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响的时候，我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根细细的棉签，蘸着特制的清洗液，小心翼翼地擦拭一盘老电影胶片。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根细细的棉签，蘸着特制的清洗液，小心翼翼地擦拭一盘老电影胶片。

那盘胶片很脆，像秋天干透了的树叶，稍微用点力，就可能碎成一地再也拼不起来的回忆。

电话铃声是那种老式的，尖锐又固执，一声一声，砸在安静的午后，像要把人从旧时光里硬拽出来。

我放下棉签，慢吞吞地挪过去，拿起听筒。

“喂？”

“是老徐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喘，带着一股子烟熏火燎的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无数遍的破锣。

我愣了一下。

这个声音，熟悉又陌生。

“是我，你是……”

“我，老张！张大强！你不记得了？”

张大强。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我记忆的锁孔里，一拧，咯吱咯吱地，一扇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大门，就这么晃晃悠悠地打开了。

门后头，是1978年。

那年夏天，太阳毒得能把马路烤化。

我们一群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年轻人，坐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的后斗里，一路颠簸，一路高唱着军歌，从部队奔向我们崭新的人生。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光。

那是对未来的憧憬，是对一个叫“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身份的向往。

我们的目的地，是市里最大、最红火的红星机械厂。

那地方，光听名字就让人热血沸腾。

高耸的烟囱，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还有那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在当时我们眼里，那就是全世界最动听的交响乐。

一下车，热浪夹杂着一股浓烈的机油和铁锈味儿扑面而来。

张大强，也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老张，他当时是我们这群转业兵里最扎眼的一个。

个子高，嗓门大，笑起来能露出一口白牙。

他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震得我半边身子都麻了。

“老徐，看见没？这就是咱们的阵地了！以后，咱就在这儿，为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

我笑着点头，心里也是一片火热。

手心里攥着的，是那张薄薄的分配通知书，纸上的油墨味儿混着汗味儿，成了那个夏天最深刻的嗅觉记忆。

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车间。

我去了钳工车间，老张去了锻造车间，还有老李、小王……我们这些在部队里睡上下铺的兄弟，虽然不在一个车间，但都在一个厂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心里踏实得很。

钳工车间里，我的师父姓傅，叫傅国安。

他年纪不大，也就四十出头，但头发已经花白，背总是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他不像别的老师傅那样咋咋呼呼，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车间最角落的那个工位上，手里拿着锉刀，一点一点地打磨着手里的零件。

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绣花。

阳光从高高的天窗上斜射下来，照在他身上，空气里飞舞的粉尘都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金边。

周围的机器轰鸣着，嘶吼着，像一群钢铁巨兽。

只有他那里，自成一个安静的世界。

车间主任领我过去的时候，撇着嘴，不大情愿地介绍：“傅师傅，这是新来的转业兵，徐……徐什么来着？你带带他。”

傅师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睛很亮，像藏着两颗星星，一下子就把他整个人都点亮了。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指了指旁边一个空着的小板凳。

我就这样成了傅师傅的徒弟。

一开始，我跟别的年轻人一样，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总想快点学会，快点上手，快点成为一个八级钳工，拿到最高的工资，戴上大红花。

可傅师傅不教我别的，就让我练一件事：锉铁块。

一块四四方方的铁块，他要求我用锉刀把它锉成一个绝对光滑的平面，再锉成一个绝对标准的正方体。

不能用任何测量工具，全凭手感和眼力。

“心要平，手才稳。”

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一锉就是三个月。

手上的血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旧的磨破了，新的又长出来，最后变成厚厚的老茧。

车间里跟我一批来的年轻人，早就能独立上机床了，有的甚至已经能跟着老师傅修机器了。

只有我，还在跟一块铁疙瘩较劲。

老张他们下了班，跑到我们车间来看我，看见我满头大汗地在那儿锉铁，笑得前仰后合。

“老徐，你这是练什么神功呢？打算把这铁杵磨成针啊？”

