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颠簸在去王家坳的土路上。

那年是1988年，夏天热得像个发了疯的蒸笼，连风都是烫的。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颠簸在去王家坳的土路上。

路两边的玉米叶子都晒得打了卷，蔫头耷脑的，跟霜打了一样。空气里全是土腥味和植物被烤焦的气味，吸一口都觉得嗓子眼冒烟。

叫我去的是个半大孩子，浑身晒得跟块黑炭似的，光着脚丫子在前面跑，跑得脚底板都快跟地面摩擦出火星子了。

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喊：“叔，快点，我青嫂家的羊快不行了！”

声音带着哭腔，在寂静的午后显得特别尖利。

我心里咯噔一下。

在乡下，一头羊，那可不是个小事。那可能是一家子半年的嚼谷，是孩子上学的学费，是过年才能扯上的那块新布料。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最后自行车是彻底骑不了了，只能推着走。

那孩子的家在村子最里头，靠着山脚，孤零零的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看着就觉得一阵风就能给吹倒了。

院子里扫得很干净，但那股子穷困的气息，就像院子角落里那丛蔫巴的向日葵一样，藏不住。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两截瘦得只剩下骨头和青筋的小臂。

她就是那个孩子口中的“青嫂”。

她的头发很黑，用一根布条简单地束在脑后，脸很清秀，但脸色是蜡黄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像是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

看见我，她原本紧绷的脸上露出一点点松动的迹象，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用眼神催我。

我把药箱从车后座上解下来，跟着她进了羊圈。

一股浓重的骚臭味混杂着病气扑面而来，熏得我差点一个趔趄。

那头羊就躺在角落的干草上，肚子一起一伏，幅度很小，出气多，进气少，眼睛半睁半闭，已经没了神采。

是头母羊，肚子还鼓着，看样子是怀了崽的。

我蹲下身子，戴上我的白线手套，那手套已经洗得发黄了，但每次出诊前我都会用开水煮一遍。

我先是摸了摸羊的鼻子，干的，还发烫。

然后我翻开它的眼皮，眼结膜充血，颜色深红。

我轻轻按压它的腹部，它的身体只是轻微地抽搐了一下，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了。

青嫂和那个孩子就站在我身后，大气都不敢出。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两把小刷子，在我背上来来回回地刷，带着滚烫的焦灼和最后一丝希望。

我听见那孩子小声地吸鼻子的声音，还有青嫂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

“是急性肠胃炎，加上有点中暑脱水。”我站起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有把握。

“有救吗？”青嫂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尽力。”我没敢把话说死。

我打开药箱，里面瓶瓶罐罐码得整整齐齐。我拿出注射器，抽了庆大霉素，又配了点葡萄糖盐水。

我得先给它退烧，补充体力。

我拍了拍羊的屁股，找准了肌肉，一针扎了下去。

羊只是抖了一下，没什么大的反应。

然后是灌药。这是个麻烦活儿。

我让青嫂帮忙，把羊头抬起来。她的手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才把羊头固定住。

我用一个去了针头的粗注射器，把兑好的药水一点点往羊嘴里推。

羊的嘴巴闭得很紧，药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大部分都浪费了。

那个叫狗子的小男孩，突然“噗通”一声跪在了羊跟前，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羊妈妈，你喝药啊，你喝了药就好了，你好了就能生小羊了……”他一边哭一边用小手去掰羊的嘴。

青嫂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扭过头去，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那一瞬间，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放缓了动作，声音也变得更柔和：“狗子，别急，叔有办法。”

我从药箱里找出一根细长的塑料软管，小心翼翼地从羊的鼻孔插进去，慢慢地往里送。这是做的胃管。

这个法子有点冒险，但现在顾不上了。

青嫂和狗子都屏住了呼吸，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的手。

我的额头上全是汗，汗珠子顺着眉毛滑下来，流进眼睛里，涩得慌。

终于，管子顺利地插到了位置。

我把注射器接上软管，把剩下的药水，一滴不剩地，全都推进了它的胃里。

做完这一切，我浑身都跟水洗了一样。

我站起来，脱掉手套，对青嫂说：“先这样，关键是今晚。要是能挺过去，明天早上我再来给它打一针，应该就没事了。”

