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妻子林玥一边给我盛饭，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她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就像在说今天大白菜两毛钱一斤。

“你堂哥，又评上先进了。”

妻子林玥一边给我盛饭，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她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就像在说今天大白菜两毛钱一斤。

我“嗯”了一声，扒拉了一口饭。米饭很香，是新下来的东北大米，颗粒分明，嚼起来有点甜。

“学校宣传栏里贴着大红榜，好大的照片，我买菜路过，瞅了好几眼。”她把一筷子炒鸡蛋夹到我碗里，“人家到底是文化人，在学校里就是不一样。”

我没接话，继续吃饭。

那年，我和堂哥陈伟同年从部队转业。

我们俩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关系说不上多亲近，也绝对不疏远，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堂兄弟。他脑子比我活，在部队里当文书，笔杆子溜，人也机灵，会来事儿。我呢，就是个大头兵，干了几年班长，浑身力气，别的没什么。

转业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一条是去区里刚合并的一所中学，给后勤处当个副主任。另一条，是去街道的邮政所，当个投递员。

家里人都觉得，学校那个岗位好。体面，稳定，说出去也好听，“陈主任”，多气派。

邮递员呢？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个送信的。

我叔，也就是陈伟他爸，专门来我家一趟，跟我爸喝了半天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让我把学校那个机会让给陈伟。他说陈伟是大学生，在部队一直坐办公室，去送信，屈才了，也吃不了那个苦。

我爸闷着头抽烟，没说话。我妈在厨房里摔摔打打。

最后是我自己开的口。我说，我去邮政所。

我没觉得有多委屈。我就是个普通人，没那么大本事，也没那么多想法。邮政所也是铁饭碗，每天骑着车，把信和报纸送到家家户户手里，踏实。我觉得挺好。

于是，陈伟去了学校，我蹬上了那辆二八大杠的绿色邮政自行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的生活很简单，像钟摆一样规律。早上六点起，七点到所里分拣信件，八点半准时出发，下午四点多回来，整理一下，五点下班。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

我负责的片区是老城区，都是些几十年的老楼，没有电梯。每天爬上爬下，腿肚子练得跟石头一样硬。

一开始，确实累。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而且，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我喜欢信件拿在手里的那种沉甸甸的感觉。薄薄的几页纸，承载着远方的思念和牵挂。我喜欢把挂号信交到收信人手里时，他们脸上那种期待又有点紧张的表情。

“小陈，又来啦？”

“陈师傅，喝口水再走！”

片区里的街坊邻居，我都熟。谁家儿子在外地上大学，谁家姑娘嫁到了南方，谁家老爷子爱看《参考消息》，我心里都有数。

有时候，碰上腿脚不便的老人，我还会帮着把米和面扛上楼。他们会抓一把花生或者糖塞我兜里，推都推不掉。

这种感觉，很实在。

林玥有时候会念叨，说我没出息。她说你看陈伟，三天两头在区里的报纸上露脸，什么“优秀教育工作者”，什么“先进个人”，名头一个比一个响。前两天，还分了一套学校的两居室，虽然是旧的，可也比我们这个租来的小单间强。

我听着，不反驳。

我知道，她不是嫌弃我，就是觉得我“本可以”过得更好。

可什么是更好呢？我不太明白。

我觉得现在就挺好。每个月工资按时发，虽然不多，但养家糊口够了。工作稳定，心里不慌。每天跟街坊邻居笑呵呵地打招呼，心里也敞亮。

陈伟的生活，我只在家庭聚会上窥见过一角。

他总是穿着熨帖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喜欢用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词。他会聊学校的教学改革，聊教育局的新政策，聊哪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

我叔我婶每次都听得满脸放光，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有见识。

我呢，就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啃着鸡爪。那些话题，我插不上嘴。

陈伟对我挺客气，会主动给我递烟，问我工作累不累，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说，不累，挺好。

他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说：“辛苦了，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那语气，就像领导在慰问下属。

