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儒重教的优良传统，南靖人也不例外。南靖置县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成为继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后第五个漳州府属县份。南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置县伊始，县学就随之建立，“学随以建。后畬寇作乱，县迁于小溪琯山之阳，学随以迁。”。[1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儒重教的优良传统，南靖人也不例外。南靖置县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成为继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后第五个漳州府属县份。南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置县伊始，县学就随之建立，“学随以建。后畬寇作乱，县迁于小溪琯山之阳，学随以迁。”。[1]历任知县、教谕知靖后，有的捐俸助学、有的扩建学宫、有的亲临县学讲课，重视教育热度不断升温。在当政者的带动下，民间社会对教育、科举也倾注极大热情，宗族大户无偿提供宗祠大屋办学校，乡绅义民捐献学田助学，生员学子寒窗苦读。在政府、社会、学子三重叠加影响下，南靖古代教育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举成就也水涨船高，创造了山区小县的科举辉煌。
一、 历史悠久的南靖古代教育
（一）南靖古代教育的时间轴
《南靖县教育志》记载：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县治东(靖城)创办儒学。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县儒学设教谕，训导各一人。隆庆六年(1572年)，开办十八所社学。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靖城创办霞西社学。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靖城建立学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霞西社学改办为霞西义学。雍正二年(1724年)，增设居仁、归德、永丰三所社学。乾隆二年(1737年)，霞西义学改办欧山书院。道光三十年(1850年)，天主教在三卞开办玫瑰圣母会塾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停八股。宣统元年(1905年)，欧山书院改办为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是南靖第一所小学。同年，县教育行政事务开始由县第三科兼办。同年，创办师范讲习所。[2]
这里有几处地方值得商榷：
1、南靖县学建于何时
古代官学主要包括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官办书院、阴阳学、医学等内容。由县署直接管理的就是县学。“县学”，指古代设于县的供生员读书的官办学校，与府学、州学并称儒学。科举制度下童试录取后方准入县学读书，入学名额有明确的限定。
南靖县学建于何时呢？各种史志资料有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南靖县教育志》记载的是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县治东(靖城)创办儒学。查民国版《南靖县志》里记载的是：“县建于元，查旧志至正十六年（1356年）已建学。并于《秩官》内查有教谕、训导等员，但学制无可考。”。[3]查万历癸丑版和光绪版《漳州府志》也均记载南靖县学建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
但史实是否如此呢？根据漳州目前存世的第一本府志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元南靖县学，英宗至治间始割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立作南胜县，于九围矾山之东。学随以建。后畬寇作乱，县迁于小溪琯山之阳，学随以迁。至元六年（1340年），县尹韩景晦以琯山多瘴，县又迁于小溪之北，改名南靖，而学建于县治之东。[4]另据漳州市图书馆编写的《漳南儒学》第一期《漳州儒学慨况》一文，文中也有这样的一段关于漳州府各县建立县学的论述：“延至北宋，漳州官学始见载于史志。宋代，漳州及所辖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皆设有儒学。龙溪县儒学建于嘉祐六年（1061年）。漳浦县儒学建于天圣三年（1025年）前。龙岩县儒学建于皇祐年间（1049—1053年）。长泰县儒学建于北宋初年。南胜县（后改名南靖）儒学建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综上，根据历朝历代建立郡县的惯例，加上以上两份权威史料提供的佐证，我们可以断定：南靖县学应建于置县之时，也就是说，元至治间（1322年）南靖一置县，“学随以建”。
2、南靖教谕设于何时
