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还带着薄雾，中南海勤政殿里却已传出阵阵笑声。毛主席例行批阅文件，抬头突然问身旁工作人员：“马季那小子，好些天没露面了，他咋没来？”身边人一愣——算一算，马季的确已有七个多月没有受召来表演。一句轻描淡写的追问，道出毛主席对这位年轻

1964年1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还带着薄雾，中南海勤政殿里却已传出阵阵笑声。毛主席例行批阅文件，抬头突然问身旁工作人员：“马季那小子，好些天没露面了，他咋没来？”身边人一愣——算一算，马季的确已有七个多月没有受召来表演。一句轻描淡写的追问，道出毛主席对这位年轻相声演员的关注，也把故事的序幕拉开。

回到七个月前，马季正在山东文登农村。按照中宣部的统一部署，广播说唱团抽调骨干组成文化工作队，进村普及文化，马季名列其中。白天，他跟着生产队下地，看庄稼、学插秧；晚上，点着汽灯搭台说段子。新写的《黑斑病》《跳大神》《画像》正是在那段泥土飞扬的日子里诞生的。农民头一次听相声，常把他和搭档于世猷的长衫当成“唐朝戏”服装，直问：“你们唱的可是大鼓？”马季笑着答：“咱这是逗您乐，不唱。”朴实一句，赢得满场掌声。

毛主席之所以察觉马季的缺席，源于此前频繁的中南海晚会。1959年至1963年间，只要工作不太紧张，主席常在晚饭后听一段相声，四十分钟左右，既解乏又能捕捉社会气息。马季与《装小嘴》《拔牙》《宇宙牌香烟》等新作，正是那时成了“常驻曲目”。主席每次听完，总会点评几句：“味儿对，生活里来。”对于演员来说，这种肯定胜过一切奖杯。

七个月过去，文化工作队任务结束。1964年11月下旬，马季和于世猷接到电话，被通知当晚进中南海演出。幕起前，主席笑眯眯地递上一杯茶：“这么长时间你咋没来？”马季答得利落：“去乡下取经去了，带回点新段子。”随后，两人连演三小段，节奏干净，包袱密集。演到《黑斑病》，马季用山东口音模仿社员，“这玩意儿能治不？治不了咱挖了它”，主席连声说：“还是下去好！”这五个字，让马季明白，创作的源头永远在生活。

如果把时针拨回更远，便能看见这位“马树槐”早年的轨迹。1934年，他出生在北京什刹海边的小院，父亲做买卖，日子算不上富裕。读黄城根小学时，班长吴常坤带他混进西单“启明茶社”收牌子，看名家抖包袱。刘宝瑞的《卖布头》、常连安的《数来宝》，一次次点燃少年好奇。父亲病故后，家中失依，他辍学进厂当徒工，随后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当店员。店里每月联欢，马季站上小舞台，说自编的《学说方言》，台下“哄”地一声笑，把经理都惊住——这孩子，嘴皮子快得很。

新中国成立后，工会鼓励文娱活动。书店将马季送到刘宝瑞办的相声讲习班深造，天赋遇上名师，进步飞快。1956年，全国职工曲艺汇演，马季凭《打扑克》获一等奖。侯宝林当场点名要人：“这块原石交我，三年让他冒光。”不久，马季调入广播说唱团，艺名“马季”便是师父借《牧鹅少年马季》电影灵感，改得响亮又好记。

在团里，侯宝林常告诫徒弟：“相声演员得像杂货铺，什么都得备。”为了充实“货架”，马季跑工地、进车间、到集市，听民间俚语、记生活琐事。一次饭馆里看见老人头插红花，他答不出典故，师父当场拆台，事后一本正经：“闹喜宴的事都不懂，谈何写段子？”挨过训，马季把北京风俗细细记录，自此包袱里多了份人情味。

1957年起，“反映现实、与时俱进”成了他的创作轴心。《宇宙牌香烟》讽刺假广告，《吹牛》针砭浮夸风，段段火爆。稿费虽只有区区数元，却让观众听得过瘾。当经济改革到来，新旧观念碰撞，他又推出《五官争功》《买猴》，语言犀利又不失温度。观众说，这玩意儿解闷，还管用。

时间来到1980年代，香港、东南亚多次邀请马季登台。临行前，侯宝林拍拍他的肩：“我的老段子，你随便拿。”一句交底，象征师徒关系的另一重升华。舞台上，马季结合当地时事，改编《明年更好》《考试》，笑点新鲜，粤语包袱令人捧腹。当年香港报章评价：“北方口音，南方节奏，一口气笑到尾。”

然而，再高的掌声也挡不住创作瓶颈。马季在采访中直言，最怕灵感枯竭：“观众不是冲着脸来的，是冲着活儿来的。”每逢写不出东西，他便回社区、跑田间，听大爷大娘的家长里短，淘素材。正因如此，年逾古稀时，他依然能写出《新五官争功》这样紧跟社会的作品。

老百姓对马季的感情，在细节里见真章。90年代，他到铁道学院礼堂商演，卸妆时仍被簇拥签名。有人问累不累，他摆手：“观众掏了票，不理他，傻。”多年后，长沙街头，老太太拉住他的袖子湿了眼眶：“听您相声，闺女病房里都笑出声。”这种反馈，比奖金更有分量。

马季一生跨越多个时代，从茶社学徒到中南海座上宾，再到春晚舞台常客，其轨迹折射的是新中国文艺与社会脉动的互动。毛主席那句“还是下去好”，道破相声创作者最大的诀窍：离开观众，艺术就断了根。这条经验，至今依然管用。

来源：明月清风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