我心里没什么波澜。人各有志，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挺公平的。

这种平静，或者说，这种自以为的稳定，在一个普通的下午被打破了。

那天我刚送完最后一个小区的报纸，准备回所里，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喂”了一声。

“陈辉吗？我是你堂哥，陈伟。”

我有点意外。我们平时很少打电话，有事都是在家庭聚会或者通过长辈传话。

“哥，有事？”

“嗯……有点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你现在方便说话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听起来有点神秘。

“方便，你说。”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靠在一棵老槐树上。

他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

“是这样，你负责的片区，是不是有个叫‘宏远小区’的？”

“对，三号楼到七号楼都是我送。”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斌的人？”

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想起来了。是五号楼三单元402的户主，他家订了一份《环球时ra报》，他儿子在区一中上初三。

“认识，怎么了？”

“他儿子，想进我们学校的重点班。你也知道，现在竞争激烈，分数差那么一点点，就很难办。”陈伟的声音更低了，“他想……感谢一下负责招生的王老师。”

我心里“咯噔”一下，大概明白了他说的“感谢”是什么意思。

“这事儿，他直接找你不就行了？你是学校主任啊。”

“哎，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才不方便。人多眼杂的，影响不好。”陈伟叹了口气，“他呢，又觉得直接去找王老师太唐突，怕人家不收。所以就想……能不能请你帮忙，把一个信封转交给王老师。”

“信封？”我重复了一遍。

“对，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封，里面是孩子写给王老师的一封信，表达一下敬仰之情。”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不是傻子。

部队里最讲究纪律，这种事情，是高压线，碰都不能碰。到了邮政所，所长天天开会强调，廉洁自律，不能占用户一针一线。我骨子里，对这种事是抵触的。

“哥，这……不太好吧？”我有些犹豫。

“有什么不好的？你就是顺路送个信，又不是让你干别的。”陈伟的语气变得有些不耐烦，“咱们是兄弟，我才找你。这点小忙，你不会不帮吧？周斌是我一个老战友介绍的，面子上过不去。”

他把“兄弟”和“面子”两个词咬得很重。

我沉默了。

电话那头，陈伟继续说：“王老师也住你那个片区，就在宏远小区隔壁的教师公寓，你送报纸的时候顺手就带过去了，不费事。事成之后，我让周斌好好谢谢你。”

“我不要谢。”我脱口而出。

“行行行，我知道你高风亮节。”陈伟的语气缓和下来，“就当帮哥一个忙，行不行？以后你有事，哥也绝对不含糊。”

我靠在槐树上，看着满地斑驳的树影。

拒绝的话，就在嘴边。但一想到我叔我婶，想到家庭聚会时那种微妙的气氛，话又咽了回去。

如果我拒绝了，他会怎么想？家里人会怎么想？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死板、不通人情、见不得他好？

那种被孤立的感觉，我不想体会。

“……东西在哪？”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

陈伟似乎松了口气，声音都轻快了不少。“明天上午，周斌会去你们邮政所门口等你，他认识你。东西交给你，你下午送报纸的时候，给王老师送去就行。王老师家是教师公寓B座601。”

挂了电话，我心里堵得慌。

那辆熟悉的绿色自行车，蹬起来都觉得沉重了几分。

我一晚上没睡好。

林玥问我怎么了，翻来覆去的。

我把事情跟她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多大点事儿，你至于吗？你堂哥也是为了工作。再说了，你就是个送信的，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你头上。”

她的话，像一瓢冷水，把我心里那点不安浇熄了。

是啊，我就是个送信的。我只是个中间人。

第二天上午，我刚到邮政所，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门口探头探脑。他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