我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要通风，要给它喂点干净的清水。

青嫂一个劲儿地点头，像是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

我收拾药箱准备走，她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

她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硬硬的茧子，抓着我的胳膊，有点疼。

“多少钱？”她低着头问，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我看了看这个家徒四壁的院子，看了看她身上那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褂子，还有狗子光着的脚丫。

我说：“钱不急，等羊好了再说。”

“那不行。”她很固执，拉着我的手不放。

她转身进了屋，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手里攥着几个鸡蛋，鸡蛋上还带着鸡窝里的热乎气。

“家里……就这个了。”她把鸡蛋往我怀里塞，脸涨得通红。

我推了回去：“嫂子，你留着给狗子补身体吧。我一个大小伙子，不缺这个。”

我们俩推来推去，最后我还是没要。

我跨上自行车，准备离开。

就在我蹬上脚蹬子的那一刻，她突然快步走上来，飞快地往我上衣口袋里塞了个东西。

那是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

她的手指冰凉，碰到我胸口的皮肤，让我激灵了一下。

她什么也没说，塞完就立刻后退了两步，低着头，双手紧紧地绞着自己的衣角。

我愣了一下，想问是什么，但看着她那副紧张又惶恐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冲她点了点头，骑上车走了。

车轮碾过土路，扬起一阵黄色的尘土，身后那个瘦弱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心里一直琢磨着那个纸条。

是欠条吗？不像。

是感谢信？更不像。她那样子，分明是紧张和害怕。

回到我在乡卫生院分到的那间小小的宿舍，天已经擦黑了。

屋里闷热得像个火炉，我脱了被汗水浸透的背心，光着膀子，从兜里掏出了那个纸条。

纸是那种小学生用的作业本纸，边缘已经有点毛糙了。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上面没有字。

只有一个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地图。

地图画的是村子后面的那座大青山。起点是她家的位置，然后一条曲曲折折的线，一直延伸到山里一个打着叉的地方。

在那个叉的旁边，写着一个字。

一个清秀又带着点颤抖的字。

“药”。

我盯着那个字，看了足足有十分钟。

脑子里一团乱麻。

药？什么药？

是她需要什么药，不好意思开口，所以用这种方式告诉我？

可这地图是什么意思？让我去山里给她采药？

不对。我是个兽医，又不是中医。山里的草药我哪儿认得全。

还是说，那个地方藏着什么药材，她想让我帮她拿出来，去镇上卖了换钱？

这更说不通了。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不自己去？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透着一股子邪乎。

那个“药”字，写得力透纸背，仿佛凝聚了她全部的希望和绝望。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窗外的蛙声和虫鸣，一声接着一声，像是要把这夏夜给吵穿了。

我脑子里全是青嫂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和那个神秘的“药”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心里揣着事，又去了王家坳。

还没到她家院子，就看见狗子在门口等我，一看见我，就跟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

“叔！羊吃草了！它吃草了！”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走进院子，那头母羊果然已经站起来了，虽然还有点晃晃悠悠，但精神头明显好多了，正在低头小口小口地嚼着青草。

青嫂站在羊圈边上，脸上带着一丝久违的笑意，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阳光照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和了许多。

我过去又给羊检查了一遍，打了巩固的一针。

“没事了，好好养着吧，过阵子就能下小羊了。”我对她说。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试探着问：“嫂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她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神立刻躲闪开去，低着头，又开始绞衣角。

“没……没有。”她小声说。

我从兜里掏出那张纸条，摊开在她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毫无血色。她一把抢过纸条，紧紧地攥在手心，像是怕被别人看见一样。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

“叔，你……你就当没见过这个。求你了。”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好奇。

这背后一定有事，而且是大事。

我没再逼她。我知道，逼是逼不出来的。

离开她家，我没有直接回卫生院。

我绕到村头的大槐树下，那里总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纳凉聊天。

我装作不经意地，跟他们拉家常。

“王大爷，身体挺好啊。”