“教谕”，学官名。宋代在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始置教谕。元、明、清三朝，县学亦置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南靖教谕设于何时?《南靖县教育志》记载:“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县儒学设教谕，训导各一人。”[5]但此志后面又说“元明时期，县设置教谕和训导各1人，负责儒学、书院、社学教育工作。”[6]应是前后矛盾。那南靖教谕到底设于何时呢？查民国版《南靖县志》里记载：元官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其官多少，品秩高下，皆视以差。南靖为下县，达鲁花赤一员(以蒙古人任)，县尹一员(以汉人、南人任)，主簿一员，县尉一员，典史一员(有司吏五人，尉吏一人，贴书一人)，巡检一员(府志无)，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一员。[7]查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县令二人。扈海至正间任。有传。韩景晦至正间任。有传。教瑜一人。朱键，字国材。初以学行举，为本学教谕。后知龙岩县，有政声。”[8]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南靖教谕应设于元朝至正年间。
（二）规制完善的南靖古代教育
1、学校与生员
(1)县学
南靖置县伊始也就是元至治年间就设县学，设于何处，目前尚无法考证。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如前所述，另有一说为至正十六年。)，在靖城县治东面开办县学，又称儒学。县学规模有多大呢？元朝年间无史料记载，不得而知。明朝就有明确记载。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入国朝来，我太祖高皇帝修明学政。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徒廪膳四十人，增广四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徒廪膳二十人，增广二十人。亲制卧碑，开立条约，以布诸学。”[9]在南靖，明洪武元年(1368年)，县学有廪生20人，增生5人。廪生由政府供给膳食，增生不供给膳食。但随着时间推移，人数渐增，要求进入儒学考取功名的人也越来越多。成化年间，朝廷再于增生之外增收生员，附于诸生之末，称之为附学生员。附学生员之数，就没有明确数额限制。如南靖清乾隆八年(1743年)，有廪生20人，增生20人，候廪、候增暨附生234人，在县学者274人。在此之外，另设有武生。“武生，即宋右庠生也。国初如明制，有岁考，无科考，进亦无定额，附文学教官管理。”[10]，“武生三年一试弓马射击，本县额定八名”[11]。在县学学习期间，是不能混吃混住的，得专心、刻苦，否则是会被淘汰、甚至被处罚的。“宣德间，始如廪生之数，令巡按御史考试。廪生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追廪罚为吏；增生六年以上文理不谙者，黜为民。”[12]
(2)社学
社学是基层学校的一种。虽然它是由地方官府倡导建立的，但是它的运作经费主要由民间支付，因而社学可视为民间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社学已纳入科举制的轨道，为科举考试培养了大量应试的童生。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靖城县治大门外始设一所社学，社学招收15岁以下子弟入学，由县府管理，品学兼优的可补为府学、县学的生员。万历二十二年（1394年），知县陈宗愈迁复旧城于漳南道馆地（即今城隍庙左。），建堂二座，东竖会讲碑，匾曰‘霞西社学’。”[13]明隆庆六年(1572年)，社学发展至19所，即旧县治内2所，东门外1所；习贤里的新寨、棉内、张苍、竹员各1所；由义里的下割、古溪、湖山各1所；永丰里的金山、大田、和溪各1所；居仁里的马坪、车田、西山各1所；归德里的桥南、五峰、雁塔各1所。明中叶后，社学一度衰废。到了清朝，清廷对社学更为重视，曾多次下诏设立社学，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雍正二年(1724年)，又诏令各县设立社学。雍正七年(1729年)，再次诏令立社学，并要求地方加强检查督促。整个清代，南靖有社学13所：在坊社学2所、东门外社学1所、习贤里社学4所、由义里社学3所、永丰里社学1所、居仁里社学1所、归德里社学1所。至乾隆年间，社学全部停办，由私塾代之。
(3)义学
义学是免费招收贫寒子弟入学的具有启蒙教育性质的一种学校。清代初期，朝廷较重视义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朝廷曾下谕“穷乡僻壤皆立义学”。清政府倡导办义学，地方上也有一些积极倡导义学的官员。义学虽是官方倡导，但基本上属于民间办学范畴，但义学的教师往往是由官府出面延聘。义学属于基础教育，办学质量往往比社学为好。在南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知县邱宪章在城隍庙左边的原“霞西社学”的基础上，翻建了几间房子，并题扁曰“霞西义学”。后面几任知县不断重修，确保义学能持之以恒办下去。
(4)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是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明末清初，南靖始创官私合办的书院，有欧山(靖城)、正音、紫阳(山城)、西山(和溪乐土)、蔚文(和溪溪尾)、棣华(和溪白石岩)6所书院，其中欧山书院最为著名。欧山书院前身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陈宗愈所建的“霞西社学”，乾隆八年(1743年)，知县姚循义重修,增建书舍，并改称为“欧山书院”。至清朝末期，南靖书院全部废止。
(5)私塾