我有点脸红，说不出话。

傅师傅听见了，也不生气，只是慢悠悠地走过来，拿起我锉了半天的铁块，放在手心掂了掂，又用他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指在上面轻轻滑过。

“还差点火候。”他淡淡地说，“这铁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不能跟它硬顶。”

说完，他拿起锉刀，亲自给我示范。

他的动作还是那么慢，一下，一下，沉稳又有力。

锉刀划过铁块，发出的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一种近乎于音乐的、沙沙的韵律声。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不是在锉一个零件，而是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那种专注，那种投入，让我心里那些浮躁和不甘，一下子就沉静了下来。

从那天起，我不再抱怨，也不再跟别人比。

我开始学着傅师傅的样子，把心静下来，去感受手里的锉刀，去倾听铁块的声音。

又过了三个月，当我终于能把一个铁块锉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六个面都严丝合缝的时候，傅师傅第一次对我笑了。

他的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不热烈，但很暖。

“行了，可以学点别的了。”

后来我才知道，傅师傅是厂里技术最好的钳工，没有之一。

一些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尖设备，别的老师傅连碰都不敢碰，只有他能修。

但他这个人，脾气倔，不爱说话，也不懂得巴结领导，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窝在那个小角落里。

厂里搞技术革新，要求提高产量，很多工序都简化了。

傅师傅不同意，他说，有些东西，快了，就没了灵魂。

为这事，他跟车间主任吵了好几次。

主任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他，说他是“技术上的保守主义”，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

厂里的人都躲着他，生怕跟他沾上关系。

只有我，还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们造出来的东西，是要用很多年的，不能图一时之快。

那段时间，老张他们都劝我。

“老徐，你傻啊？跟那么个老顽固混，有什么前途？”

“离他远点，不然领导对你有看法，以后评先进、提干都没你的份儿！”

我嘴上应着，但心里不那么想。

我忘不了傅师傅教我锉铁块时说的话，也忘不了他修好一台进口机器后，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孩子般的笑容。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该有的样子。

转折发生在一批出口苏联的零件上。

那批零件要求精度非常高，是给飞机发动机用的，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厂里为了赶工期，把一道关键的热处理工序给简化了。

傅师傅发现了，当场就找到了厂长，说这批零件绝对不能出厂，有安全隐患。

厂长正在为提前完成任务而高兴，哪里听得进这些。

两个人当着全厂中层干部的面，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厂长一拍桌子：“傅国安！你要是觉得你行，你一个人把这几千个零件重新做一遍！做不完，你就给我滚蛋！”

所有人都以为傅师傅会服软。

没想到，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好。”

那天晚上，整个车间的人都下班了，只有傅师傅一个人，打开了所有的灯，站在那堆小山似的零件面前。

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显得特别孤独。

我没走。

我跑到食堂，给他打了饭，又泡了一大缸子浓茶。

我走到他身边，说：“师傅，我陪你。”

他看了我一眼，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

他没赶我走。

我们就这样，一个老师傅，一个小学徒，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开始了那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战斗。

白天，我帮他打下手，递工具，搬零件。

晚上，等他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我就接过来，用他教我的法子，一点一点地打磨。

那几天，车间里的机器声好像都消失了，我只能听到锉刀划过金属的沙沙声，还有我们俩沉重的呼吸声。

困了，就在旁边的长椅上眯一会儿。

饿了，就啃几口冰冷的馒头。

老张他们来看过我一次，隔着车间的玻璃窗，冲我直摇头，眼神里满是“不可理喻”。

我冲他们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知道，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一个星期后，当我们俩把最后一个零件加工完成，累得瘫倒在地上时，天已经亮了。

朝阳从窗户里照进来，给每一个零件都镀上了一层金光。

傅师傅看着那些零件，笑了。

那是我见过的，他最灿烂的笑容。

但是，我们等来的，不是表扬。

而是一纸处分。

傅师傅因为“不服从生产安排，扰乱工厂秩序”，被调离了钳工车间，去看管厂里的工具仓库。

而我，因为“盲目追随错误思想”，受到了全厂通报批评。

我在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

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以前称兄道弟的战友，见了我也绕着道走。

老张找到我，痛心疾首地说：“老徐，你这又是何苦呢？为了一个不相干的老头子，把自己的前途都搭进去了！值得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