“是陈师傅吧？我是周斌。”他笑得很谦卑，递过来一根烟。

我摆摆手，说我不会。

他有点尴尬地收回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挺厚。

“麻烦您了，陈师傅。这是给王老师的信，一点心意。”他把信封往我手里塞。

我捏了捏，能感觉到里面除了纸，还有一些更硬、更规整的东西。

我的手心一下子就出汗了。

“就是一封信。”周斌又强调了一遍，眼神却有些闪躲。

我没说话，把信封塞进了我的邮政挎包里。那个平时装着报纸和信件的帆布包，今天感觉格外沉重。

下午，我骑着车，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信封。

它就像一块烧红的炭，在我的包里烙着我的心。

到了教师公寓，我把车停在楼下，抬头看着B座六楼的那个窗户。

我犹豫了很久。

有好几次，我都想掉头就走，把信封扔进哪个垃圾桶里。

但最后，我还是上楼了。

楼道里很安静，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站在601门口，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抬手敲门。

门开了，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

“你找谁？”

“请问，是王老师吗？”

“我是，你是？”她看着我身上的邮政制服，有些疑惑。

“我是邮递员，有人托我给您送一封信。”我从包里拿出那个信封，递了过去。

她愣了一下，接了过去，捏了捏。

她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哦，好，谢谢你啊，辛苦了。”她客气地说。

“不客气。”

我转身就走，几乎是逃一样地跑下了楼。

骑上车，风吹在脸上，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这件事，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生活，虽然很快沉底，但水面上的涟漪，却久久没有散去。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陈伟请我吃饭。

在区里最高档的酒店，点了一大桌子菜。

席间，他给我倒了一杯酒，端起来，说：“阿辉，这次多亏了你。周斌那孩子，顺利进了重点班。他非要我好好谢谢你。”

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推到我面前。

“哥，这我不能要。”我把红包推了回去。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你帮了我大忙，也帮了周斌大忙。”他把红包又推了过来，语气不容置疑。

“我真不能要。”我态度很坚决。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笑，把红包收了回去。“行，你有原则。那哥就不勉强你了。但这顿饭，你必须吃好。”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陈伟很高兴，喝了不少酒。

他跟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光靠本事是不够的，还得会“办事”。他说，学校里的人际关系，比部队里还复杂。谁是谁的人，谁和谁不对付，都得门儿清。

“你看王老师，教书是一把好手，但就是太死板，不懂得变通。要不是我帮她‘牵线搭桥’，她哪能有这么多‘额外收入’？她还得感谢我呢。”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那种光，让我觉得很陌生。

我记忆里的堂哥，虽然机灵，但也很正直。我们小时候一起掏鸟窝，他会把摔下来的小鸟捧回家，养好了再放走。

现在，他变了。

或者说，他一直都是这样，只是我以前没发现。

“阿辉啊，你那个工作，太辛苦，也没什么前途。”他拍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等哥再往上走走，给你在区里安排个轻松点儿的岗位。教育局，或者文化馆，都行。总比你现在风吹日晒的强。”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顿饭之后，我和陈伟的联系，似乎比以前多了。

他偶尔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送个信”，或者“转交个东西”。

收件人，都是学校的老师或者领导。

送的东西，也从一开始的“信封”，变成了包装精美的茶叶、烟酒，甚至是一些小巧的购物卡。

每一次，我都想拒绝。

但每一次，他都会用“兄弟情分”和“人情世故”来堵我的嘴。

他说：“你不懂，这都是正常的往来。你不送，别人也会送。你不帮我，我就得找别人，更不安全。”

我成了一个工具人，一个他用来维持关系网、规避风险的工具。

我心里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怎么摆脱。

林玥劝我：“你就当是工作，别想那么多。你堂哥现在是副主任了，以后肯定还能升。他记得你的好，以后咱们有事，他能不帮忙吗？”

我看着她，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又觉得哪里不对。

我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

每次送那些“特殊”的快件，我都心惊胆战。我怕被人看见，怕被人问起。

我开始失眠，吃饭也没胃口。

骑在自行车上，看着熟悉的街道，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

我负责的片区里，关于那所中学的议论也渐渐多了起来。

“听说现在进重点班，都得‘表示表示’。”

“可不是嘛，我邻居家孩子，成绩那么好，就因为没‘表示’，被刷下来了。”

