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评价鲁迅：“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把很多共产党人都视为亲密的朋友。鲁迅与陈望道，这两位看似人生轨迹迥异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激烈变革背景下，以共同理想和追
毛泽东评价鲁迅：“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把很多共产党人都视为亲密的朋友。鲁迅与陈望道，这两位看似人生轨迹迥异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激烈变革背景下，以共同理想和追求为纽带，在斑驳的历史碎片中交织出一段段耐人寻味的友情佳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留学日本的热潮。1902年，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的鲁迅，获得官派赴日留学的宝贵机会，在日本度过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1915年，陈望道也踏上征程，开启四年的留日岁月。更为巧合的是，同为留日学生的鲁迅和陈望道，都在求学期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转轨。
学医本是鲁迅早年志愿，其父曾因庸医误诊而延误病情诊治，他遂决心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然而在仙台医专求学时，目睹了教授放映的一些反映日俄战争场景的幻灯片后改变了志向。血色光影中，一名中国人即将惨遭日本士兵杀戮，周围围着一圈中国人神情麻木地冷眼旁观。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鲁迅“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在他看来，民族危亡的真正病灶不在于羸弱的体格，比起治愈躯体的病痛，当务之急是要根治精神的瘫痪。自此，鲁迅作出弃医从文的抉择，将文学锻造成一柄比手术刀更为锋利的精神解剖刀，刺穿麻木的精神铠甲，剜除沉疴千年的病灶。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在东洋大学的学籍登记
无独有偶，陈望道也在留日期间完成了“弃理从文”的转变。此前，在“兴实业，重科学”的时代风气熏染下，陈望道一直都在思考如何通过振兴实业，改变近代中国的贫弱局面，以达到民族御侮自救的目的。1915年，陈望道选择到邻国日本留学，并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以及中央大学等知名学府深造。其间，他还到日本东京物理夜校深造，这所学校尤以数学和物理学见长。陈望道曾回忆：“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在日期间，陈望道展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极度渴求。然而，在经历了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复辟帝制等一系列国内外形势变幻后，陈望道彻底打消了对“实业救国”的幻想，转而选择攻读法科专业，并“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可以说，无论是鲁迅的“弃医从文”，还是陈望道的“弃理从文”，不单是二人的个人抉择，更反映出觉醒年代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而经历的一场精神自觉。
在杭州俗语里，“木瓜”常常指代那些木头木脑、不明就里的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历史上，曾两次爆发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交锋，被称为“木瓜之役”。浙江一师是一所坐落在西子湖畔的著名学府，原址为清代杭州贡院，科举制度废除后先在旧址上创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7年夏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鲁迅与陈望道留日归国后，曾不约而同地先后选择在这所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作为积极倡导新文化的先驱，二人先后成为两次“木瓜之役”的干将。
第一次“木瓜之役”发生在1909年。是年，鲁迅经由好友许寿裳向学堂监督沈钧儒推荐，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化学、生理学课程，同时兼任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不久，监督沈钧儒因被选为省谘议局副局长，浙江巡抚增韫趁机派夏震武继任。夏震武是清末进士出身，原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学问极高但思想迂腐，常以理学大儒自居，对新思想不屑一顾，妄图恢复尊经尊孔的传统旧学。到任之初，夏震武不按惯例拜会住校教员，而以散发名片代之。为了扭转学校“离经叛道”的风气，又向全体教员提出参加“庭参”“谒孔”等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以许寿裳、鲁迅等人为首的新派教师感到极为不满，决定向学校提出辞呈，以罢教来据理力争。当有个别教员折衷调和时，带头抗争的鲁迅愈发坚决果敢，表示与夏震武水火不容，由此被冠以“拼命三郎”的绰号。抗争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逐渐波及全省并引发轰动，各校师生纷纷声援驱夏。在与革新力量的博弈中，夏震武软硬兼施，力图平息抗争，但尝试无果后走投无路，只好以宣布辞职来了却这场“驱夏风波”。
1928年，鲁迅在上海景云里23号寓所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的探讨数学问题的论文