我问他：“老张，你还记得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他说，一个兵，可以没有技术，但不能没有骨气。”

老张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那段时间，我在车间里过得很压抑。

没人再让我碰核心的活儿，每天就是扫扫地，擦擦机器，干些打杂的活。

车间主任见了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我知道，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有一天，傅师傅找到了我。

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背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

他塞给我一个地址，说：“小徐，这厂子，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有个老战友，在市文化宫管电影放映队，他们那儿缺个放映员。活儿不累，就是清净点。你去吧。”

我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手心全是汗。

“师傅，那你呢？”

他笑了笑，拍了拍我身上的灰，“我？我就守着我那堆铁疙瘩过日子挺好。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

我走了。

没有欢送会，没有告别。

我甚至没敢回宿舍收拾东西，就那么穿着一身油乎乎的工作服，离开了那个我曾经以为会奋斗一辈子的地方。

走出红星机械厂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

高大的烟囱还在冒着黑烟，厂房里传来熟悉的机器轰鸣。

老张他们，应该正在里面挥汗如雨吧。

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

我去了文化宫。

那是一个跟机械厂完全不同的世界。

没有震耳欲聋的噪音，没有呛人的机油味。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旧书的味道。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我的新单位，是文化宫的电影放映科。

整个科室，加上我，一共三个人。

一个姓王的科长，一个叫林姐的老放映员，再就是我。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检查、维护那些老式的电影放映机，然后把一盘盘沉重的电影胶片，搬到放映室，再把光影投射到那块巨大的白色幕布上。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

太安静了。

安静得让人心慌。

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待在黑漆漆的放映室里，只有放映机转动的“咔嗒”声，和电影里传来的声音作伴。

我常常会想起机械厂。

想起那里的热火朝天，想起老张他们爽朗的笑声，想起傅师傅手里那把永远在打磨的锉刀。

我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了。

林姐看出了我的失落。

她是个很温柔的女人，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

有一天，她递给我一本书，是关于电影史的。

“小徐，别小看我们这份工作。每一盘胶片里，都藏着一个时代。我们不是在放电影，我们是在守护记忆。”

我将信将疑地翻开了那本书。

然后，我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我开始学习电影的历史，学习不同胶片的特性，学习如何修复那些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脆弱不堪的老片子。

我发现，这活儿，跟傅师傅教我锉铁块，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修复一段破损的胶片，就像在显微镜下做一场外科手术。

你要用特制的药水，把那些霉斑一点点清洗掉。

你要用小小的剪刀和胶水，把断裂的地方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

这个过程里，你的呼吸都要放轻，生怕一口气，就把那段珍贵的影像给吹没了。

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喜欢胶片在指尖划过的感觉，冰凉，平滑，像在触摸时间的皮肤。

我喜欢放映机里那束光，穿过黑暗，打在幕布上，然后一个鲜活的世界就在你面前诞生。

我喜欢看到观众们，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在看到精彩处时，发出的惊呼和欢笑。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魔法师。

我的生活，也因为这份工作，变得简单而充实。

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

她就在文化宫的图书馆工作，一个爱笑的姑娘，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阳光和书本的味道。

我们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坐在空无一人的放映厅里，看一部老电影。

有时候是《英雄儿女》，有时候是《小兵张嘎》。

银幕上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比傅师傅的眼睛还要亮。

我们结婚了，就在文化宫旁边分的一间小平房里。

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几个同事吃了顿饭。

傅师傅也来了。

他送了我们一套他亲手打磨的工具，小巧精致，像艺术品。

他说：“过日子，跟做活儿一样，得用心。”

那些年，偶尔也会有机械厂的消息传来。

老张当上了车间副主任，老李成了技术标兵，小王娶了厂长的女儿……

他们一个个，都像是上了发条的钟，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奋力地往前冲。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妻子都会问我：“你后悔吗？”