“那个新来的陈主任，听说手腕很活络。”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的脸都火辣辣的。

那个“手腕活络”的陈主任，是我的堂哥。而我，是他的帮手。

有一天，我去给教师公寓的退休张老师送报纸。张老师是特级教师，在学校教了一辈子书，德高望重。

他接过报纸，叹了口气，说：“小陈啊，现在的学校，风气不如以前了。”

我心里一紧，没敢接话。

“教书育人，本来是件很纯粹的事。现在呢，掺杂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摇摇头，“人心都浮躁了。”

我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张老师家出来，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那天晚上，陈伟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拿一个“海鲜礼盒”，给教导主任送去。

我深吸一口气，说：“哥，以后这种事，你别找我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陈伟的声音才传过来，冷冰冰的：“陈辉，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个送信的，干不了这些事。”

“你嫌我给你的好处少了？”

“不是。我就是……不想干了。”我说得很艰难。

“不想干了？”他冷笑一声，“陈辉，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圣人？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现在帮我，以后我才能拉你一把。你要是这么不识抬举，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不想以后，我就想现在能睡个安稳觉。”

说完，我挂了电话。

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我把他得罪了。

那之后，他再也没联系过我。

家庭聚会上，他见到我，也只是点点头，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叔我婶对我的态度，也冷淡了很多。他们觉得我不知好歹，断了陈伟的一条臂膀，也断了自己未来的路。

林玥为此跟我大吵了一架。

她说我傻，说我把贵人往外推。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一个月挣那点死工资，住这个破房子，你满意了？”她指着我的鼻子说。

“我心里踏实。”我说。

“踏实能当饭吃吗？”她吼道。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很压抑。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和陈伟，桥归桥，路归路。我的生活，也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但我错了。

我只是斩断了和他明面上的联系，却斩不断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开始主动去了解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再是被动地听街坊议论，而是有意识地去拼凑那些碎片化的信息。

我从送报纸的闲聊中得知，陈伟当上后勤处副主任后，学校的采购项目，大到操场翻新，小到粉笔文具，都由他一手经办。

据说，他把供应商都换成了自己的“朋友”。

我还听说，学校新盖的教师宿舍楼，在分配上有猫腻。一些资历浅、但“会来事儿”的年轻老师，都分到了好楼层、好朝向的房子。而像王老师那样只知道埋头教书的老实人，要么没份，要么分到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

我甚至在送一个快递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两个家长在楼道里小声交谈。

“找陈主任了吗？”

“找了，他说这事儿包在他身上，就是……得花点钱。”

“多少？”

“五万。”

“这么贵？去年不还是三万吗？”

“行情不一样了嘛。现在找他的人多，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我认识的那个堂哥，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样貌。他不再是那个会给我递烟、拍着我肩膀说“辛苦了”的兄弟，而是一个被欲望包裹的陌生人。

他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和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的这个世界，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我的世界，是阳光、汗水、邻里间的问候，是每一封信安全送达后的安心。

他的世界，是酒杯、饭局、各种心照不宣的交易，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上的虚假繁荣。

我开始反思，我当初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

如果我当初接受了学校的岗位，会不会也变成他那样？在那个环境里，我能守住自己的本心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现在每天骑着车，虽然累，但心里是干净的。

我拒绝了他，不仅仅是拒绝了一份“工作”，更是拒绝了一种生活方式。

中秋节前，邮政所发了一箱月饼和两桶油。

我骑着车，驮着福利回家，车轮压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路过陈伟家楼下，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回来。车很漂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从车上下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都是些我叫不上名字的牌子。

他妻子李娟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他们看到了我，和我车架上绑着的月饼和豆油。

李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 ઉ 的轻视。

陈伟的表情则很复杂，他看了我一眼，又很快移开目光，仿佛我是什么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

我没有停下，蹬着车，从他们身边经过。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羡慕，也没有嫉妒。

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比从我家到他家的物理距离，要遥远得多。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像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下午，我正在所里整理第二天的报纸，所长的脸色很难看地走了进来。

