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义庄九百年：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二）

摘要：2024 年初，汉正家族办公室联合深圳市慈善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了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完成的课题报告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报告一经推出，便引发公益慈善、家族办公室及财富管理三大领域同仁的广泛关注，报告线上线

编者按：

2024 年初，汉正家族办公室联合深圳市慈善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了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完成的课题报告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报告一经推出，便引发公益慈善、家族办公室及财富管理三大领域同仁的广泛关注，报告线上线下累计阅读人次超 1000；与此同时，我们同步制作的案例视频，观看人数超 10000 人次。

为让更多行业伙伴深入挖掘报告价值、掌握中国家族在 “传承与慈善” 领域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对报告中的7个典型家族案例展开连载，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范氏义庄九百年：

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

王筱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案例研究了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作为古代中国家族慈善的制度化呈现，范氏义庄建立了家族慈善的传承范式并为后世效仿。从1049年到1952年，范氏义庄历经九百年，一次次在战火和动乱中焚毁，又一次次在灰烬中重生。即使在义庄实体不复存在的当下，范氏义庄仍然是范氏家族的精神图腾以及中国传统家族传承的典范，被后世不断提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首先回溯范氏义庄的发展历程，再分析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对当代家族传承和家族慈善的启示。

范氏义庄的制度变迁

(一）范仲淹初定义庄规矩

1050年十月，范仲淹订立了《义庄规矩》十三条，这是义庄最早的制度规定。在义庄规矩中，范仲淹重点明确了义庄收益的分配方法。义庄资助了族人的口粮、丧葬、嫁娶和冬衣。每月每口人可获得三斗白米（糙米每斗折白米八升）。丰年储粮，灾年优先保证族人口粮，其次保证丧葬，再次是嫁娶，最后有余力再提供冬衣。在丧葬费用方面，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安排额度，优先保障尊长的费用，如果尊卑顺序相同，则按照去世的先后。

义庄的资助对象主要是苏州的范氏族人，按房计人口，五岁以上可以计为一口。与其他很多义庄不同的是，范氏义庄还为家仆、留家的官人、乡里外姻亲戚提供资助。每房可支持一名家仆口粮，有儿女、服务范家十五年以上或五十岁以上的女仆可获额外资助。范家子弟做官后，如果因丁忧、等候官府选用等原因留家，按照在苏族人的标准给予资助。如果乡里、外姻、亲戚有难，或遇上灾年生活窘迫，在义庄有余力时，可由各房协商给予一定资助。

范仲淹的义庄规矩遵循儒家秩序，不仅是分配规则，也是伦理规范。与现代慈善不同，义庄分配没有任何功利的考量，与出资多少、官职多大、家庭条件、个人贡献无关，它强调长幼亲疏的秩序，特别是对丧礼的重视。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丧礼通过培养爱敬之情安立世道人心，有了对长辈亲人的爱和敬，家族才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范仲淹的义庄规矩中，强调“先凶后吉”，把丧礼放在婚礼、冠礼之前，事无巨细地制定丧礼资助的规则。“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父母和祖先虔敬地追思和感念，是涵养高尚道德和淳厚家风的必要条件。

▲图片由AI生成

（二）范纯仁兄弟续订义庄规矩

范仲淹的义庄规矩确立了财物分配的伦理准则。然而义庄规矩作为家族内部规范，在缺乏权威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义庄规矩公布后的次年春天，范仲淹离开杭州，移知青州。再次年五月，范仲淹病逝于徐州。义庄经营很快就出问题，范氏子弟不守规矩，五七年间义庄渐至废坏。

幸运的是，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嫡长子范纯祐虽然官职不高，但一直陪伴服侍范仲淹母亲谢氏，替范仲淹尽孝。次子范纯仁官至宰相，三子范纯礼官至礼部尚书，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范纯仁兄弟不仅用自己的俸禄为范氏义庄添置义田，增加义田面积为原来的两倍，而且对义庄规矩进行了十次增修。范纯仁向朝廷请旨，要求地方政府对违反《规矩》的族人进行惩罚。通过在政府备案，义庄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它成为受国家保护的家族公共资产，义庄规矩也不只是家族内部文件，而具有了法律权威。

范纯仁兄弟对义庄规矩的增修工作跨越了33年（公元1073-1106），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明确了家族对科举教育的资助，支持子弟参加科举，按照资历和学生数量为族众教师提供补贴。二是约束义庄的资产经营行为，规定族人不得租佃义田，不得侵占、买卖、随意使用义庄共有资产，不得在义庄内私搭乱建，不得用义庄资产放贷；即使义庄经营面临困难，也不得借贷。三是强调义庄资助仅限于在平江府的族人，已得官升迁的族人可自愿放弃补助。四是细化了新出生人口登记和领米的流程，例如规定新生儿两个月内必须在义庄登记，使用请米历子领米等。