时隔十年，浙江一师再次爆发新旧思想的交锋。1919年，学成回国后的陈望道在沈仲九的引荐下，受经亨颐校长之邀，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讲授新的文艺理论。浙江一师是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望道到校后响应时代潮流，联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人，在国文课这个学校新旧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部门进行大胆的教育改革。受其影响，不少学生自主发行进步刊物。其中，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刊登的由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更是引发轩然大波。反动当局饬令查禁刊物，还以“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责令校方开除涉事师生，最终酿成“一师风潮”。
风潮持续两个多月，当局见形势不妙，立即出动军警进驻校园，勒令教员暂行休业、学生一律离校，企图强行遣散抗议师生。不甘屈服的师生们长时间在操场上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峙。陈望道极力声援抗议师生，他后来回忆：“警察把学生赶到操场上，用枪、刺刀把学生围起来，声言要解散学校。这时，我们四人与学生一起，学生在周围，老师坐在中间与之斗争。”面对师生们的勇毅之举，社会舆论的广泛声援，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撤回军警并收回撤换校长和解职教员的成命，风潮最终在进步师生的坚决抵抗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得知此事的鲁迅盛赞：“经子渊（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的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我们那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多了”。而经此一役，陈望道也深刻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的内心深处开始埋下彻底打倒旧制度的革命火种。
鲁迅与陈望道真正的交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可追溯到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以及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期间。
鲁迅对《共产党宣言》应该并不陌生。据周遐寿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中记载，1906年鲁迅到平民新闻社访问时，购买一套五册的《社会主义研究》，其中的一册就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文，这可能是鲁迅最早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线索。1920年春，受《星期评论》邀约，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家“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经过一个多月的光景，陈望道“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将全文翻译成中文，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以单行本出版发行。鲁迅也在第一时间获得陈望道赠阅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
虽然获赠《共产党宣言》一事在鲁迅著述中没有专门记载，但此事应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具体赠阅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陈望道在将近半个世纪后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多次在回忆中提及。1974年，陈望道向《鲁迅年谱》编纂小组复信时专门提到：“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自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地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给鲁迅等一阅，请求指正”。1976年，陈望道在《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再次提及此事：“1920年，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就曾寄赠给鲁迅先生。”此外，周作人回忆亦可做证，他说鲁迅翻阅后中肯地评价：“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不久后，鲁迅还回赠陈望道一本《域外小说集》以示答谢。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封面
鲁迅日记中有关他与陈望道联系的记载
而让二人关系进一步升温的，是鲁迅对陈望道主持编辑《新青年》的大力支持。陈望道后来回忆：“关于《新青年》杂志如何办的斗争中，鲁迅先生明确地反对了胡适等人要《新青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企图”。当时，陈独秀受广东军阀陈炯明邀请，于1920年12月赴广州主政全省教育。在出发前，陈独秀专门给胡适和高一涵去信，交代《新青年》编辑部的后续事宜。他在信中写道：“我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陈望道在同一天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提及：“独秀先生明天动身往广东去，这里收稿的事，暂由我课余兼任”。在陈望道的主持下，《新青年》采取“树旗帜”的办刊方针，进一步亮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然而，《新青年》的改组和革新招致一些人的反对。胡适嫌《新青年》刊登大量马列言论，“色彩过于鲜明”，抨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并强烈反对把《新青年》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之用。为此，他写信给陈独秀提出建议：一是另办一个关于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三是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甚至停办刊物。