“青嫂家那口子，我听说……是前年没的？”

一提到青嫂的男人，那几个原本还在说说笑笑的老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过了半天，一个叼着旱烟袋的老头，磕了磕烟灰，才慢悠悠地开了口。

“可惜了，多好的一个后生。”

“咋没的？”我追问。

“唉，命不好。上山采药，脚滑了，从山崖上摔下来了。”老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采药？

我心里一动。

“他……也懂药？”

“懂个啥药啊。”旁边一个大娘撇了撇嘴，“他是个教书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非要去弄那些个金贵玩意儿，说是能卖大钱。这不，把命都搭进去了。”

教书的？

我更糊涂了。一个教书先生，去深山里采什么药？

“他叫啥名啊？”

“李文山。”

李文山。我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从村里老人的只言片语中，我拼凑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李文山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高中毕业，原本在镇上的小学教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辞了职，回了村。

他总说，山里的孩子不该一辈子困在山里，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想在村里办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但村里人都觉得他是在做梦。

办学堂要钱，要地方，谁家有那个闲钱和工夫？

李文山就想自己挣钱。他听说后山有一种很名贵的药材，叫“石斛”，就一个人钻进了深山老林。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掉在一个山涧里，身体都僵了。

从那以后，青嫂就成了寡妇，一个人带着孩子，守着那三间土坯房，和那头据说是李文山留下的羊。

村里人都可怜她，但也有人背后说闲话，说李文山是被她克死的，说她是个不祥的女人。

所以，她家才住得离村子那么远。

听完这些，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我再看手里的那张地图，那个“药”字，仿佛有了千斤重。

那不是普通的药。

那是李文山用命去换的“药”。

是他的梦想，是他的执念。

青嫂把这个交给我，是想让我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吗？

可我一个外乡人，一个兽医，我能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趟这浑水？

我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别管闲事，你只是个过客，治好她的羊，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另一个说，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装作不知道。那是一条人命，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和一个女人无声的托付。

那天下午，我没回宿舍，一个人走到了后山的山脚下。

抬头望去，大青山巍峨耸立，云雾缭绕，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村民们都说，那山里有野猪，有蛇，晚上还有狼叫。

李文山就是折在这里的。

我站在山脚下，犹豫了很久。

风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对我低语，又像是在警告。

最终，我还是下定了决心。

我得去看看。

不为别的，就为青嫂那双绝望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

我回宿舍准备了一下。

一把柴刀，用来开路。一壶水，一包干粮。还有我药箱里的一些急救用品，纱布，酒精，止血药。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出发了。

我没告诉任何人，就按照那张简陋的地图，一头扎进了大青山。

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所谓的路，其实就是前人踩出来的一条窄窄的印子，很多地方都被疯长的杂草和灌木给淹没了。

我只能一边用柴刀砍，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

林子里很潮湿，空气中弥漫着腐烂树叶和泥土混合的气味。

阳光被茂密的树冠切割成无数细碎的光斑，在地上跳跃。

周围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喘气声，和脚踩在枯枝败叶上发出的“咔嚓”声。

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叫，尖锐地划破寂静，反而更让人觉得心慌。

我越往里走，心里越是打鼓。

这地图靠谱吗？

那个打叉的地方，到底有什么？

万一我迷路了怎么办？万一遇到野兽怎么办？

我好几次都想掉头回去。

但一想到李文山，那个素未谋面的教书先生，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心里怀着怎样的信念？

一想到青嫂，那个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张小纸条上的女人。

我的脚下就又生出了几分力气。

地图画得很简单，但关键的几个地方，比如一块长得像卧牛的巨石，一棵被雷劈过的歪脖子松树，都画得特别清晰。

我按图索骥，走了大概三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棵歪脖子松树。

地图上显示，那个打叉的地方，就在松树后面的一片石壁下。

我绕到松树后面，看到的是一面陡峭的石壁，上面长满了青苔和藤蔓。

我用柴刀拨开那些藤蔓，仔细地寻找。

石壁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一沉。

难道我找错地方了？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个骗局？

我不甘心，又仔細地把周围都找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身上的衣服早就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又黏又痒。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又累又失望。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了石壁底部的一处凹陷。