根据黄明理的分析，《续订规矩》确立了文正位－掌庄的治理结构。文正位以范仲淹的谥号命名，相当于范仲淹的神位，代表义庄的最高权威，掌握义庄规矩的解释、修订和纠纷仲裁。文正位由范仲淹的子嗣担任。掌庄相当于CEO，负责义庄具体事务的管理，由范家贤能弟子担任。文正位监督掌庄，族人如发现掌庄欺弊，可向文正位申诉。掌庄在日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即使是年资更长的族人也不得侵扰干预。如果发现违背庄规的族人，掌庄可将其申官理断。

范纯仁兄弟将义庄规矩刻成石碑，督促族人遵守。宋代所立的《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如今完整地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义庄规矩碑的第一部分是中书札子，即朝廷的中书省根据范纯仁的请示签发给苏州府的官方文件，在官方层面承认了义庄规矩的权威性。第二部分是勘会，阐述了范氏家族设碑的过程和缘由。第三个部分是正文，包括范仲淹的初定规矩和范纯仁兄弟的续定规矩两部分。《续订规矩》完善了义庄制度，特别是针对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订立了仲裁和惩罚机制，使范仲淹的伦理主张有了法律保证。

▲图片由AI生成

（三）南宋义庄主奉制的确立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平稳发展后，范氏义庄遭遇了靖康之变。楼钥的《范氏复义宅记》记载了当时的惨状，义庄的屋宇或被战火夷为平地，或被流民占据，范氏族人散落四处，财产所剩无几。

不过，战乱也促成了在河南的范仲淹直系子孙南迁，与苏州的族人团聚。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在义庄创立百年之际，南北两地的范氏族人相聚义庄。义宅虽毁于战火，但义庄作为宗族遗产，已然成为范氏家族的精神归属和情感纽带。范仲淹曾孙范直方曾言：“昔逮事忠宣公，亲闻绪论，尝云：‘先文正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始能饱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时年尚少，未甚领略。绵历三纪，当宣和末，避乱南渡。绍兴乙卯，自岭海被召至行阙。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过平江。时义宅已焚毁，族人星居村落间，一旦会集于坟山，散亡之余，尚二千指。长幼聚拜，慈颜恭睦，皆若同居近属。”如范直方所言，义庄的作用不仅在物质层面赈济族人，而且承载着敬宗收族的使命。范仲淹在世时增订了家谱，确定了二十世次子孙的字辈。虽然河南和苏州的范氏后裔久未来往，但一家人能根据家谱确定长幼辈分，和睦相处，友爱恭敬。从范仲淹高祖范隋到最小的良字辈，范家已历十余代。因为义庄，这些星散各地的族人得以在战乱后重新聚集，延续家族的血脉。

南宋政权稳定后，范仲淹五世嫡孙范良能（后改名范之柔，官至尚书，谥清宪）鉴于制度久废，于1210 年续订《范氏义庄规矩》。续订规矩强化了义庄作为宗族组织的教化功能。子弟如有盗窃、赌博、斗殴、欺诈等犯罪行为，罚米一年；如果继续犯罪，则除庄籍，永不资助；如仍不悔改危害乡里，则通报文正位，必要时可向官府申请将其驱逐出乡，以警戒后人不得玷污门楣。同时，范良能和范良器兄弟通过长期的赎买和诉讼，收回了义庄土地，并再次注资，扩充义庄土地。

但是，增订义庄规矩和惩罚措施仍难以保证义庄的良好运行。公元1251年，掌庄范士廉私吞义米，辞去掌庄职务。从公元1260到1274的十五年间，义庄没有选举掌庄，管理混乱，入不敷出。这时候，官方主修的文正公祠改变了义庄的治理结构，使义庄经营重新走上正轨。

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平江知府潜说友在范氏家族祖地天平山建造文正公祠，拨出官田作为祭祀的费用。从此以后，每年春秋两祭包括官祭和家祭，官祭在文正公祠举行，由平江知府率领众官员祭拜，家祭在义庄内的岁寒堂举行。文正公祠将官方对范仲淹的祭祀制度化，历朝历代，几乎所有在苏州官员都会去祭拜范仲淹，这也帮助范氏子孙与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积累了政治资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正公祠在元代发展为文正书院，元至正六年（1346年），廉访佥事赵承僖、平江路总管吴秉彝改范公祠为文正书院，祠堂仍旧保留其内。但文正书院与教学为主的经学书院不同，仍以祭祀为主，兼具会课功能，即在春秋祭祀等重大时日，对读书子弟进行学业考核。