面对争辩风波，鲁迅在1921年1月给胡适的复信中阐明了看法，信中写道：“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大江书铺于1930年2月出版的《文艺研究》杂志封面
1934年9月出版的《太白》杂志创刊号封面
针对胡适妄图分裂《新青年》的做法，鲁迅不仅委婉表示了反对，还在部分同人噤声之时继续为《新青年》供稿，以实际行动支持陈望道的编务工作，如将《故乡》在刊物上发表。对此，陈望道铭记在心，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多次表达了感激之情：“鲁迅先生有文来，我很喜欢”，“‘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和陈望道的关系还停留在“神交”阶段，那么1926年8月鲁迅途经上海时，与陈望道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二人真正熟悉起来，成为亲密的战友。根据《鲁迅日记》相关记录，此后二人的交往甚是频繁。仅日记明确记载的书信往来就达40余次之多，陈望道登门拜访更是习以为常，二人还总能在沪上文人雅集上不期而遇。此外，陈望道还多次邀请鲁迅到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韧性战斗、永远进击”，二人精神达到了高度契合。
鲁迅积极支持陈望道筹办大江书铺便是一例。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和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更是欣欣向荣。1928年，陈望道萌生创办书铺以发展革命文化的想法，与汪馥泉等人合股创办大江书铺，最初地址设在景云里4号，与鲁迅住处相距不远。书铺集出版和发行于一体，致力于“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介绍先进的文艺理论”，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为此，陈望道凭借其在文化界颇高的声望，和自身强大的组稿能力，为书铺招揽了一批健于作文译文的骨干供稿，鲁迅便是其中之一。鲁迅对书铺的筹备和运作给予大力支持。由大江书铺创办的《大江月刊》，前后仅出版三期，上面就发表了多篇由鲁迅翻译或撰写的文章。作为介绍新近文艺理论的重要阵地，大江书铺还引进和出版了大量相关译著，其中就包括由鲁迅翻译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和《艺术论》两本。陈望道后来回忆：“鲁迅先生谦虚地说恐译不好，我就说：我们把它译出来，就是一个胜利。鲁迅先生赞同我的意见，他承担了这个翻译的责任。”鲁迅极其慎重、认真地完成大江书铺的邀约，他所完成的文章和译著“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论战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再到后来，陈望道于1930年筹办《文艺研究》季刊，专门约请鲁迅主编《文艺研究》，鲁迅爽快应承下来，并于2月8日起草《文艺研究例言》八条，从而成为了国内较早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刊物。可惜的是，这本刊物因发表文章带有鲜明立场，出版一期便遭反动当局查封。
此外，《太白》杂志也是在鲁迅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大肆禁扣书刊，封闭书店，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冷却群众的革命热情，麻痹人民的战斗意志，如陈望道所说，“一时里，乌云翻滚，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为此，左翼文化人士认识到必须振奋精神，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反动派以牙还牙的猛烈反击。1934年9月20日，《太白》正式创刊，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以左翼文化界为核心，广泛团结了当时文化界进步开明人士，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文艺阵地之一。
尽管《太白》中未曾见“鲁迅”二字，但鲁迅与《太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鲁迅是《太白》的编委，直接参与了编委会全部活动。刊物的名字、内容风格以及斗争方针策略，都是在鲁迅的主导下众人研究商定的。《鲁迅日记》中就记录了1934年9月4日晚，他在陈望道的召集下参与商讨《太白》办刊一事。而鲁迅之所以不公开列名于编委，主要是担心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而影响刊物的发行。另一方面，鲁迅还是《太白》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写了许多富有批判力和斗争性的杂文，多达20余篇，其中不乏《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人言可畏”》《名人和名言》等名篇，可见鲁迅对《太白》用情之深、用心之切。但是，在特殊环境下，鲁迅无法直言大名，只能以“公汗”“越丁”等笔名示人。即便如此，也无法遮蔽他为《太白》所作的贡献。在鲁迅和陈望道的主导下，《太白》办得别开生面，后人回忆道：“《太白》半月刊的出现，一新读者耳目：清新、刚健、泼辣、浑厚，可谓独埔一帜”。
鲁迅和陈望道，一个是以呐喊划破混沌长夜，一个是以真理浇灌革命火种，二人经历相似、志趣相投，始终作为亲密战友，携手站在进步的一边。作为不断为民族解放事业开辟道路的积极分子，二人始终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