塾学是在民间广泛设立的由私人经办的蒙学教育机构。私塾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村校、乡校、书房、书室、书馆、书斋、学馆、门馆、教馆、人家斋等等。根据南靖县党史方志办专家陈春梅从南靖本地谱牒入手研究和现场考察得出的结论，表明南靖教育史上大量存在私学。明中叶以后，社会稳定，“境内各族姓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生活安定,他们开始留意培养人才,提高家族地位,陆续建置书堂、私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教育本族子弟,这些学堂、书堂或冠以很雅致的名号,或只简单称之为‘学仔’。如梅林简氏就建有南华岩精舍、朝云堂、二酉堂书堂、圳口楼书楼。魏氏建有中心坝学堂、怀忍楼学堂。书洋文峰赖氏建有纪善斋学堂,双峰邱氏建有庆安楼私塾。和溪高才徐氏建有麟川斋书斋,迎富尤氏建有南清窠书馆。”。[14]到了清朝以后，各族姓更为重视，各村社都普遍设立私塾。这些私塾、学堂由各村落有名望的人为首主持，自筹经费，聘请塾师，招募富裕家庭学童入学。私塾分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进行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注重背诵不强求理解内容；经馆即进行专经深造较高等的阶段，强调理解内容，要求学会写文章。
(6)初等教育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国开始废科举，兴学堂。但南靖因地处山区，受影响较小，旧制学校尚没有显著改革。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实行上谕张百熙、孙之洞、孙家鼎三人会同审订的癸卯学制“五·四制”的规定。即初等小学修业五年，招收6一11周岁儿童入学；高等小学修业四年，招收11-15周岁少年入学。清宣统元年(1909年)，知县郑世球把欧山书院改办为官立小学堂，是南靖第一所小学堂，陈鹤年任堂长。学堂生155人，开设5个班(高等2班，初等3班)，实行“四·三制”，即初等小学招收6-10周岁儿童入学，修业四年；高等小学招收10-13周岁少年入学，修业三年。
(7)成人教育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展筒易识字学塾运动，为成人业余教育之始，但无设立专门机构。
2、教材与课程
县学的主要任务是考课，其次才是教学。南靖县学生员主要学什么呢？“顺治二年(1645年)诏各省、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举行乡饮酒礼，设宾、馔、介，主读律令，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15]到了乾隆年间，朝廷又诏告各县学，必须学习以下书目：“《上谕》二十一卷〔雍正八年颁发、存学]、《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 〔雍正八年颁发、存学]、《圣谕广训》一卷 〔雍正八年颁发、存学]、《十三经注疏》共计一十六套〔乾隆二年颁发、存学]、《十七史》共计三十二套〔乾隆二年颁发、存学]、《弘简录》共计八套 〔乾隆二年颁发、存学]、《明史》全部计十二套〔乾隆六年颁发、存学]、《御纂周易折中》、《御纂诗经集解》、《御纂尚书集解》、《御纂春秋集解》、《钦定康熙字典》、《御纂性理精义》、《御纂朱子全书》、《经筵日讲四书讲义》、《钦定选四书文》。以上诸书各十部，乾隆六年、七年颁行，散给诸生领读，学内无存。”[16]南靖社学注重的是人性的陶冶，所读以《百家姓》、《千字文》等为主，兼经、史、历、算。隆庆、万历之际，社学的教育内容还包括：“六行”即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事”即洒、扫、应、对、进、退。每天分早学、午学、晚学三段施教。早学主要教以诵书，练习句读，以能熟读为要，不求读多，以《孝经》、《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为教材。午学主要授以诗歌、书法、算学，选《诗经》和《九章算法》为教材。晚学教习礼仪，温习所读之书。结业后可以参加童生试，以备选补生员名缺。南靖私塾的主要教材为《三字经》、《四书杂言》、《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和《四书》、《五经》等。课程设置枯燥无味，每天只有习文、写字(毛笔字)、学礼等。宣统元年(1909年)，初等小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包括珠算)、手工、体操、图画、音乐等课程；高等小学堂除开设初等小学堂所有课程外，加设历史、地理、英语和理科。初等小学堂的修身是包括摘讲朱子理学及有益风化的诗歌；读经包括诗经、论语、大学、孟子等；国文包括习字、造句、作对等。高等小学堂的修身包括《四书》及有益风化的诗歌；读经包括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国文包括读古文、习楷书、习官话(普通话)、作短文等。
3、教学与教研
元明清时期，南靖教师多无受过师范专业教育，教学方法采用“教师念，学生跟读或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音、后解字义，由浅入深”的注入式教学，教师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教学上采用面对面或单个填鸭式方法。教师除使用一把体罚学生用的戒尺及一支红朱笔外，没有其它教具。
4、教师与待遇