文正公祠的修建是范氏家族与地方政府互动的结果。范氏族人提出，之前的祠堂都修在了范仲淹任官之所，但苏州老家没有范仲淹的专祠，有必要修建一个。地方主官潜说友本身就是喜欢修文之人，他在任上主编了《咸淳临安志》，成为宋元时期最为详细的方志之一而流传后世。对于很多士人而言，处理政务不过是例行公事，教化地方、弘扬儒家文化才是达到不朽的途径。潜说友虽然后来当了逃兵，投降了元朝，但也因修县志、修文正公祠留名青史。加上当时南宋危如累卵，第三次宋元战争在1268年打响，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修建对西夏战争有过丰功伟绩的范仲淹的祠堂，有提振民心的作用。

▲图片由AI生成

文正公祠虽是官方修建，但掌祠的主奉是范氏族人，由范氏家族公举，作为范家的代表。如前文所述，义庄原有的文正位－掌庄治理已陷入混乱。在六七代之后，范氏子孙与范仲淹的关系在五服之外，无法承载文正位这一代表范仲淹的神位，掌庄之位也长期无人担任。借着官方修祠之机，范氏家族推举主奉，兼理义庄和官方主修的文正公祠。由此，文正位－掌庄的治理结构被主奉制取代。主奉兼具义庄庄正和文正公祠主祭之职，下设提管（负责义庄日常事务，相当于CEO）和主计（负责财务相关工作，相当于CFO，也被称为司账、司庄）。在明清时期，随着义庄规模增加，义庄还设有其他职务，包括典籍（负责文书工作，记录家族事件、户口等）、总管以及催租的人员。

范仲淹七世孙范士夔因年次居长，被推举为第一任主奉。范士夔来自范仲淹三子范纯礼的“右丞房”。按宗法制度，主奉本应由嫡长子继承人（宗子）担任。但是范氏义庄的主奉责任重大，需要充分考虑其品行和能力。品行不端的主奉会被罢免，例如第十二世宗子范启乂、二十七世宗子范安恭都因私吞义庄财产被免职。不过，作为领祭人，嫡传仍是主奉人选重要的考量，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宗子难以担当大任时才会考虑别人。根据黄明理的统计，从南宋末年至清道光年间，范氏义庄共推举了41任主奉，有33位来自范仲淹嫡长子范纯祐的“监簿房”。

范氏义庄的中兴与消亡

元、明、清三个朝代的义庄经历了数次波折，但在范氏族人的不懈努力下，义庄整体的规模仍有扩大。

南宋末年，第一任主奉范士夔在与元兵的交锋中战死。公元1277年，第二任主奉监簿房八世孙范邦瑞添置一百五十亩山田，兴办义学。义学任命有学行的族人为教授，教育族内子弟，也接受来自族外的学生。这一次的兴建大大扩张了义学的规模，使义学拥有独立的资产。

在宋代，范氏家族共有130人科举及第，到了元朝，家族做官的仅有17人，主要为本地的儒学教授、学正、训导、书院山长，职位不高。这与元代数十年不进行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有关。元代的政府体系类似秦朝，主要通过作为技术性官僚的吏来维持国家运行。官员从吏员群体中选拔，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收窄。不过元代仍然接纳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士族阶层在地方扎根并构建自己的人脉网络，有名望的宗族领袖成为乡绅和精神贵族，对地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相比于宋朝，元朝对义庄的优待减少，政府将义田与民田一视同仁，没有给予税赋和徭役减免，导致义庄经营困难。提管范士贵多次请求政府优免义庄差徭。范士贵历任崇德县儒学教谕、吴江州儒学教授、庆元路儒学教授，从不足七品的官做起，最高做到市教育局局长，但他锲而不舍上书，终于得偿夙愿。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元成宗颁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有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义庄因其教化功能获得政策优待，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对范仲淹的敬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地方名门的范氏家族仍保有通往中央的强大的政治网络。

明初，范氏义庄经历了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以来最大的劫难。朱元璋在攻打江南时，受到了张士诚的抵抗，而张士诚又得到了江南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朱元璋在执政后，江南富室普遍受到打击，田土多被抄没，范家也未能幸免。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官府以主计范元厚违误税粮缴纳为由，没收了长洲县20余顷义田。洪武与永乐年间，范氏众多族人被处以戍刑，强行迁往云南、湖广、甘肃等地。

