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几何时，王健林那句“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在网络刷屏，成为无数人调侃又羡慕的财富象征。而如今，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却因1.86亿元的债务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不得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子女也无法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从财富巅
曾几何时，王健林那句“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在网络刷屏，成为无数人调侃又羡慕的财富象征。而如今，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却因1.86亿元的债务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不得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子女也无法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从财富巅峰到限制消费，王健林的跌落速度令人唏嘘。本文将全面剖析王健林与万达集团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应对措施及其未来前景，通过梳理公开报道和权威资料，还原这一商业帝国从辉煌到危机的全过程。
从首富到“限高”：王健林现状概览
2025年9月26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限制消费令将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再次推上舆论风口。案件执行标的为1.86亿元，虽然对于曾经的万达帝国而言这一数字并不算大，但其象征意义却极为深远——它标志着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商界的企业家正式被列入“限高”名单。而就在同一个月，万达集团在北京金融法院还有一笔4亿余元的被执行案件刚刚立案，显示出其债务纠纷正在密集爆发。
王健林的现状令人唏嘘。71岁的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2025年8月底赴新疆伊犁考察文旅项目，当时的状态已让公众感到震惊：身形瘦到脱相，已不复当年走路带风的模样。在考察期间，他被拍到趁人不备靠在一边小憩，却皱着眉头睡得不安稳，与几年前的意气风发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一旦谈起项目，他的眼神又亮起来，对当地文旅优缺点的分析依旧精准老到，显示出这位老企业家尚未磨灭的商业敏锐度。
与王健林的奔波劳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子王思聪的生活方式。早在两年前，王思聪就搬到东京居住，最近更被曝出在日本赌场游玩、与多位女子在富士急乐园嬉戏的照片。他将自己在上海的豪华物品如库洛米玩偶墙、限量版手办、百万级索尼大电视以及顶级豪车劳斯莱斯、布加迪等全部运往日本，过着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逍遥生活。这种父子处境的巨大反差，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截至2025年9月，万达集团面临的债务压力已极为严峻。天眼查数据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存1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达52.62亿元。更严重的是，该公司共有57条股权冻结信息，被冻结股权总额约145.33亿元，仅2025年9月以来就有5条新的股权冻结记录。而根据更全面的统计，万达集团总负债高达约6000亿元，其中有息负债1316亿元，而账上现金仅约116亿元，流动性缺口巨大。短期内需偿还的债务包括2024年永辉、苏宁等企业追讨的184亿元欠款，以及融创中国要求支付的95亿元回购款，形势极为严峻。
危机溯源：万达债务危机的成因剖析
万达集团今日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追溯源头，2016年的那场对赌协议被视为危机的起点。当年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时，为谋求A股上市，与投资者签订了对赌协议：若2018年未实现A股上市，需以12%年息回购380亿股权。然而，万达的A股上市计划最终失败，这张协议成为随时会爆炸的“雷”。2023年珠海万达商管再度冲击IPO未果，380亿元的回购义务直接压垮了资金链，从此“一步错步步难”。
激进扩张与高杠杆运营是危机积累的深层原因。2013-2016年间，王健林三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宝座，万达集团总收入从770亿元增长到2902亿元仅用了5年时间。这种爆发式增长背后是通过高杠杆进行的大规模扩张，特别是文旅项目的快速布局。通过与当地政府协议勾地的方式，万达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了大量文旅项目，使王健林的财富快速膨胀。然而，这种模式高度依赖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和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市场风向转变，风险便迅速暴露。