那里被一丛茂密的蕨类植物挡住了，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心里一动，爬过去，用手扒开那些植物。

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出现在我面前。

洞口很小，只够一个人弯着腰钻进去。

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从洞里涌出来。

我打开随身带的手电筒，往里照了照。

是个不大的山洞，很浅，一眼就能看到底。

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深吸一口气，猫着腰，钻了进去。

山洞里很干燥，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干草。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清了洞里的东西。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滞了。

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

洞里靠墙的位置，用石头垒了一个简易的台子。

台子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一摞的……书。

有小学生的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还有《新华字典》，《成语词典》。

大部分书的封皮都已经泛黄卷边了，看得出来，是被人翻了无数遍的旧书。

在书的旁边，还放着一个木箱子。

我打开箱子。

里面是更多的书，还有一沓沓写满了字的稿纸。

那字迹，清秀而有力。

是李文山的字。

那些稿纸，是他自己编写的教材。

他把那些深奥的知识，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配上自己画的插图，重新写了一遍。

有教孩子们认识山里植物的，有讲山外世界的，还有用山里的传说故事编成的识字课文。

每一页，都凝聚着一个教书先生的心血。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本子。

是李文山的日记。

我颤抖着手，翻开了第一页。

“1986年9月10日。我回来了。镇上的学校很好，但我总觉得，我的根在这里。这里的孩子，不该一辈子被大山困住。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987年3月5日。办学堂的事，没人支持。他们说我是异想天开。可我不想放弃。知识，是能改变命运的药。我一定要把这味‘药’，带给山里的孩子们。”

“1987年8月1日。钱快花光了。我把所有积蓄都拿去废品站淘旧书了。青子很支持我，她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学堂办起来。有她这句话，我什么都不怕。”

“1988年4月12日。听说后山有野生的铁皮石斛，很值钱。如果能采到一些，买书的钱就有了。明天就进山，希望能有好运气。”

日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

旁边写着两个字：石斛。

我合上日记本，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终于明白了。

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

这个山洞，不是藏宝洞，而是李文山的“学堂”。

这些书，这些教材，是他为孩子们准备的未来。

那个“药”字，根本不是指什么药材。

而是知识。

是李文山认为的，能够治愈这片土地贫穷和愚昧的，唯一的良药。

他死了。

但他的梦想，被他的妻子，用一种最沉默，也最坚韧的方式，守护了下来。

她害怕这些书被村里人发现，当成废纸烧了。

她害怕丈夫的心血付诸东流。

所以她把它们藏在了这个只有她和李文山知道的秘密山洞里。

她一个人，守护着这个秘密，守了两年。

直到那天，她家的羊病了。

也许是我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是个文化人，是个从山外来的人。

也许，我能看懂她丈夫的遗志。

所以，她给了我那张地图。

那不是一张寻宝图。

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是一颗走投无路的心，发出的最后的求救信号。

我坐在冰冷的地上，抱着那个木箱子，哭了很久。

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理想主义者，为一个沉默坚韧的女人。

也为我自己。

我来这里，只是单位的安排，一个为期三年的基层锻炼。

我从没想过，我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和一个逝去的灵魂，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

下山的时候，我的脚步变得异常沉重。

我的肩上，仿佛扛着一座山。

那座山，是李文山的梦想，是青嫂的托付，是山里几十个孩子的未来。

我回到村里，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青嫂家。

她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我，手里的瓢“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她面前，把那个用布包着的日记本，递给了她。

她看到日记本，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她伸出手，想去接，又缩了回来，仿佛那是什么滚烫的东西。

最后，她还是接了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她抬起头，看着我。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她蜡黄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一刻，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俩就那么站着，一个哭，一个看。

过了很久，她才用那沙哑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谢谢你。”

我摇了摇头。

“嫂子，该说谢谢的是我。”

“我有个想法。”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一起，把这个学堂办起来。”

她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里，有震惊，有怀疑，还有一丝微弱的，不敢点燃的火苗。

“我……我不行。”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我一个女人家，我……”