元明清时期，南靖教师实行聘任制，由办学单位挑选品学兼优的秀才、廪生或举人任教，职业无保障。“据梅林长教《简氏世系族谱》载,简氏开基祖简德润(生于元顺帝元统元年癸酉),原籍永定太平里洪源村,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方19岁到南靖永丰里梅垅村(今梅林镇梅林村)教授生徒,明洪武四年入籍长教。”[17]这个简德润可以说是南靖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爷”，南靖教师界的开山鼻祖。明清时期一些不愿阿附权贵的官员、科第失意者纷纷回归故里，从事起把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的独善其身的事业。这些人学问较深，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教学成果当然就好了。在南靖，比较有名的教师就有明朝的林釺，清朝的陈常厦、谢际泰等等。义学的教师往往是官府出面延请，办学质量相对比较稳定。而在私塾里，充当塾师是传统社会中不走运的读书人的一种生活出路、一种职业。那些屡试不第、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们通过教授村童获得微薄的束脩收入以养家湖口。此外，还有一些尚未闻达的贫士寒儒，他们也以传授学术为生计，收入甚低，却乐此不疲。不过当时“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已深入民间，故塾师一般较受尊重，每遇婚嫁喜庆或逢年过节，人们常邀请塾师赴宴且恭列上座，或向塾师送礼物。教师报酬有的用“学田”作为薪金，有的由学生家长付给薪金，所教学生多，则薪俸稍高，少的只能糊口度日，经济待遇低微，被社会上称为“穷秀才”。
（三）南靖古代教育的要素保障
1、领导机构 元明时期，县设置教谕和训导各1人，负责儒学、书院、社学教育工作。清袭旧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书院、兴学堂，县设视学、督学管理学堂。县学设有学官，既是当地教育行政长官，又是县学教师，官师合一。学官分两种：一是教谕，为正职，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二是训导，为副职，协助教谕。如前所述，南靖最早有史料记载的教谕是元朝至正年间的朱键。比较有名的教谕还有明景泰三年来任的李孜（广东保昌人）、弘治十八年来任的陈徵（浙江黄岩人）、嘉靖二十六年来任的张大行（广东顺德人），清康熙十年来任的黄寅亮（福建晋江人）。明朝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对李孜、陈徵两位教谕给予较好评价：“论曰:教之职重矣，然官卑禄薄易于失守。则能轻于财利者，亦可取也。此李、陈二公所以得书也欤!”[18]
2、设施设备
在古代，廪生增生们读书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学宫。出生科举的官员们大都乐于修建学宫，这不仅是他们出于自身的体验，也是其政绩的重要体现，因此学宫几乎历任皆有修建，且规模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南靖县学建有大成殿、明伦堂、卧碑、文庙、敬一亭、儒学仓、射圃、崇圣祠、泮池、教谕宅、训导宅等，其中大成殿为县学主要建筑。明洪武三十三年(1400年)，知县杨通重建大成殿，高3.1丈、深2丈、宽5.2丈，34支大石柱，有6间房间，雄伟壮观。正统三年(1438年)，大成殿被贼寇焚毁。景泰元年(1450年)重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知县林挺春在玳帽山下的新县治旁重建大成殿。隆庆五年(1571年)，新建文庙二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知县陈宗愈迁复旧城，在旧城漳南道新建学宫，竖匾为“霞西社学”。将原大成殿立为先师庙。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知县张倬同进士张雄又发动民众捐资重修。三十九年(1700年)，知县邱献章重新修建学宫，改匾为“霞西义学”。乾隆二年(1737年)，知县袁本濂再次重建学官，改匾为“欧山书院”。乾隆八年(1743年)，知县姚循义重修书院，续建书舍。古代南靖学校设备简单，室内只设桌椅。
3、经费保障
南靖古代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田(田租)收入，学田收入作为维系县学长期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对于学校的发展甚为重要。此外，县学经费还来自以下三种渠道：一是朝廷拨款；二是地方官吏捐俸禄购置学田、学租；三是地方乡绅、义民的捐献钱物、田产等。官府还通过集资办学，除县学经费由政府支付外，私办塾学经费由学生家庭自筹，社学、书院等则由地方绅士或社会捐资、自筹办学。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县始设学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始设儒学仓库，年统收学田租谷330石，每石征银7钱，共收银231两，供县学之用。清代教育依旧奉行明代以学田养学校的方针。清顺治年间(1644-1660年)，全县置有学田45亩。乾隆年间(1661-1795年)，全县学田增至163亩。清乾隆四年(1739年)和溪林中孝廉林苑培邀集同仁捐资三千余两银，创办“紫阳书院”。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南靖官绅捐田22亩、洲田96亩，作为学田解决县教育经费。依靠学田收入维系学校运转的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其一是当自然灾害降临的时候，轻则当年收入减少，重则学田被毁坏;其二是学田容易被当地豪强势力霸占，官府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这些因素是导致官学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总督姚启圣捐置十一亩五分充作学田，因该学田处于低水位，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该学田因洪水崩陷，一直到乾隆年间仍未完全恢复。“康熙四十一年(1702)，奉宪文充山城古田洲园七十五亩，征收税银两年为修理学宫费用，一年为科举盘费。雍正二年，洪水冲崩，今垦复尚未及半。”[19]
