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敢想象吗?这些被称为“慰安妇”的女性,在侵华日军眼里,不过是和枪支、罐头一样的“军需物资”。白天被迫“接待”,晚上接受屈辱的检查,生病了直接打堕胎针,想逃跑?等待她们的只有活埋的命运。
你敢想象吗?这些被称为“慰安妇”的女性,在侵华日军眼里,不过是和枪支、罐头一样的“军需物资”。白天被迫“接待”,晚上接受屈辱的检查,生病了直接打堕胎针,想逃跑?等待她们的只有活埋的命运。
别搞错了,她们根本不是妓女,而是被战争机器碾碎的中国女儿!
这不是服务,
是精心策划的战争暴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当屠杀和强奸的暴行震惊世界时,日本军方竟然搞出了个“慰安妇制度”。嘴上说是“防止性病、稳定军纪”,背地里干的却是把性暴力合法化的勾当。
说白了,这就是日本军部亲自下场搞的系统性犯罪!从制定规则到建管理站点,全是军方一手包办。他们在中国各地建了超过172个“慰安所”,把无数女性变成“军用性奴隶”。
研究这个领域几十年的苏智良教授说得明明白白:“所有中国幸存慰安妇,没有一个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抢来的!”
这些女性被编上号码,像物品一样登记在册。接客次数、身体情况、甚至生理期都被详细记录。这哪是什么“服务”?根本就是“不穿军装的苦役”!
云南龙陵的董家沟慰安所遗址,至今还在诉说着那段血腥记忆。资料显示,当时这里驻扎着400多个日军,却只有3名慰安妇。算算这个数字,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待”上百人!从清晨到深夜,整整17个小时,她们被关在小小的隔间里,门外就是持枪的守卫。
更残忍的是,她们还要跟着部队到处转移。在松山战役中,慰安妇竟然被逼着冒着炮火去清理战场,还要给伤兵“提供服务”。多少人在炮火中丧生?数字已经难以统计。
有个叫西山幸吉的
日本战俘后来交代,在东南亚战场,慰安妇和弹药、粮食一起运输。用他的原话就是:“一天三顿饭可以不吃,慰安妇不能没有!”
一天接待300人?这数字让人发抖!
1942年1月,日军攻占新几内亚的腊包尔港,把中国慰安妇也带到了这个远离祖国的战场。
还是那个西山幸吉的证词:腊包尔最多时有三万日军,慰安妇却不到一百人。日军甚至还搞起了“排队取号”,队伍能排出去几百米长!最疯狂的时候,一个慰安妇一天要“接待”超过300人。平均每个人只有几分钟——这根本就是流水线上的零件!
她们每三天就要接受一次军医检查。一旦发现怀孕,立即注射堕胎药。多少人因此大出血,甚至当场昏死?那些感染性病的更惨,直接被扔进“隔离区”,但日军居然还允许继续“使用”,只是要求戴上避孕套。
工作环境?就是简陋的木棚,泥土地面,昏暗的光线。慰安妇只能跪坐在那里等待,门外有宪兵持枪看守。为了维持秩序,日军甚至用刺刀威胁排队的人。有份日军日记里写着:“一天之内,一个女人的眼泪能装满三个水壶。”
更可恨的是,日军还搞起了“差别对待”。军官有专门的“高级慰安所”,里面有床铺、热水甚至香皂。而中国慰安妇大多被扔在士兵区域,条件最差,待遇最糟。
要是因为生病或者自残不能“工作”,空缺马上就得由别人补上。有些女性实在受不了,故意吞针、用头撞墙,还有人割舌求死。被发现了?直接以“违抗命令”处死!
1943年,云南遮放前线发生过一起惨剧。五名慰安妇在被连续“使用”七天后,深夜手绑铁链,一起跳进了遮放江。第二天尸体浮上来,被当地百姓偷偷安葬。
在云南盈江,中国军队的战报里记录着三名获救慰安妇的状况:“阴部多处裂伤,膝盖肿胀,精神崩溃。”军医在旁边写了一句注释:“这不是伤员,这是战争奴隶。”
联合国后来发布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下的“工作负荷”,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性别暴力犯罪。这已经不单单是军事暴行,这是系统性地摧毁女性尊严!
她们喊过“不”,可是谁听见了?
1944年夏天,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接连收复龙陵、腾冲等地。当部队打开龙陵董家沟的慰安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五具女性尸体赤裸地躺在地上,双手被绑,眼球破裂。墙上“东洋堂”的字样依然清晰,地上散落着大量避孕套包装和军医记录。
抗战胜利后,日军撤离时要么屠杀慰安妇灭口,要么把她们抛弃在荒野。极少数幸存者试图证明自己是被迫的,想要寻求赔偿,可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和赔偿。
日本政府长期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直到1970年代以后,大量证据才被学者们挖掘出来——军令文件、经费拨款记录、慰安所设计图、军医检查表,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胡作非为,而是国家层面的有组织犯罪!
2003年,幸存者朴永心老人回到南京利济巷旧址。她指着其中一个房间说:“就是这里,我被关在这里五个月。”她坐在破旧的木床上,用手轻轻抚摸墙上的刻痕。陪同的记者后来回忆:“她看一眼,就哭一声。”
朴永心老人在1995年向联合国提交证词,控诉日本政府从不道歉。她说得让人心碎:“我们说过‘不’,可是没有人听见我们。”
2015年9月,北京成立了“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展出了1600多件受害者的照片、衣物和证言。来看展览的年轻人排成长队,许多女孩看完后哭着说:“这些奶奶,不该有这样的结局。”
如今,登记在册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已经不到十个人。她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很多人精神上还带着深深的创伤。苏智良教授说得好:“慰安妇制度不只是日本的污点,它是全人类法治和人权体系上的一道伤疤。”
她们喊过“我不是自愿的”,她们哀求过“放过我吧”,她们哭喊着“我想回家”——可是这些声音,全都被铁门关住了,消失在泥地里,淹没在深夜的啜泣中。
如今,我们只能在档案馆发黄的资料里,找到那些几乎无法回应我们询问的老人,从她们干涩的嘴唇间,听到微弱却坚定的一句:
“我还记得。”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