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挑战与中国机遇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哪些时代挑战？中国又面临哪些机遇？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品牌研究成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2-2024》对此进行了回应。

精彩文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挑战

一、全球排名

在高等教育中，大学排名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对过去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高等教育领导者和决策者也越来越依赖根据大学的全球排名来确定、定义和设计他们的战略和目标。因此，高等教育排名的存在是必要的。全球大学排名在重塑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格局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全球学者被邀请进入了一个由世界级研究、大学排名、引文索引、绩效管理技术组成的表演世界。排名引发的激烈竞争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生活方式，对全球大学排名的追求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大学之间的同质化程度。鉴于全球大学排名对大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些排名被批评为荒诞的游戏，一些国家和机构开始退出竞争。高等教育从作为民族主义公共利益和研究绩效之间的比拼，演变为本土主义的归属感政治和全球地位竞争政治这两者之间较量。当大学为了追求世界级地位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改变做法时，大学灵魂就受到了威胁。大学对衡量标准、排名和效率的痴迷已经蒙蔽了它们的双眼，使其忽视了以更可持续的教育多元化愿景为框架、以培养全球批判性思维为目的的可行替代方案。

二、数智科技

数智化时代的海啸席卷全球，人工智能正在生成和建构一个开放、灵活和多元的教育社会，由于颠覆性技术和全球化浪潮，知识工作者很可能被机器所取代，这给传统社会标准化培养的教师和世界一流大学带来了巨大挑战。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学的数智化转型，教师的职业危机与大学的发展困境并非教师、管理者等个体能力所能解决，而是要从根本上变革“教什么知识”和“怎么教知识”这两个教育本质问题。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与创造性、批判性思维。

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同样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挑战。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创建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加强数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设备、数字化教学系统、混合学习空间等基础条件建设？如何强化人才培养方式与管理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推进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开发与应用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学生、教师、管理者的数字化能力，缩小不同年龄段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促进虚拟数字化空间与校园物理空间有机结合？从世界人口来看，如何减少网络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弥合全球存在的巨大数字化鸿沟？科技进步带来的一系列数字化变革正在重塑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态，全球高等教育正在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三、人类命运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中将“相互依存、瞬息万变和错综复杂”视为塑造当今世界的三大主流特征。有研究指出需要进一步反思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全球领导者、全球知识与学科前沿的引领者，对教育界、对相信其具备与全球地位和声望相匹配实力的人们、对带着这种信任来到大学的学生承担哪些责任？任何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机构，对那些在遥远地方饱受战乱的国家的学生，对那些在政治上流离失所、在经济上无力支付国际教育费用的学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国际学者对跨越政治边界和经济阶层、渴望追求学习梦想的学生承担着怎样的专业伦理和人文关怀？这些问题表明了探讨更大胆、更多维和更有远见的框架的必要性，敦促世界一流大学制定超越当下思考和推进国际高等教育的经济和政治框架。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机遇

一、经费投入增加

随着研究者和大学争先公布研究成果和有可能获得专利的发现与发明，科学已经变成了一项利益攸关、竞争激烈的国际赛事。如果一所大学想要加入全球性科学研究、参与国际科学网络中，不仅需要建设适用本地或区域研究的基础设施，还需要拥有更加先进和昂贵的科学设备以及最现代的实验室。那些希望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要想进入国际前沿，在世界范围内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21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近40%下降到2017年的28%；相比之下，中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从不到5%上升到25%以上，特别是在一些研发难度大的先进技术方面。在未来75年里，中国作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快速崛起。经费总量提升为中国一流大学的科研活动参与全球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视角下，从投入规模来看，中国R&D经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增长速度看，2016—2021年，中国R&D经费年均增长12.3%，明显高于美国（7.8%）、日本（1.0%）、德国（3.5%）和韩国（7.6%）等发达国家同期增速。从投入强度看，中国2021年2.44%的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位，超过法国（2.4%）、荷兰（2.3%）等创新型国家。综上，中国的R&D投入持续呈现大体量、高增长的特点。

二、人才回流加速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双方监管的收紧挤压了在美国继续深造的中国学生数量。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 Report）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的人数持续增加，增长率约为20%。但从2013年开始，该比率开始明显下降，并在2020年开始连续三年负增长。也就是说早在疫情前，中国在美学生赴美人数增长已经放缓，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美华人科学家正在加速离开美国。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实施以来，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增加了75%，其中2/3前往了中国。

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人数逐年增加。2019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58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6.1万人，增长11.73%。1978—2019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累计达423.2万人，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3%，中国正在从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高端人才回流国。2020—2022年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数据库人数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占比逐年提升，从2020年的4.4%增加到2022年的5.4%，增长约3500人。

三、评价导向改革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追赶状态，采用欧美大学的标准和规范来评估国内的大学建设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外围地位。当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局限于西方范式并运用西方大学理念进行建设时，很容易削弱其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作出独有贡献的能力。与其他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核心之外的国家一样，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制定自己的标准，寻找替代性话语，主动变革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2020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方案》，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减少国际出版物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的作用，鼓励中国学术界打破对西方主流话语的习惯性依赖，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在评估中，“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等。又如，2021年三部委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强调“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考察“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情况；强调“分类评价，引导特色发展”，探索建立院校分类评价体系，鼓励不同类型高校围绕特色提升质量和竞争力，在不同领域和方向建成一流等。这种价值判断与评价体系的变化对于引导中国学者开展立足中国的研究，创造能够影响世界和塑造未来的知识至关重要。

崛起中的中国大学深植于儒家文化的自我修养，强调教授肩负社会与学术的双重责任，是西方科学、东方文化以及中国式政府主导的现代化的混合产物。中国要想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从根本转变位于半外围地带的处境，需要与不同国家、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学术组织以及个体开展更加深入的学术对话与广泛的价值传播。科学研究不仅要从国家情景下的具体问题转向关系全人类命运的世界性问题，更要从中国问题依靠国际经验提供解决方案，转变为世界难题要依靠中国智慧探寻破解方向。一方面，通过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知名奖项、权威学会、国际会议中扮演重要角色，重构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制度安排，打破西方大学主导全球大学发展的单一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等能力，积极参与全球学术治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多元、自主、包容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依托科学研究与知识创造，推广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2-2024》梳理了中外一流大学建设的文献综述，比较了中外一流大学的发展指数，剖析了中外一流大学的典型案例。主要侧重“发展指数”和“借鉴研究”两个议题。“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原创研究、学术大师、经济贡献、品牌影响力和服务国家战略六个关键领域的指数构建、指标测量和组别对比。“借鉴研究”主要包括学术文献的借鉴、政策演变的借鉴、学校实践的借鉴和典型案例的借鉴。本书可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政策建议，适合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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