政策环境的变化成为触发危机的关键因素。随着“房住不炒”政策持续深化，传统依赖资产扩张的商业地产模式难以为继。王健林在2025年一次企业家峰会上坦言：“房地产早就不是'闭眼买都赚'的时代了，现在卖房得像下棋一样算三步”。这种行业整体转型使得万达原有的重资产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资产流动性大幅降低，而负债却刚性存在，导致现金流日益紧张。
万达的战略转型受挫加剧了危机。2017年，王健林曾试图将万达轻资产化，将77家酒店卖给富力，13个文旅城卖给融创，但这一转型并未完全成功。随后，万达商管（原万达商业）的上市之路屡屡受挫，从2018年至2023年四次IPO均告失败，导致对赌协议中的回购条款被触发，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2023年5月8日万达商管对赌协议到期后，第二天光大兴陇信托立即对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将武汉中央文化区文旅项目两家项目公司进行财权保全，显示出债权人的信心已极为脆弱。
公司治理与控制权问题也逐渐浮现。2025年3月，太盟投资集团联合中信资本、Ares Management旗下基金和两只中东资本旗下的基金公司，向大连新达盟投资600亿元，持股比例增至60%，万达商管持股降至40%。由此，王健林失去了对珠海万达的绝对控制权，单伟建取代他成为这个管理着7000多万平方米物业、500多座万达广场的“巨无霸”商业平台的实际控制人。这一变化虽然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但也意味着王健林不得不放弃对核心资产的控制。
表：万达集团债务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 原因类别 | 具体表现 | 影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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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赌协议触发 | 2016年签订的回购协议，上市失败触发380亿回购义务 | 直接导致现金流危机 |
| 高杠杆扩张 | 总负债达6000亿，有息负债1316亿 | 积累巨额债务负担 |
| 政策环境变化 | “房住不炒”政策持续，商业地产估值下降 | 资产流动性降低，融资困难 |
| 战略转型失败 | 轻资产转型不彻底，四次IPO失败 | 失去资本市场支持 |
| 控制权削弱 | 太盟等投资者控股珠海万达商管60%股权 | 丧失核心资产控制权 |
断腕求生：王健林的资产抛售与债务应对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压力，王健林近年来开启了大规模资产抛售模式，以“断臂求生”的策略缓解流动性危机。这场资产处置大幕自2017年便已拉开，但真正的密集出售发生在2023年至2025年间。数据显示，2023-2024年，王健林累计出售超30座万达广场，而2025年仅前五个月就有7座万达广场被零散出售，5月更是将48座万达广场打包出售。这些被出售的万达广场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的核心项目，交易金额据估计高达500亿元。
资产甩卖的规模与速度令人咋舌。对比2019年万达单座广场平均30亿的估值，2025年出售的48座广场总价约500亿元，平均每座仅10.42亿元，堪称“骨折价”甩卖。除万达广场外，王健林还陆续出售了其他核心资产：2023年出让万达电影控制权；2024年出售美国传奇影业股权等境外资产；2025年4月，万达以24.9亿元将万达酒店管理公司100%股权卖给同程旅行；同年7月，又以2.4亿元的价格将快钱金融30%股权售予中国儒意。通过这些出售，万达集团在三年内累计处置了109座万达广场，回笼资金约500多亿元。
这些曾经的“现金奶牛”如今成了救命稻草，但如此大规模的资产抛售也意味着万达正在失去其最核心的盈利基础。王健林曾自豪地宣称“哪里有万达，哪里就是市中心”，而现在这些定义城市商业中心的地标建筑正陆续脱离万达的控制。资产抛售虽然暂时缓解了现金流压力，但也导致集团收入来源萎缩，形成恶性循环。根据公开资料，万达集团年度营收已从高峰时的2902亿元大幅下滑，尽管目前仍有413座核心广场维持运营，年度营收稳定在400到500亿元，利润也维持百亿上下，但持续性的资产出售无疑会削弱这一基础。
为应对危机，万达还进行了复杂的资本运作。2025年5月，太盟投资集团(PAG)联合腾讯、京东、阳光人寿等机构设立的合营企业，拟收购大连万达商管旗下48家公司的全部股权。随后在8月，苏州宽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高达224.29亿元，由腾讯、京东、万达等13位合伙人共同出资；同期万达还与腾讯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出资额160.76亿元的合伙企业，与京东在北京成立了另一家出资额80.53亿元的合伙企业。这三家合伙企业的出资金额合计465亿元，与三个月前太盟等机构约500亿元的收购交易高度吻合，被视为该交易在资金端的实际性落地。
控制权让渡是王健林为化解债务危机付出的另一重大代价。2025年3月，太盟投资集团联合中信资本、Ares Management旗下基金和两只中东资本，向大连新达盟投资600亿元，持股比例增至60%，万达商管持股降至40%。这意味着王健林失去了对珠海万达的绝对控制权。太盟投资的黄德炜与阿布扎比投资局的胡正伟共同担任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联席董事长，而王健林则退居次要股东位置。这一重大变化显示出，为获得救命资金，昔日商业巨头不得不放弃对核心资产的控制。