我摇摇头。

我看着我们的小家，窗明几净，书架上摆满了书和电影光盘，空气里飘着饭菜的香气。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风向变了。

“红星机械厂”这个曾经无比响亮的名字，开始变得黯淡。

市场经济的大潮冲了过来，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傻大黑粗”的产品，一下子没了销路。

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先是发不出奖金，然后是工资开始拖欠。

再后来，就是那场席卷了整个时代的“下岗潮”。

我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再次见到老张的。

那天我正在文化宫门口扫雪，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我面前停下。

车上的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棉袄，满脸胡茬，眼神黯淡。

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那是张大强。

那个曾经笑起来能露出一口白牙，一巴掌能拍麻我半边身子的张大强。

他瘦得不成样子，背也驼了，像个小老头。

“老徐……”他一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还带着剧烈的咳嗽。

我赶紧把他扶进传达室，给他倒了杯热水。

他捧着杯子，手抖得厉害。

他说，厂子没了。

几千人的大厂，说没就没了。

他们这些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一人拿了几万块钱的遣散费，就被打发回了家。

“副主任也没用，技术标兵也没用，厂长女婿都没用。”他苦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这辈子，除了会抡大锤，还会干啥？我出去找活儿，人家都嫌我年纪大，没文化。”

他说，他现在每天骑着这辆破自行车，满城转悠，打点零工，搬砖，扛水泥，什么都干。

“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散架了，也就挣个几十块钱，还不够给老婆孩子看病的。”

他说，他老婆因为长期在锻造车间，噪音和粉尘，得了严重的肺病和耳鸣。

他自己，也一身的毛病，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觉。

“老徐，我真羡慕你。”

他看着我，眼睛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当年，我们都笑你傻，笑你没出息。现在才知道，你才是我们这群人里，活得最明白的那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塞给他。

他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以后，陆陆续续地，我又见到了好几个当年的战友。

老李，那个技术标兵，因为长期操作车床，吸入了太多金属粉尘，得了尘肺病，呼吸都困难。

小王，那个厂长女婿，厂子倒了，老丈人也下了台，他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时代这台巨大的机器，狠狠地碾过一遍，身上带着伤，心里留着疤。

他们见到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都是：“老徐，还是你好啊。”

他们羡慕我。

羡慕我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从没被拖欠过。

羡慕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从没接触过那些噪音和污染。

羡慕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妻子温柔，孩子懂事。

他们不知道，我也有我的难处。

随着电视、录像机的普及，来文化宫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

我的工作，也从一个“魔法师”，变成了一个“守墓人”。

好几次，整个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观众。

领导也找我谈过话，说电影放映科要被撤销了，让我考虑一下，是去图书馆看大门，还是去花房当花匠。

那段时间，我也很迷茫。

我把自己关在放映室里，一盘一盘地看那些老电影。

看着银幕上那些熟悉的面孔，听着那些熟悉的对白，我忽然想起了傅师傅。

想起了他守着那个小角落，守着他那些“过时”的规矩，不肯妥协的样子。

我想，傅师傅守的是一门手艺。

而我守的，是这些胶片里的时光，是几代人的记忆。

只要还有一个观众，我就要把这场电影，好好地放下去。

我跟领导说，我不去图书馆，也不去花房。

我向他保证，我会让电影院，重新热闹起来。

我开始想办法。

我把我收藏的那些经典老片子，分门别类，搞了各种主题的电影周。

“战争与和平”电影周，我就放《上甘岭》《地道战》。

“青春与爱情”电影周，我就放《庐山恋》《街角的商店》。

我还跑到附近的中小学，跟校长们商量，组织学生们来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票价只收五毛钱。

我还自己学着写海报，画宣传画，贴得满大街都是。

我的妻子，也发动她在图书馆的同事，帮我一起宣传。

慢慢地，来看电影的人，真的多起来了。

先是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来这里，不只是看电影，更是来怀旧，来寻找他们逝去的青春。

然后是那些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那些他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

