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把可登唱片的故事串起来时,心里有点苦涩又带着小小自豪。一个从1985年开张、1993年被并入的大厂牌,时间只有短短九年,却在那段国语金曲频发的年代里,悄悄汇聚了制作人、编曲和歌手的“半个台湾乐坛”。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同一时期里,他们把曾经的金
被乐坛遗忘的九年黄金档:可登唱片里藏着多少你没听过的好歌?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把可登唱片的故事串起来时,心里有点苦涩又带着小小自豪。一个从1985年开张、1993年被并入的大厂牌,时间只有短短九年,却在那段国语金曲频发的年代里,悄悄汇聚了制作人、编曲和歌手的“半个台湾乐坛”。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同一时期里,他们把曾经的金钟歌后与金钟歌王同时请到旗下,这种阵容放到今天也够惊艳。可登的钢琴键标志可能没那么显眼,但它背后的声音,确实值得回头听一遍。
可登不大但很“专业”,公司的高层多是制作人和编曲出身,他们懂得把音乐当作品去打磨。比如那张由几位创始制作人合力完成的合辑,用作曲家自己的嗓音去讲故事,听起来既朴实又有温度;又比如签下郑怡、黄小琥、伍思凯这类既会唱又会写的歌手,给他们时间和舞台去成长。这种以制作人为核心、用作品说话的运作方式,让很多后来艺人即便走到别家,身上的那股“可登味”依然很明显。说我朋友小李,他的父亲收藏了一盘旧磁带,里面就是郑怡早年的唱片,第一次听那嗓音他眼眶都湿了,这种年代感是流媒体推荐算法给不了的。
可登最终没有撑过市场与人事的考验,内部意见不合、高层相继离开,使得这家有才气的小厂被并入更大的公司。这并非孤例,而是当时唱片工业的缩影:小厂擅长孵化和艺术坚持,但在资本、渠道和商业谈判上往往吃亏。到了90年代初,市场集中、唱片发行方式转变,能把艺术性和商业稳住的公司不多。从根源上看,可登的命运提醒我们,乐坛的创新需要商业的稳固支撑,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你愿意从音乐细节去听可登的价值,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点。曲佑良的嗓音里既有粗犷也有寂寞,那种城乡边缘的叙事感在《英雄》中很少见;薛岳唱摇滚时的原始力道,至今能听出影响后来很多乐队的影子;黄小琥在早期就已展现出属于她的独特表达,《不只是朋友》里的情绪控制和现场感,是成名曲之外的宝藏。不得不说,像伍思凯、郑智化这样既有创作力又带有个性张力的歌手,在可登这种环境里反而更容易走出自己的声音,不被市场模板化。
现在流媒体给了老歌新的生命,但要真正把这些“小厂牌”的精华找回来,还是需要一点手工活。可以去老唱片店翻出原版CD或磁带,留心唱片封面的制作人名单,去追踪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可以在社区、播客或者小型音乐会里寻找翻唱和讲述,把一首歌的制作、编曲、伴奏人的故事串起来,往往能比只听单曲更接近那一段历史的全貌。说白了,重建一张专辑的语境,要比单曲循环更费心,但回报也更沉甸甸。
对于像我这样的“老歌迷”来说,可登不仅是一串唱片年份和名字,更像是一段被拆散的记忆。这九年里,有人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大的舞台,也有人在风口浪尖上消失。那些曾经在小厂磨成的曲子、那段共同工作的热度,应该被更多人听见而不是被市场节奏淹没。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和小厂牌,也能从可登的经验里学到东西——如何平衡艺术和生存,如何让制作人和歌手形成稳定合作,如何把时间给到作品而不是只看数据。
我觉得,重访可登不是怀旧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对音乐创作链条的尊重。如果你愿意开始听,可以先找几张代表性的专辑,注意专辑背后的制作人和编曲,再去追溯相关制作人的其他作品,慢慢你会发现一个声音网络在图谱上连成线。对于那些想要把老歌保存下来的朋友,最实际的做法是把老唱片数字化并标注好年代和制作信息,用自己的播放列表去影响更多年轻人,让这些声音有机会在新的听众群体中被重新解读。
说到底,可登那九年的故事告诉我们,好的音乐不一定需要大厂背书,但离不开时间和耐心。你有没有一首来自小厂牌的老歌,让你听到就想起某个人或某段日子?或者有没有哪张你觉得被低估的可登专辑,值得被重新推荐?说说你的故事和看法,让更多人把这些被遗忘的声音找回来。
来源:爱唱歌的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