尽管采取了如此多的措施，万达的债务压力仍未完全缓解。截至2024年9月底，大连万达商管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约400.84亿元，短期借款38.89亿元，长期借款1064.6亿元，应付债券61.91亿元，流动负债合计高达914.2亿元。而目前万达被执行的总金额已经超过76亿元，公司一年内到期的债务高达302亿元，而账面现金只有116亿元，近200亿元的资金缺口像座大山一样压在王健林身上。更严峻的是，万达旗下金融平台94亿元股权被冻结，连卖资产回血的路都被堵死了。
限高风波与连锁反应：危机的最新发展
2025年9月，王健林及万达集团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发广泛关注。这起由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限制消费令(案件编号：(2025)甘01执恢249号)，执行标的为1.86亿元。虽然万达集团内部人士回应称此次限高是由于“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并解释“双方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商解决，可能是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所致”，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约束，对万达集团和王健林个人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
限高令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更在于市场信心层面。对于普通企业而言，1.86亿元的债务可能并不算巨额，但对于曾经的中国首富和商业地产巨头，这一纸禁令彻底碾碎了剩下的信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已被限高的企业和个人会更加忌惮，合作方也会在商业往来中更加谨慎，这种连锁反应可能使本已困难的经营环境雪上加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万达系公司年内的第二次限高事件——2025年7月，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春远就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限制高消费，显示出债务纠纷正在全面爆发。
王健林被限高的直接原因是武汉万达文旅置业有限公司、武汉楚河汉街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等下属项目公司的经济纠纷。案件流程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因此案被强制执行1.86亿。回溯历史，这一纠纷与万达在武汉的中央文化区文旅项目有关。2023年5月8日万达商管对赌协议到期后，第二天光大兴陇信托就立即对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将武汉中央文化区文旅项目两家项目公司进行财权保全。两个月后，中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了万达地产集团持有的武汉楚河汉街文旅投资90%股份，剩余10%股份被一方投资旗下公司收下。然而，尽管两大资方入场两年多，这一文旅项目依然未能被盘活，最终导致债务纠纷升级为强制执行和限高令。
在限高风波背后，万达集团面临的股权冻结问题同样严峻。天眼查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信息达47条，被冻结股权的标的企业涉及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大连万达集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等核心子公司。截至2025年9月，该公司共有57条股权冻结信息，被冻结股权总额约145.33亿元，仅2025年9月以来就有5条新的股权冻结记录。这些冻结措施严重限制了万达集团的融资能力和资产处置灵活性，使其在应对债务危机时更加被动。
王健林个人也面临多重股权冻结。2025年，其名下股权遭遇“八连冻”，累计冻结金额超160亿元，涉及万达商管等核心资产。例如，珠海横琴稳驰企业8.1亿元股权被冻结至2027年，大连合兴投资7702.8万元股权亦被冻结。这些冻结措施不仅影响个人财富，也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对万达集团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限高风波爆发前不久，王健林还试图通过业务考察与战略调整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2025年8月，他亲自赴新疆伊犁考察文旅项目，这是其“断腕求生”出售大量万达广场后，罕见地重新出现在文旅项目一线。分析人士指出，新疆伊犁考察的可能意图是为万达文旅集团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弥补商业广场出售后的收入缺口；同时也向市场传递万达未躺平的信号，说明万达仍在主动布局未来，从而稳定投资人信心。考察期间，王健林精准指出独库公路每年150万辆车的流量优势，也分析当地文旅的短板，显示出尽管身处困境，他仍保持着对商业机会的敏锐嗅觉。
王健林在新疆考察时抛出的轻资产思路——不再重建文旅城，而是输出管理和运营，可能代表了万达未来的转型方向。这种模式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也避免了重资产模式下的高杠杆风险，更适合当前万达的资金状况和行业环境。然而，这种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万达品牌的认可度以及其管理团队的执行力，而在核心人才大量流失、市场信心受损的背景下，这一转型面临重大挑战。