“陈辉，你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坐着两个穿制服的男人，神情严肃。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两位是区纪委的同志，有点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所长介绍道。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陈辉同志，你不要紧张。”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男人开口了，“我们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认识第一中学的陈伟？”

“……他是我堂哥。”

“你以前，是不是帮他给学校的老师或者领导送过东西？”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我该怎么说？

说送过？那我是不是就成了同谋？

说没送过？万一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这就是撒谎，性质更严重。

我看着他们严肃的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起了我送出的那些信封、茶叶、烟酒……那些我曾经想要逃避，却最终还是伸出了手的东西。

“……送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送过几次？都送了些什么？送给谁了？”

他们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

我把我知道的，能想起来的，都一五一十地说了。

从第一次给王老师送信封，到后来给教导主任送海鲜礼盒。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我沙哑的声音和他们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说完，我整个人都虚脱了。

“你说的这些，我们会去核实。这段时间，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不要离开本市。”

他们走了。

所长看着我，眼神里有失望，有惋惜，还有一丝不解。

“小陈，你怎么会掺和到这种事里去？”他叹了口气。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怎么会掺和进去？

因为他是我的堂哥？因为我怕被孤立？因为我不敢拒绝？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走出所长办公室，我觉得外面的天都变了颜色。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怪怪的。

我成了那个“有问题”的人。

我一直以来小心翼翼维护的、引以为傲的“好名声”，那个街坊邻居口中“踏实肯干的好小伙”，一夜之间，碎了。

回到家，林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把事情说了。

她愣住了，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找到你头上？”她喃喃自语，脸色惨白。

那天晚上，我们家也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第二天，我叔我婶就找上了门。

我婶一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

“陈辉！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哥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他！”她的声音尖利，充满了怨恨。

“我没有害他。”我低声说。

“你没有？纪委的人都找上门了，你还说你没有？是不是你举报的？你见不得你哥比你强，是不是！”

“妈，你别说了！”堂嫂李娟也跟着来了，她拉着我婶，眼睛却是红红地看着我，“阿辉，我们家阿伟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他一直都想着提携你，给你找个好工作，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

我看着她们，心里一片冰凉。

在她们眼里，错的不是陈伟，而是我。是我不该把事情说出来，是我破坏了他们美好的生活。

“是他自己做错了事。”我一字一句地说。

“做错事？谁没做错事？这个社会上，谁是干干净净的？就你清高？就你了不起？”我叔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拎不清的侄子！你这是要把你哥往死里整啊！”

我没有再争辩。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是“有本事”，是“会办事”。而我这种遵守规则的人，是“傻”，是“死脑筋”。

他们走后，林玥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流眼泪。

“完了，全完了。”她哽咽着说，“你堂哥要是出事了，你叔你婶能恨我们一辈子。以后这亲戚，还怎么做？”

我走过去，抱住她。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我安慰她，也像在安慰我自己。

但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在单位，我被暂时停职，配合调查。每天去单位，就是坐在一间空屋子里，写材料，或者等着被叫去问话。

同事们都躲着我走。

在小区里，邻居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风言风语传得很快。

“听说邮局那个小陈，犯事儿了。”

“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我不敢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一遍遍地回想整件事，从头到尾。

我错了吗？

我错在当初没有坚定地拒绝。我错在因为所谓的人情和面子，一次次地妥协。

我以为我只是一个送信的，但其实，从我送出第一个信封开始，我就已经成了那个链条上的一环。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调查持续了近一个月。

最终的结果是，陈伟的问题很严重，涉及的金额巨大，已经被正式立案侦查。

而我，因为只是被动参与，并且能主动说明情况，被认定为情节轻微，免于处分，但给了一个内部通报批评。

我的工作保住了，但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

我被分到了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新片区。那里都是新开发的楼盘和待拆迁的村子，路况复杂，住户分散，是最苦最累的线路。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接受了。