“你行。”我打断了她，“你比谁都行。这两年，你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守着他的遗愿，你比谁都坚强。”

“可是，村里人……”

“村里人那边，我来想办法。”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那天下午，我和青嫂聊了很久。

我才知道，李文山去世后，村里不是没人打过那些书的主意。

有人说，拿去当引火的柴火。

有人说，卖给收废品的，还能换几个钱。

是青嫂，像一头护崽的母狼，死死地护着那些书，谁都不让碰。

她跟村里人说，那是文山的遗物，谁敢动，她就跟谁拼命。

村里人看她那副样子，也就不敢再提了。

她把最重要的那些书和教材，偷偷地转移到了山洞里。

剩下的，就锁在屋里的一个大木箱里。

她每天晚上，都会把箱子打开，借着昏暗的油灯，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些书。

仿佛她的丈夫，就活在那些字里行间。

她跟我说，她不识字。

李文山曾经想教她，但她总觉得，自己笨，学不会。

这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如果我识字，”她看着远处的青山，喃喃地说，“我就能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了。”

我的心，又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我决定，第一个学生，就是她。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我去找了村长。

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精明，现实。

我把李文山的想法，和盘托出。

村长听完，抽了半天旱烟，最后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小伙子，你的心是好的。但是，这事儿，办不成。”

“为什么？”

“办学堂，地方呢？先生呢？钱呢？这三样，哪一样我们村里有？”

“地方，可以先用青嫂家的院子。先生，我来当。钱……我们可以先不要钱。”

村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你？你一个兽医，教孩子们什么？教他们怎么给猪看病？”

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再说了，就算你愿意教，谁家孩子愿意来学？现在地里活儿都忙不过来，谁有工夫让孩子去念那些没用的书？念了书，能当饭吃吗？”

村长的话，很现实，也很残酷。

我无力反驳。

我灰头土脸地从村长家出来。

青嫂在村口等我，看到我的脸色，她什么都明白了。

她眼里的那点火苗，又黯淡了下去。

“算了吧。”她说，“别为难你了。这是我们家的事。”

“不。”我看着她，眼神坚定，“这不是你家的事。这是我们大家的事。”

我没有放弃。

既然说不通大的，我就从小的入手。

我第一个目标，是狗子。

我把狗子叫到我宿舍，从山洞里拿来的那些书里，挑了一本最简单的看图识字。

我指着书上的画，一个一个地教他。

“这个，是‘天’。”

“这个，是‘地’。”

“这个，是‘牛’。”

狗子很聪明，学得很快。

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水分。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那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渴望。

每天晚上，狗子都会来我这里学一个小时。

青嫂有时候会陪他一起来，就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

她不进来，也不说话。

但她的眼神，越来越亮。

一个月后，狗子已经认识了一百多个汉字，能磕磕巴巴地读一些简单的句子了。

有一天，村里张大婶家的牛病了，拉不出屎，肚子胀得跟个鼓一样。

张大婶急得团团转，跑来找我。

我去看了一下，是常见的便秘。

我开了点药，又教给她一个土方子，用肥皂水灌肠。

张大婶不识字，药方上的字她一个都不认识。

正当我准备给她念的时候，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狗子，突然指着药方上的一个字，大声念了出来。

“牛！”

所有人都愣住了。

狗子又指着另一个字。

“水！”

他又指着剂量。

“一……一两！”

虽然磕磕巴巴，但他居然把药方上的几个关键的字，都认出来了。

张大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都合不拢。

“狗子，你……你识字了？”

狗子挺起小胸脯，一脸的骄傲。

“是叔叔教我的！”

这件事，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大家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是看一个外乡人的眼神，现在，多了一点敬重。

开始有第二个，第三个家长，扭扭捏捏地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我家那小子，让他跟着狗子，也认几个字吧。不求他有大出息，以后出门，能看懂路牌，别让人给骗了就行。”