军人底色与未来挑战：王健林能否东山再起？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境，王健林展现出了军人般的坚韧。截至2025年，万达集团总负债高达约6000亿元，账上现金仅约116亿元，流动性缺口巨大。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王健林没有选择“跑路”，而是扛着巨额债务四处奔波，试图通过资产重组和业务转型化解危机。这种担当精神与其军人背景密不可分——王健林曾服役17年，军旅生涯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正如报道所言，“日渐消瘦却展现着军人气魄与担当”，“扛着6000亿欠债他没有逃跑没有出国”。这种精神底色在当前困境下显得尤为珍贵。
王健林的生平经历堪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的缩影。从军人到公务员，从地产大亨到全球化企业领袖，再到债务危机中的战略重构者，其人生轨迹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机遇与挑战，也折射出中国商业生态的复杂变迁。在2013-2016年的巅峰时期，王健林三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宝座，万达集团总收入从770亿元增长到2902亿元仅用了5年时间。那时的万达帝国横跨商业地产、文化娱乐、酒店管理、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王健林本人也成为中国企业家国际化的象征。从如此高位跌落，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但王健林至今仍在积极应对，显示出非凡的心理韧性。
当前万达集团仍保有一定的核心资产与经营基础。虽然大量出售了万达广场，但珠海万达商管仍然管理着7000多万平方米物业，500多座万达广场。年度营收稳定在400到500亿元，利润也维持百亿上下。只要能够将债务压缩到可控区间，经营现金流仍能维持基本盘。此外，万达在商业地产领域积累的品牌价值、管理经验和人才团队仍是宝贵资产。这些因素构成了王健林可能的翻身基础。
然而，翻身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最紧迫的是2025年底将到期的中东资本440亿元回购条款——如果万达商管仍未能上市，这一条款将被触发，王健林可能彻底丧失对万达的控制权。此外，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债就有400亿元，而持续性的资产出售虽然缓解了眼前压力，却削弱了长期盈利能力，形成恶性循环。更严重的是，随着核心资产的控制权让渡（如太盟等投资者控股珠海万达商管60%股权），王健林的战略回旋空间已大大缩小。
万达危机也折射出中国商业地产行业的整体困境。随着“房住不炒”政策持续，传统依赖资产扩张和高杠杆的模式难以为继。王健林在2025年一次企业家峰会上的坦言颇具代表性：“房地产早就不是'闭眼买都赚'的时代了，现在卖房得像下棋一样算三步”。这种行业范式的转变，意味着即使成功化解当前债务危机，万达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商业模式，必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王健林在新疆考察时提出的轻资产思路——输出管理和运营而非重建文旅城，可能代表了这种转型方向，但其成功与否尚待验证。
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智慧将是决定王健林能否翻身的关键因素。在资产大量出售、控制权部分丧失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东山再起”已极为困难。但参考褚时健等企业家的案例，王健林仍有可能通过业务创新和模式转型，在商业领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军人背景赋予的坚韧品质，以及数十年商海沉浮积累的经验，都是宝贵的个人资源。然而，与年轻时相比，现年71岁的王健林在精力和创新思维方面无疑面临更大挑战。
王健林的困境也引发了关于中国企业传承问题的思考。与父亲奔波劳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子王思聪长期居住在日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完全没有介入万达的经营危机。这种鲜明的父子反差，不仅令人唏嘘，也反映出中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方面的普遍挑战。王健林曾试图通过培养王思聪成为投资人（如普思资本）来延续家族影响力，但这一尝试显然未能成功应对当前的系统性危机。
综合来看，王健林的未来前景存在几种可能情景：最乐观的情况是通过债务重组和业务转型，在维持部分控制权的同时逐步化解危机；中间路线可能是进一步让渡控制权，以换取喘息空间，成为小股东或品牌代言人；而最悲观的情景则是全面失去控制权，万达帝国彻底解体。目前来看，第一种情景的实现难度较大，而第二种可能性正在部分变为现实（如珠海万达商管控制权的让渡）。但无论如何，王健林作为中国商业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其应对危机的过程仍将持续吸引关注，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来源：财经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