了，还说哥嫂子之前没保住的孩子、我堂哥淹死的儿子，这些他都知道。最关键的是，他说哥还有救，寿没到。我们像抓到救命稻草，我跟哥说“大仙都说你能好，别放弃，爱因斯坦都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哪怕我知道这可能是自我安慰，也想让他多点信心。
可那时候哥的意志已经很薄弱了，痛得没一点精气神，加上医生说没药可用，他开始跟嫂子交代后事，大多时候就躺着刷手机，连话都懒得说。我想鼓励他，想让他信奇迹，可那种痛，根本不是意志能扛过去的。
国庆假期回家，哥已经基本不能动了，只能躺在床上，还是痛，没办法又送医院。这次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嫂子发信息让我“来见最后一面”。我临时去火车站，跟工作人员说要见亲人最后一面，才协调着上了车。10月23号下午一点到医院，哥正在吃午饭，看到我还很诧异：“你怎么来了？还没到那时候，没事早点回去。”那时候他精神居然还不错，输了血、吸了氧，好像又闯过一关，我待了几天就回上海上班了。
我们兄弟俩一直不怎么会沟通，一年也打不了几个电话，微信聊天也就几句话。可自从他生病，我有好多话想说，他应该也有好多事想交代，只是我们都回避，总觉得不提，离别就不会来。这次我终于跟他聊了聊，怕再没机会了。
“听嫂子说，你连过年都没信心了？”
“我知道你很痛，我们都没法感同身受。要是真坚持不住了，跟我们说，我们不逼你，也不用亲情绑架你。只是别轻易放弃，我们早晚都要走，只是你比我们早一点，到时候我们再团聚。”
他沉默了会儿说：“好，我会坚持到过年的。”
我又问：“有什么遗憾吗？”
“对不起你嫂子，跟着我没享过福，她都有过轻生的念头，你要多开导她。女儿还小，我陪不了她长大了。爸妈也没尽孝，尤其是你妈，性格执拗，怕她钻牛角尖走不出来。”
“你别愧疚，嫂子说跟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们感情好。女儿我会当亲生的疼，爸妈我也会好好照顾，肯定让妈好好生活。”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聊这些，也是最后一次。
看哥状态还行，我们想着继续治疗，可已经没治疗手段了，只能常规补液。肝胆介入科待着没意义，就转到了疼痛科——也叫安宁科，就等着走向终点了。那时候我们没别的
来源：健康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