二、人才辈出的南靖古代科举选拔
南靖置县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就对科举选拔高度重视。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也是衡量地方的文风和教育水平的客观标准。科举选拔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源源不断为科举选拔培养了大批应试生员，为南靖创造山区小县科举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一）古代南靖科举选拔概况
1、关于南靖考中进士情况
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载了明清时期南靖县生员考中进士的详细情况:
明.文科
洪武十八年乙丑（一三八五年）丁显榜：黄仁义，余干县丞。永乐十三年乙未（一四一四年）陈循榜：李贞，第一甲第二名，有传；江澄，户部郎中，有传。宣德五年庚戍（一四三〇年）：林震，第一甲第一名，翰林院修撰。正统十三年戊辰（一四四八年）彭时榜：王玭，礼部郎中，有传。景泰二年辛未(一四五一年)柯潜榜：张 宽，御史，有传。天顺元年丁丑(一四五七年)黎淳榜：陈 爵，高州知府，有传。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年)李春芳榜：王春泽，山东参政。蔡 文，翰林院编修，历官御史。万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年)张懋修榜：吴宗熹，工部主事。万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年)焦竑榜：蒋孟育，庶吉士，南吏部侍郎，有传。万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年)翁正春榜：戴以让，历官至温州府知府，有传。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年)张以诚榜：杨联芳，贵州副使，有传。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年)杨守勤榜：陈维贞，户部主事。万历三十八年庚戍(一六一〇年)韩敬榜：陈翼飞，宜兴知县，有传。天启五年乙丑(一六二五年)余煌榜：许光岳，户部员外郎。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年)魏藻德榜：陈羽白，御史，有传。[20]
清·文科
顺治十五年戊戍(一六五八年)孙承恩榜：王圣时，监利知县(有传)。顺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年)马世俊榜：陈常夏(第一名会元，有传)；
许来音，深泽知县(有传)。康熙九年庚戍(一六七〇年)蔡启尊榜：张 雄，刑部郎中(有传)。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年)归允肃榜：林 琛，漳浦人，内阁中书。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年)沈廷文榜：张福衍,吏部郎中(有传)。康熙三十三年甲戍(一六九四年)胡任舆榜：戴 盼，长垣知县(有传)。康熙四十五年丙戍(一七〇六年)施云锦榜：徐登甲，漳浦学，福山知县，行取吏部主事(有传)。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赵熊诏榜：蔡世远，庶吉士，历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勤。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年)徐陶璋榜：许日炽，广东中式，官至江西按察使，康熙五十七年戊戍(一七一八年)汪应铨榜：庄亨阳，历官至淮徐海道(有传)。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年)彭启丰榜：赵桐友，漳浦人，潍县知县。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年)陈倓榜：黄天瑞，龙溪人，刑部主事。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年)金德瑛榜：邱玖华，广东籍举人(未详科分，依新府志增修)。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年)庄有恭榜：许元瑛，兴化教授。乾隆七年壬戍(一七四二年)金性榜：许本巽，河内知县。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年)钱维城榜：宋帝简。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年)王杰榜：许青龙。学问淹通，文章雅正。嘉庆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年)赵文楷榜(恩科)：许震水，钦赐翰林院检讨(从龙园乡许氏私谱补)。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年)陈沅榜(恩科)：欧阳山，特用教职，保举孝廉方正。道光六年丙戍(一八二六)朱昌颐榜：张金拔，分发甘肃知县，改福宁府教授。道光十八年戊戍(一八三八年)钮福保榜：简逢泰，工部主事，升员外郎。[21]
清·武科
庄梦雷，康熙甲戍(一六九四年)。陈昆龙，康熙壬辰(一七一二年)，湖广守备(本姓曾)。黄腾凤，乾隆己丑(一七六九年)，省提塘。谢开先,乾隆已丑(一七六九年)，京提塘。吴锡章，乾隆乙未(一七七五年)，一甲一名，钦点侍卫。吴宪章，嘉庆己未(一七九九年)，海坛镇游击。
王夺元,嘉庆庚辰(一八二〇年)。许逢时，道光癸巳(一八三三年)。[22]