放映厅里，又重新充满了欢声笑 ઉ笑语。

我甚至还搞了一个“露天电影院”。

夏天晚上，就在文化宫的广场上，支起一块巨大的白布。

周围的居民，都拿着小板凳，摇着蒲扇，围坐在一起。

当那束熟悉的光打在幕布上，当那熟悉的片头音乐响起时，我看到很多人眼里，都闪着泪光。

那一刻，我觉得，我所有的坚持，都值了。

我就这样，一直干到了退休。

退休那天，文化宫给我办了个小小的欢送会。

王科长已经变成了王主任，他也快退休了。

他握着我的手，说：“老徐，谢谢你。你给文化宫，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那些机器，也不是那些胶片。

他说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像傅师傅那样的，近乎于“傻”的坚守。

电话那头，老张的咳嗽声，把我从悠长的回忆里拉了回来。

“老徐，想什么呢？这么半天不说话。”

“哦，没什么，想起点以前的事。”我清了清嗓子，问他，“你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吗？”

“下个礼拜天，咱们那批转业的老战友，想聚一聚。就在以前厂子门口那个‘老地方’饭店。你有空来吗？”

“有，当然有。”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就好，那就好。大家都挺想你的。”老张的声音里，透着一丝高兴。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

院子里，我种的那几棵桂花树，开得正盛。

风一吹，满院子都是甜丝丝的香气。

我的孙子，正在树下追着一只皮球跑，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的妻子，端着一盘刚洗好的水果，从厨房里走出来，冲我喊：“老头子，发什么呆呢？快来吃水果！”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我忽然觉得，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好像什么都没做，又好像做了很多。

我没有像老张他们那样，轰轰烈烈过。

我的人生，就像一部老电影，没有炫目的特效，没有激烈的冲突。

有的，只是那些平淡的、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镜头。

但就是这些镜头，拼凑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一个关于选择，关于坚守，也关于得失的故事。

聚会那天，我特意穿上了我那件珍藏多年的旧军装。

虽然有点紧了，但穿在身上，整个人的精气神，好像都回来了。

“老地方”饭店，还是老样子。

只是招牌旧了，墙皮也有些脱落。

我推门进去，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

一张大圆桌，围了十几个人。

都是些头发花白，脸上刻满皱纹的老头子。

我一眼就看到了老张。

他比上次见，好像又老了些。

他看到我，立马站了起来，激动地朝我挥手。

“老徐！这儿！”

我一走过去，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都转向我。

“老徐来了！”

“哎哟，老徐，你可一点没变啊！”

“是啊，你看这身板，还跟当年一样硬朗！”

我被他们簇拥着，拉到了主位上。

老张给我倒了满满一杯酒。

“老徐，今天你必须得喝。这么多年没见，兄弟们都想死你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桌上的其他人。

老李，他的呼吸还是很沉重，说几句话就要喘半天。

小王，他看起来精神还好，但两鬓已经全白了，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

还有其他人，有的戴着助听器，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手里攥着一瓶速效救心丸。

岁月，真是一把最无情的刻刀。

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

他们聊的，都是过去。

聊在部队里的趣事，聊刚进厂时的雄心壮志，聊那些年厂里的辉煌。

聊着聊着，声音就低了下去。

不知道是谁，先提起了厂子倒闭的事。

气氛一下子就沉重了。

“他娘的，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连个念想都没了。”一个叫老赵的战友，狠狠地把酒杯墩在桌上，眼睛都红了。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还梦见在车间里干活呢。那机器声，听不见，心里就空落落的。”

“你们算好的了，好歹身体还行。我这肺，就是个摆设，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气。医生说，都是当年在厂里落下的病根。”老李一边说，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老张拍着他的背，叹了口气。

“都别说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命。这都是命。”

他端起酒杯，转向我。

“老徐，来，哥哥敬你一杯。”

他一口把酒干了，然后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这帮人，私下里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你。”

我愣住了。

“聊我什么？”

“聊你当年的选择。”老张说，“当年，我们都觉得你傻，为了一个老顽固，放弃了大好的前途，跑到那个鸟不拉屎的文化宫去。我们都可怜你，觉得你这辈子完了。”