我的宿舍，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学堂。

每天晚上，这里都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

我没有课桌，就让他们趴在我的床上，趴在地上写字。

我没有黑板，就用一块木板刷上黑漆代替。

我没有粉笔，就用石灰块。

条件很艰苦，但孩子们的眼睛，都是亮的。

青嫂成了我最好的助教。

她每天都会提前把我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孩子们准备好热水。

她还是不说话，但她会默默地站在旁边，看我教孩子们写字。

有时候，我写一个字，她会跟着用手指，在自己的手心上，一遍一遍地划。

有一天晚上，孩子们都走了。

我正在收拾东西，青嫂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

她走到我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打开来，是一支崭新的钢笔。

“给你的。”她低着头说。

我认得这个牌子的钢笔，英雄牌，要好几块钱。

我知道，这肯定是她卖了好多鸡蛋，才攒下来的钱。

“嫂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你得要。”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那石灰块，太伤手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因为长期用石灰块写字，我的手指已经被磨得又红又肿，有的地方还裂开了口子。

我心里一热，没再推辞。

我接过那支钢笔，沉甸甸的。

“嫂子，你也一起学吧。”我说。

她愣住了。

“我……我这么大年纪了，学不会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我把一张纸和钢笔推到她面前，“来，我教你写的第一个字，就是你的名字。”

我握着她的手，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她的名字。

林晚青。

原来她叫林晚青。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她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当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她看着纸上的那三个字，突然就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天起，我们的学堂里，多了一个年纪最大的学生。

林晚青。

她学得很慢，也很吃力。

一个简单的字，她要反反复复写上几十遍，上百遍。

孩子们都回家了，她还在我的宿舍里，就着昏暗的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她的执着和认真，让所有的孩子都对她肃然起敬。

他们不再叫她“青嫂”，而是跟着我，叫她“晚青同学”。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冬天。

山里下了第一场雪。

我的小小学堂，也遇到了第一个大麻烦。

村长又来找我了。

他说，有家长反映，孩子天天晚上跑我这里来，耽误了家里的活儿，而且天黑路滑的，不安全。

他让我把学堂停了。

我知道，这只是个借口。

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学堂，动了某些人的奶酪。

村里有个二流子，叫王二麻子，以前靠着帮村里人代写书信，念个通知什么的，赚点小钱。

现在孩子们都开始识字了，他的生意自然就黄了。

肯定是他去村长那里嚼了舌根。

我跟村长据理力争，但村长铁了心，不松口。

那天晚上，孩子们照常来了。

我看着他们那一双双清澈的，求知若渴的眼睛，实在说不出“学堂不办了”这句话。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青嫂站了出来。

她走到我身边，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换个地方上课。”

她带着我们，去了她家。

她把家里那两间屋子，全都腾了出来。

她把那个锁着李文山遗物的木箱子，也打开了。

她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发到孩子们手里。

“这些，是你们李老师留给你们的。”她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他说，读书，是山里娃唯一的出路。谁也别想把这条路给堵上。”

孩子们捧着那些泛黄的书，像是捧着什么圣物。

那天晚上，青嫂家的灯，亮到了半夜。

从那以后，我们的学堂，就正式搬到了青嫂家。

村长拿我们没办法，王二麻子也只能干瞪眼。

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支持我们。

他们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变化。

孩子们变得懂事了，有礼貌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满山跑的野孩子了。

他们会帮家里记账了，会读报纸上的新闻了，会给远方的亲人写信了。

知识，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这个小小的村庄。

第二年春天，那头老母羊，生了两只可爱的小羊羔。

我们学堂的学生，也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了三十多个。

青嫂家的两间小屋，已经完全挤不下了。

我们决定，盖一所真正的学校。

我把我的想法，在全村的村民大会上说了出来。

这一次，没有一个人反对。

村长第一个站出来，把自家准备盖房子的木料，全都捐了出来。

张大婶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其他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们选了村子东头的一块平地。

男人们负责上山砍树，下河捞沙。

女人们负责做饭，送水。

孩子们也跟着捡石头，搬砖头。

整个王家坳，都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我这个兽医，也成了半个建筑设计师。

我画了图纸，计算了用料。

青嫂，成了我们的后勤总管。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大家准备早饭，烧好开水。

她的脸上，总是带着笑。

那种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

她不再是那个终日愁眉不展的寡妇，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一所崭新的，虽然简陋，但充满了希望的学校，终于落成了。