根据民国版《南靖县志》所载来看，南靖县在明朝考中文科进士有17人，无武科进士，清朝考中文科进士有22人，武科进士8人。我们知道，各朝各代各地的县志有时囿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全或修撰者的喜好偏爱，有时也有它的局限性，因而失去史实的准确性。民国版《南靖县志》也是如此，就比如前面所记载明清时期南靖生员考中进士的史实同样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1、查1997年版《南靖县志》记载，明朝时期南靖进士有18人，比民国版多出了一个，多出的这个是：“林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殿试第三名，探花。原籍龙溪后迁南靖。”[23]，但查光绪版《漳州府志》明确林釺是龙溪人。林釺于1616年考中进士，1621年为避魏忠贤迫害，辞官从龙溪县迁居到南靖县。因此可以明确林釺不是南靖籍生员考中进士的范畴。林釺只能说是生活在南靖的进士。
2、林震、蔡文、戴以让是不是南靖籍进士？查光绪版《漳州府志》记载：“林震，长泰人，第一甲第一名，翰林院修撰。”[24]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所载《人物传》里也很明确林震为长泰人。很奇怪的是，两本《南靖县志》里都把林震列为南靖进士，但在它们的人物列传里又都没有介绍林震，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林震根本就不是南靖籍的进士。蔡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查癸丑版《漳州府志》记载：“蔡文，龙溪人。贵州右副都御史。有传。”[25]，光绪版《漳州府志》也明确记载：“蔡文，龙溪人。贵州右副都御史。”。[26]戴以让，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进士，查癸丑版《漳州府志》记载：“戴以让，龙溪人。温州知府。”[27]，光绪版《漳州府志》也是如此记载。因此可以明确地说林震、蔡文、戴以让不是南靖籍进士，但这些人是不是在南靖上的县学，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研究。
3、我们先以乾隆版《南靖县志》修纂时间乾隆九年（1744年）为界来看看各方志里记载清朝时期南靖进士名录的不同：乾隆版《南靖县志》记载：南靖文科进士有14人，他们分别是：王圣时、陈常夏、许来音、张雄、林琛、张福衍、戴盼、徐登甲、蔡世远、庄亨阳、赵桐友、黄天瑞、许元瑛、许本巽。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载至清朝乾隆九年考中文科进士有16人，他们是：王圣时、陈常夏、许来音、张雄、林琛、张福衍、戴盼、徐登甲、蔡世远、许日炽、庄亨阳、赵桐友、黄天瑞、邱玖华、许元瑛、许本巽。1997年版《南靖县志》记载至清朝乾隆九年考中文科进士有13人，他们是：王圣时、陈常夏、许来音、张雄、张福衍、戴盼、徐登甲、蔡世远、许日炽、庄亨阳、邱玖华、许元瑛、许本巽。乾隆版《南靖县志》比民国版《南靖县志》少了许日炽、邱玖华；乾隆版《南靖县志》比1997年版《南靖县志》多了林琛、赵桐友、黄天瑞，少了许日炽、邱玖华。1997年版《南靖县志》比民国版少了3个，分别是：林 琛，赵桐友，黄天瑞。有意思的是，在民国版《南靖县志》里也很明确指出林 琛、赵桐友是漳浦人，黄天瑞是龙溪人。查光绪版《漳州府志》“卷之十九 选举四 国朝进士”一章明确记载:“林琛，漳浦人。南靖学。内阁中书”[28]；“赵桐友，漳浦人。登第后，奉母家居，友教后进。令临邑，抚民爱士。公余之暇，惟以文章自娱。彬彬有循吏之风也。”[29]；“黄天瑞，龙溪人。刑部主事。”[30]；“许日炽，南靖人，广东籍。官至江西按察司。”[31]；“邱玖华，南靖人。广东籍。”[32]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蔡世远”进士，在乾隆版、民国版、1997年版的三部《南靖县志》记载的进士名录里都有他的名字，乾隆版“蔡世远，漳浦籍，庶吉士，历礼部侍郎。”[33]、民国版和1997年版都一样记载“蔡世远，庶吉士，历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勤。”[34][35]，与乾隆版比少了“漳浦籍”三个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为什么民国版《南靖县志》会把林 琛、蔡世远、赵桐友、黄天瑞四个人记入南靖进士名录，而许日炽、邱玖华没有记入，因为林 琛、蔡世远、赵桐友、黄天瑞他们四个都是在南靖县学读书后考中进士的。乾隆版和1997年版《南靖县志》因许日炽、邱玖华是广东籍人士而没把他们两个记入南靖进士名录，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这么说，林 琛、蔡世远、赵桐友、黄天瑞虽不是南靖籍进士，但也可以作为南靖古代教育的成果。
4、民国版《南靖县志》和1997年版《南靖县志》都记载了乾隆九年之后南靖又有6人考中进士，他们是：宋帝简、许青龙、许震水、欧阳山、张金拔、简逢泰。其中宋帝简、许震水两人也是值得探讨的。“宋帝简，漳浦人。”[36]也是跟林 琛、蔡世远、赵桐友一样是漳浦人在南靖县学读书后考中进士的。在民国版和1997年版《南靖县志》是这样记载许震水：“许震水，钦赐翰林院检讨（从龙园乡许氏私谱补）”[37][38]。在1999年版《漳州市志》“人物表 历代进士名表（已知）”也找到这样的记载：“许震水，清仁宗嘉庆元年”[39]。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关于许震水的记载，1999版《漳州市志》的内容应该是从1997年版《南靖县志》来的，而1997年版《南靖县志》的内容又是从民国版《南靖县志》来的。但在光绪版《漳州府志》“卷之十九 选举四 国朝进士”一章里却查不到许震水的名字，倒是在“卷之十九 选举四 国朝举人 乾隆六十年乙卯龚正调榜”里找到这样的记载:“许震水，南靖人。钦赐会试。翰林院检讨。”[40]我们在网络上查询了福建清朝时期的进士名录，同样找不到“许震水”的名字，再者从民国版《南靖县志》关于“许震水”进士的记载是“从龙园乡许氏私谱补”的描述来看，许震水的进士资格不是出自官方认可，而是来自许氏族谱。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许震水只能算是贡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进士。