他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才是最傻的那个。”

“我们把一辈子，都拴在了那台大机器上。机器转的时候，我们跟着转，风光无限。机器停了，我们也就跟着散架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到头来才发现，我们就是一颗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换掉，被扔掉。”

“只有你，老徐。你早早地就跳出了那台机器。你找到了你自己的活法。虽然清净，但安稳。虽然不富裕，但踏实。”

“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老了，拿钱换命。你看我们这一桌子，哪个身上没点毛病？再看看你，红光满面，身子骨比我们这些人都强。”

“我们羡慕你啊，老徐。是真羡慕。”

老张说完，整个包厢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羡慕，有感慨，有落寞，还有一丝丝的悔意。

我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我看着这些我曾经最亲密的战友，这些被岁月和生活磨平了棱角的老兄弟。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说：“各位兄弟，你们说的话，我听着心里难受。”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你们活得明白。当年离开厂子，不是我多有远见，说实话，是待不下去了，是被逼无奈。”

“刚到文化宫那会儿，我也迷茫过，失落过，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有使不完的劲儿，有看得见的前途。”

“后来，是我的师傅，傅师傅，还有我的工作，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不在于你站在多高的位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一件，你真正热爱，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辈子的事。”

“对你们来说，那件事，可能就是抡好你们手里的大锤，开好你们手里的车床。你们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那座工厂，你们无愧于心。”

“对我来说，那件事，就是放好我手里的每一部电影。我守着那些光影，守着那些记忆，我也觉得，我这一辈子，没白过。”

“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比谁更高明。我们都尽力了。”

“要说羡慕，我也羡慕你们。羡慕我们曾经一起穿着军装，一起高唱军歌的日子。那段岁月，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来，这杯酒，不为别的，就为我们逝去的青春，为我们这帮不认命的老骨头，干了！”

我一仰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眼泪，差一点就涌了出来。

“好！”

“说得好！”

“为我们的青春，干了！”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

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1978年的那个夏天。

我们还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坐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的后斗里，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那顿饭，我们吃到了很晚。

我们喝了很多酒，也聊了很多。

聊各自的家庭，聊各自的孩子，聊退休后的生活。

没有了抱怨，也没有了攀比。

剩下的，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和坦然。

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喝多了，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马路上。

老张拉着我的手，怎么也不肯放。

“老徐，以后常联系。别再跟我们断了。”

我点点头：“一定。”

回家的路上，月光很好。

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忽然想起，我离开机械厂的那天，傅师傅送我到门口。

他也是这样，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

他对我说：“小徐，记住，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个精气神。只要这股神不倒，走到哪儿，你都倒不了。”

我这一辈子，好像都在践行着他这句话。

我守着我的放映机，守着我的胶片，守着我的那束光。

我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影放映员。

一个在黑暗中，为别人送去光明和欢乐的人。

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回到家，妻子已经睡了。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

书房里，有一面墙，被我改造成了陈列柜。

里面放着我收藏了一辈子的东西。

有傅师傅送我的那套工具。

有我用过的第一台放映机的镜头。

有我修复的第一盘电影胶片。

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

我拿出相册，翻开。

第一页，就是一张合影。

照片上，一群穿着旧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照片的背景，是红星机械厂那扇气派的大门。

照片已经泛黄了，但照片上的人，每一个，都那么鲜活。

我用手指，轻轻地抚过老张的脸，老李的脸，小王的脸……

最后，落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照片上的我，又黑又瘦，但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一种对未来，毫不怀疑的光。

我合上相册，把它放回原处。

然后，我走到我那台老式的胶片剪辑台前，坐下。

台上，还放着我今天下午没擦完的那盘老胶片。

我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棉签，蘸上清洗液。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胶片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晕。

我的动作，很慢，很稳。

就像很多年前，傅师傅教我锉铁块时一样。

我知道，我手里的，不只是一段影像。

那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

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而我，有幸，成为了这段记忆的守护者。

这就够了。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