我们给学校取名叫“文山小学”。

为了纪念李文山。

开学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没有鞭炮，没有彩旗。

只有一面我们自己用红布缝制的，歪歪扭扭的五星红旗。

当国歌响起，当那面红旗在山风中冉冉升起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青嫂站在我身边，泪流满面。

她拉着我的手，轻声说：“文山他……要是能看到，该多好。”

我拍了拍她的手。

“他看到了。他一定看到了。”

我的三年基层锻炼，很快就到期了。

单位来了调令，让我回城里。

我拿着那张调令，心里五味杂陈。

我走了，学校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坐了很久。

青嫂来了，给我披了件衣服。

“要走了？”她问。

“嗯。”

我们俩都沉默了。

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别担心。”她先开了口，“你教我的字，我都认全了。你留下的那些课本，我也都看懂了。你走了，我能教他们。”

我看着她。

月光下，她的脸庞，轮廓分明，眼神坚定。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弱女子了。

她已经成长为一棵可以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大树。

“还有，”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沓信，“这是孩子们写给你的。”

我接过来，一封一封地看。

“叔叔，你别走，我们舍不得你。”

“老师，谢谢你教我认字，我以后也要当个像你一样的人。”

“何老师，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

……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原来他们都知道我姓何。

我一直以为，在他们心里，我只是那个“兽医叔叔”。

离开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他们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往我自行车上塞。

鸡蛋，红薯，自家做的腊肉……

自行车后座上，堆得像座小山。

狗子拉着我的衣角，哭得喘不上气。

青嫂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睛红红的，却一直对我笑着。

我骑上车，不敢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一路骑，一路流泪。

我以为，我只是这个村庄的一个过客。

却没想到，我把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回到城里，我又做回了我的兽医。

工作，生活，一切都按部就班。

但我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我时常会想起王家坳，想起大青山，想起文山小学，想起那些孩子们的笑脸。

想起那个叫林晚青的女人。

我们开始通信。

她会给我讲学校里的事。

哪个孩子考试得了第一名，哪个孩子又淘气了。

她说，村里通电了，学校里装上了电灯，孩子们再也不用点油灯看书了。

她说，镇上派来了新的老师，孩子们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了。

她说，第一批学生，已经考上镇上的初中了。

她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

信纸上，再也看不到涂改的痕迹。

每一封信的最后，她都会写上。

“何老师，我们都很好，勿念。”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给我的孩子讲王家坳的故事，讲李文山，讲林晚青。

我的妻子很支持我，我们每年都会给文山小学寄去一些书和文具。

再后来，我听说，王家坳通路了。

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很多山里人，都搬了出去。

但文山小学，一直都在。

林晚青，也一直都在。

她成了文山小学的校长。

她一辈子没有再嫁，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那些孩子身上。

有一年，我带着我的孩子，回了一趟王家坳。

村子变化很大，盖起了很多新房子。

但那所建在村东头的小学，还是老样子。

教室的墙上，还挂着我当年用木板做的黑板。

我见到了青嫂。

她老了，头发白了，脸上也爬满了皱纹。

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学校里新来的年轻老师。

那些老师，很多都是当年文山小学的学生。

他们大学毕业后，又选择回到了这里。

回到了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嬉戏。

山风吹过，带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李文山。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教书先生，正站在我们身边，欣慰地笑着。

他的梦想，没有死。

它像一粒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开出了一片最灿烂的花。

离开王家坳的时候，青嫂送我到村口。

她又递给我一张纸条。

我打开。

上面只有一句话。

“这辈子，遇见你，真好。”

字迹清秀，有力。

是她的字。

我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

我知道，这张纸条，我会珍藏一辈子。

就像那个夏天的午后，那张画着地图的纸条一样。

它们，都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

告诉我，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有些灯，总要有人去点亮。

哪怕，只是一点微弱的光。

但只要光亮着，就会有希望。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