但到了明中期，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宗族力量对地方治理的作用。并且，当年朱元璋打击江南富民豪强也留下了后遗症。富户的田地被抄没后收作官田，赋税比民田更重。最终，这些税负还是转嫁到了佃户身上，百姓不堪重负远走他乡，税也收不上来。于是，公元1430年，明宣宗下令减轻赋税，派周忱为江南巡抚，清点田产，督办税粮。

▲图片由AI生成

周忱仔细盘点了范氏家族的义田。根据他的记录，义庄原有义田4000余亩，如今仅存1300余亩。失去的3000余亩土地或是因为范氏子孙获罪被官府抄没，或是不堪税赋被族人典卖，或是被当地豪强侵占。周忱帮助范氏家族收回了部分被侵占的田产，并与苏州知府况钟一起，重建了义庄的五楹祠堂、书院、范氏家庙和岁寒堂。公元1432年，周忱主导重修了始建于宋徽宗年间的范文正公忠烈庙。鉴于范氏义庄对义田登记过于简单，周忱着手改善“无簿籍可照，主奉、提管以片纸逐时私记”的情况，他编制“砧基册”登记义田情况，复制一样四份，分别交由主奉、提管、主计（乡庄掌记）和天平山功德寺住持，互相查考。

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政治环境大大改善。不同于元代重吏治不重科举，清朝统治者倚重士大夫的力量，因此十分厚待范氏。康熙巡视江南特地绕道范氏义庄视察，御笔亲书“济时良相”赐予范家。康熙年间，范氏沈阳支脉、浙江巡抚范承谟对文正书院进行了整体改建。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圣谕广训》，鼓励有财力的士绅设立家庙、家塾、义田、族谱，完善祖先祭祀、教育、救济、统率族人等功能，这一政策的蓝本就是范氏义庄。雍正七年（1729年），范氏郎中房的范瑶继承父亲范弥勋遗志，捐献了长洲、元和、吴县三县1000亩土地。江苏巡抚尹继善认为，范瑶完全符合康熙帝圣谕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及雍正帝《圣谕广训》中的“置义田以赡贫乏”，于是上报朝廷表。雍正帝对范瑶大加赞赏，礼部、内阁审议决定提拔范瑶为刑部员外郎。不仅如此，雍正帝根据康熙帝遗旨，将范仲淹从祀于历代帝庙。乾隆帝“南巡”也专门派遣官员，前往祭拜供奉范仲淹神位的文正公祠。在统治者和政策支持下，范氏义庄的租田从明末的2000余亩发展到清末5000余亩。

不过，再繁盛的义庄也难以抵御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民国时期，义庄主奉仍是地方重要的乡贤，名流宴请聚会也常设在义庄。但在动荡的时局中，范家的声望和人脉不足以为其提供充分的政治庇护。天平山作为范家祖茔所在，自宋以来就严禁开采，这一成规逐渐被破坏，“山中宕户以采石为业者，侵入天平山界，斧凿横加，又持金钱之力，官吏袒护”。1925年孙中山去世，就有商人相中天平山的石头用于修建中山陵，靠着范家的势力压了下来，但抗战爆发以后，政府再无法提供保护，范氏义庄的相关资料也在战火中散佚。

范氏义庄最后的官方记录见于潘光旦、全慰天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这次到苏南（注：1952年2月—4月），特别访问了范氏义庄，到过天平山范氏一部分‘义田’，和土地改革前佃种范氏‘义田’的贫农也谈过话”。这说明义庄至少在1950年仍然存在。不过，在1952年土改完成后，范氏义庄的实体也就正式宣告解散了。

……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集）

资料来源：

1、吴飞：“丧葬不是处理人体垃圾”（文化纵横https://www.sohu.com/a/244451602_232950）

2、范仲淹在家谱确定的二十世次字辈为“仲、纯、正、直、公、良，士、宗、文、伯、叔、子、希、昌、彦、友、善、可、弥、安”

3、传范良能因神明托梦改名范之柔，他也修改了嫡长子房系的字辈，把嫡长子房从名字上和其他房区分开来。

4、[日]远藤隆俊: 《范仲淹研究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黄明理：《范氏义庄与范仲淹》，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 年

6、李学如：苏州范氏义庄田亩考述(1049—1899)，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5期

7、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8、黄明理：《范氏义庄与范仲淹》

9、李学如：苏州范氏义庄田亩考述(1049—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