5、关于武科进士的问题。光绪版《漳州府志》记载明朝漳州武科进士有52人，但竟然没有一个南靖人。在南靖各种版本的《南靖县志》和其他史料里也都找不到元明时期南靖武科进士的名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在清朝时期，南靖人倒是可以扬眉吐气，武科进士人数不但达到8人，而且还出了一个御前侍卫吴锡璋。民国版《南靖县志》把吴锡璋记载为“清朝武科，吴锡璋， 乾隆乙未（1775年），一甲一名，钦点侍卫。”[41]，也就是武状元，1997年版《南靖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查阅中国历代状元名录等有关史料，我国清朝乾隆乙未武科状元是山东福山的王懋赏（有些史料误为玉懋赏）。查光绪版《漳州府志》记载：“吴锡璋。南靖人。乙未科。侍卫。”[42]而在漳州清朝武科榜眼平和人黄国樑则很明确记载为“黄国樑。平和人。辛丑科榜眼。”[43]按照正常思维，榜眼都明确记载了，吴锡璋若是武状元，府志里应该会非常明确记载为“状元或一甲一名”。民国版《南靖县志》、光绪版《漳州府志》人物传记里也都找不到关于吴锡璋的描述，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吴锡璋不是武状元？
6、综上，我们通过多方查证，去伪取真，并且按照现代教育“生源的认定是以学籍地”为准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代南靖文科进士为14人、清代南靖文科进士为15人、武科进士8人是比较科学的并且比较符合历史史实。他们是：明代的黄仁义、李贞、江澄、王玭、张宽、陈爵、王春泽、吴宗熹、蒋孟育、杨联芳、陈维贞、陈翼飞、许光岳、陈羽白（另有一说为陈羽帛）。清代文科的王圣时、陈常夏、许来音、张雄、张福衍、戴盼、徐登甲、许日炽、庄亨阳、邱玖华、许元瑛、许本巽、许青龙、欧阳山、张金拔、简逢泰。清代武科的庄梦雷、陈昆龙、黄腾凤、谢开先、吴锡章、吴宪章、王夺元、许逢时。
2、关于举人、贡生、例贡、例监生情况
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载：明朝南靖文科举人62人，贡生151人，例贡3人；清朝南靖文科举人146人，武科举人87人，贡生258名，例贡26人。1997年版《南靖县志》记载：明朝南靖文科举人60人；清朝南靖文科举人127人，武科举人86人。《南靖教育志》记载：明朝南靖举人63人，贡生154人，例贡3人；清朝南靖举人123人，贡生255名，例贡26人，例监生120人。
三个县志史料记载的人数不一样，大致情况跟前面进士方面的分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研究的课题是南靖古代教育与科举选拔，从我们研究的范畴来看，我们更倾向于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载的人数：它所统计的人数，不仅包含了南靖籍生员和非南靖籍生员在南靖县学里考取的、同时也包含了南靖籍生员在府学和其他地方县学考取的人数。
(二）南靖科举成就在漳州的位置
1、从漳州科举最高成就的状元、榜眼、探花来看，南靖人占有一席之地。查漳州各版本府志和辖下各县县志记载来看，漳州古代文科科举选拔最高成就是产生了“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三个探花”：一个状元：林震，长泰人，明宣德五年及第。一个榜眼：李贞，南靖人，明永乐十三年及第。三个探花：谢琏，龙溪人，明宣德二年及第；林士章，漳浦人，明嘉靖三十八年及第；林釬，龙溪人，明万历四十四年及第。“永乐十三年（1415年）南靖人李贞登榜眼、宣德二年（1427年）龙溪人谢琏登探花、宣德五年（1430年）长泰人林震状元及第，短短十五年内，捷报连连，可谓漳州科举历史空前绝后的顶峰。”[44]
2、明朝漳州举人、进士第一人（并列）都有南靖人。漳州府第一部府志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记载：
洪武十七年，甲子。福建布政使司乡试中式四人。
蒋复初 南靖人。由府学生中。
刘海 龙溪人。由本学生中。任官见进士下。
周宗起 漳浦人。由本学生中。历官见进士下。
黄仁义 南靖人。由本学生中。任官见任进士下。
十八年，乙丑。丁显榜进士二人。
周宗起 历官寺丞，衙门未详。
黄仁义 任余干县丞。[45]
从上可知，南靖人蒋复初成为明朝漳州府考中举人第一人，而且在四个考中的举人中南靖人竟然占了两个。南靖人黄仁义与漳浦人周宗起并列成为漳州府明朝开科进士的第一人。由此可见，南靖人在明朝科举考试中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3、南靖人是清朝漳州科举的一大亮点。福建的科举在清代严重滑坡，漳州也是如此，漳州进士人数从明代306人降到清代119人，这一时期漳州科举所中举人多，进士少。但南靖科举成就在清朝却还保持较好的势头，整个清朝南靖单单文科进士的就有22人，举人146人，尤其是在全国会殿试中，南靖人陈常夏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会元，成了漳州府在清朝时期科举中最大的亮点。南靖人庄亨阳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殿试中考中二甲第八名，成为漳州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三、 结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能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南靖自明代开始，特别是受到成为中国明代唯一合法对外贸易大港的月港辐射后，南靖经济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时期，南靖官府就能心有余而力更足地重视支持教育，社会和民众也更有资本和条件积极投身教育。有了上层的重视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南靖古代教育就能够快速发展，科举选拔也才能够创造山区小县的辉煌。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又反过来促进了南靖民众素质的提高、社会风气的可喜变化，最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