去见陈伟，是在看守所里。

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看到了他。

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穿着蓝色的囚服，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又颓唐。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陈主任，不见了。

我们拿起电话听筒。

“你……还好吗？”我问。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我没什么好说的。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怨恨，也没有激动。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想在单位里站稳脚跟。送第一个信封的时候，我也害怕。但后来发现，事情办成了，还没什么风险，胆子就越来越大。”

“后来，找我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重。我开始享受那种被人求着、被人捧着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能摆平所有事。”

“我以为我是在往上爬，爬得越高，看得越远。可直到摔下来这一刻，我才发现，我不是在爬梯子，我是在挖坑。亲手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越挖越深，直到把自己埋了进去。”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阿辉，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我愣住了。

“你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个和睦的家庭，一颗踏实的心。这些东西，我以前都有，但我没珍惜。我总觉得，我应该得到更多。”

“我总笑话你死脑筋，不会变通。现在看来，傻的是我。”

“那条路，走起来是快，是轻松，但脚下是空的。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

“你那条路，走起来是慢，是累，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摔不着。”

挂掉电话，走出看守所，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我眯着眼睛，心里却前所未有的清明。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想通了很多事。

我一直以为，稳定，就是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一个不会失业的保障。

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外部的。不是单位给的，不是职位给的。

真正的稳定，是内心的秩序。

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有勇气去坚持对的，拒绝错的。

是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你心里都有一根定海神针，让你不会迷失方向。

我以前那种平静的生活，只是一种表象。我的内心，其实是摇摆的，是会被人情世故所裹挟的。

所以，当陈伟把那个难题抛给我的时候，我才会那么轻易地妥协。

而现在，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的那根针，终于立住了。

它告诉我，踏实，不仅仅是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更是无论做什么，都能心安理得。

我开始在新的片区工作。

这里确实比老城区辛苦得多。

有些村子里的路，连水泥都没铺，一下雨，满是泥泞，自行车都骑不了，只能推着走。

有些新建的小区，住户刚入住，门牌号乱七八*糟，找一户人家得问好几个人。

我每天都弄得一身泥，一身汗。

但我的心，却很平静。

我不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也不再纠结于那些人情世故。

我就是个送信的。我的工作，就是把每一封信，每一份报纸，准确、安全地送到收信人手里。

就这么简单。

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以前老片区的一个同事。

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有些惊讶。

“陈辉，怎么混成这样了？”他停下车，递给我一根烟。

我摇摇头，说我戒了。

“唉，你说你当初，要是跟你堂哥一条心，现在说不定都当上个小领导了，何必吃这个苦。”他叹了口气，替我惋惜。

我笑了笑。

“我现在挺好的。”

“好什么啊，看你累的。”

“心里不累。”我说。

他没听懂，摇摇头，骑着车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继续推着我的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路上往前走。

路很难走，但我的方向很清楚。

我知道，这条路，通向的是一个能让我每晚都睡得安稳的地方。

后来，我听说陈伟被判了十年。

他妻子李娟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我叔我婶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也很少出门了。

一个原本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家庭，就这么散了。

林玥有时候会感叹，说：“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

是啊，谁能想到呢？

当初，所有人都羡慕他，觉得他有前途，有未来。

而我，是那个不被看好的、没出息的。

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它衡量成功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看你飞得多高，而是看你走得多稳。

那天，我送完信回来，天已经快黑了。

路过一片稻田，金黄的稻穗在晚风中摇曳。

我停下车，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夕阳，一点点沉入地平线。

手机响了，是林玥打来的。

“饭做好了，就等你回来开饭了。”她的声音，温柔又安稳。

“好，我马上回。”

我挂了电话，蹬上车，往家的方向骑去。

车轮滚滚，身后是落日余晖，身前是万家灯火。

我心里很平静，也很温暖。

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一些亲戚的认可，一些所谓的“前途”。

但我也得到了一些更宝贵的东西。

比如，内心的安宁，和对生活最质朴的敬畏。

这就够了。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