（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南靖古代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
南靖置县之初，县治初设在九围矶山之东、后又迁至小溪琯山之阳。这个时期，“畲寇李胜[通志作李志甫]等作乱，杀长吏晏只哥。同知郑晟、府判喜春会、万户张哇哇讨之，失利。邑人陈君用袭杀胜。”[46]再加上其他山贼横行，县府疲于应付，哪还有什么心思办学。进入明清时期，战乱相对平息了，山贼骚扰也少了，南靖社会开始呈现安定稳定，经济慢慢发展起来了，县治也早已在元至正年间又搬到了靠近漳州府治的“双溪之北”靖城。受多重影响，县府对教育开始重视起来，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二）政府及其官员重视与扶持是南靖古代教育发展和科举取得成就的关键。
从南靖古代教育的全部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教育的兴盛衰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然而政府对教育的态度乃是个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政府及其官员重视和支持教育，教育就得以发展与繁荣。反之，政府对教育采取漠视的态度,则导致教育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恶化,使之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局面。由于朝廷重视教育,认识到教育具有“以兴文治,以隆风化”的功能,达到传播文化、风化教人、培育人才的目的,因而地方官员积极响应,他们也意识到兴办和发展教育是施政的主要内容，也是政绩评价的重要指标，是最容易出政绩的途径之一。因此，他们乐此不疲，对维护儒学尽心尽力，倡导社会捐资并带头捐俸,修缮庙学，或是到学讲课，培养士子，从建学和兴教两方面来提高南靖的教育水平。
（三）全民重视科举考试为南靖古代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明清以来，朝廷对科举制度高度重视，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学校是培养参加科举考试应试生员的最主要阵地。因而，科举选拔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互推进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学校教育为科举选拔源源不断地提供应试人员，科举选拔背后的奖励机制和高额回报率又为学校教育注入持久的动力。所以，科举选拔的继续繁荣既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前提，又是学校教育发展的表现。随着南靖官学、书院的不断发展，客观上促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产生教育全社会大众的效果。在生存压力日渐增大的南靖，虽然科举之路并非唯一获得更好生存条件的途径，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观念，仍然得到民众的认同。读书、考取功名仍然是老百姓改变命运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尤其是生活艰难的家庭，这些理论更成为应举者寒窗苦读的精神支撑。在众多读书人中才华横溢者很多，通过科考门槛而进入统治阶层的士子们，被统治者授予大大小小的官职。
（四）南靖优越的地理位置助力科举考试和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朝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南靖置县后的疆域四至：东与龙溪为界，西与龙岩县为界，广二百四十里；南与广东潮州府程乡县为界，北与龙岩县为界，袤二百八十里。漳州府属龙溪、漳浦两县置县比南靖早了几百年，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科举成就在漳州府属各县中数一数二，而南靖东与龙溪交界、南与漳浦、潮州交界，经济社会、教育水平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县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助力南靖科举考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载：至正十六年，县尹韩景晦以其地僻多瘴，又徙治于双溪之北，改名“南靖”,即今靖城镇。南靖县治迁徙至靖城后，离漳州府治仅仅四十里，接受府治的辐射和影响就更大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促进了南靖包含教育事业和科举选拔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