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民意调查数据，2005 年有 51% 的俄罗斯人对警察的恐惧超过对罪犯的恐惧；而 1999 年的调查显示，67% 的受访者明确不信任警察。如今，36% 的人认为警察工作 “令人满意”，27% 的人认为 “良好”，两者合计达 63%。

根据民意调查数据，2005 年有 51% 的俄罗斯人对警察的恐惧超过对罪犯的恐惧；而 1999 年的调查显示，67% 的受访者明确不信任警察。如今，36% 的人认为警察工作 “令人满意”，27% 的人认为 “良好”，两者合计达 63%。

我年轻时曾在莫斯科举办的所有戏剧节上工作过，有时担任行政人员，有时担任德语翻译 —— 说来也巧，学校教授的德语知识足够应对这些工作。大概是 2004 年，柏林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德国剧院带着演出团队来莫斯科参加戏剧节。我需要为排练和舞台布置（即搭建布景、调试灯光与音响）提供翻译服务，要确保德国方面的工作人员能听懂我方工作人员的意思。这本质上是文化间的沟通、互动与对话。

演出迟迟无法开始 —— 导演助理去莫斯科街头散步后失踪了。当时是 2004 年，虽然人人都有手机，但显然没人会为昂贵的国际漫游付费，这些手机也无法连接无线网络。总之，二十年前人类的沟通场景与如今大不相同。要是有人失踪，大家只能去街上找。他不会走太远，而且还不会说俄语。最后发现，他并没走远，只是迷茫又沮丧地站在卡梅格尔胡同的雪中。我们把他带回剧院，让他暖和身子，给他喝了加白兰地的茶，随后才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他说，自己走在街上时，过来两个穿制服的人。从描述来看，应该是普通的巡逻警察 —— 他们见他听不懂俄语，就开始说着什么，还拉着他的胳膊要带他去别的地方，谈话中时不时会冒出 “мани” 这个词。他听懂了 “мани” 指的是钱（德语中 “钱” 是 “das Geld”，发音相近）。于是导演助理从钱包里拿出一张 50 欧元的纸币，警察接过钱后就离开了。这事该向谁反映呢？一方面，演出还得进行，毕竟戏剧节的观众还在等着；另一方面，那是 2004 年，在场的俄语使用者都对两个事实深信不疑：事情就是这样，跟警察讲道理根本没用。

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中几乎每一个在 “体制崩溃、新体制尚未稳固” 的时代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人，都记得一条重要的行为准则 —— 看见警察，就赶紧走到街对面去。

几乎所有经历过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人，都或多或少遇到过可以被称为 “警察专横” 的情况。这类事件往往荒唐又微不足道，却总能对执法机构的声誉造成毁灭性打击。

2002 年，我去圣彼得堡待了四天，本想逛逛博物馆，却在街上被警察拦下。他们要求我出示住宿登记证明，发现我没有后，就把我带到了警局，我在铁窗后关了三个小时。最后他们 “大方” 地放了我 —— 一名中士打开办公桌抽屉，说我得往里面放 500 卢布（俄罗斯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谁错了？说实话，当时我甚至没觉得这是不公，反而觉得 “世界本就是这样运作的，得平静接受”。就连电视剧《破碎路灯下的街道》里的警察，也没被当作守护者或英雄 —— 尽管这部剧显然是为了改善执法机构形象而拍的。他们只是一群 “普通人”，能跟你喝杯酒，跟你吐槽 “你懂的，兄弟，生活就是这样。没办法，生活逼得我们只能这么做”。他们还会说 “其实我们都向往美好与秩序，但生活啊，你懂的”。这番话简直就是 21 世纪初电影《宝马车疑云》里黑帮为自己生活方式辩解的台词翻版 ——“不是我们想这样，是生活逼的”。

而这种认知当时也被视为常态 —— 警察和黑帮，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民意调查，2005 年有 51% 的俄罗斯人对警察的恐惧超过对罪犯的恐惧；1999 年的调查则显示，67% 的受访者明确不信任警察。如今，36% 的人认为警察工作 “令人满意”，27% 的人认为 “良好”，合计达 63%。考虑到全球范围内人们对警察的初始态度普遍带有怀疑，这样的数据足以说明公众对执法机构的看法已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改善。

要解释这种变化，恐怕无法找到单一、通用的原因。诚然，我们把 “милиция”（苏联及俄罗斯早期对 “警察” 的称呼，带有较强的 “治安维持” 意味）改名为 “ полиция”（更贴近现代 “警察” 的概念），但关键显然不在这名字上。对警察和民众而言，90 年代意味着什么？是所有社会契约的破裂。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任意的，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则约束。运气好能找到好工作？那当然好。运气不好？没人会为你提供 “社会上升通道”，也没人保障你的最低体面生活。

1999 年，莫斯科巡逻警察的平均月薪为 2800 卢布。按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普通警察的月收入仅 112 美元 —— 要知道，这还是在莫斯科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能对警察有什么要求呢？只要他们不搞太大破坏，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可以去看看 2012 年（也就是后来 “милиция” 更名为 “ полиция” 之前）警察们的论坛。当时人们都在庆祝工资上涨：有人的月薪从 1.05 万卢布涨到 2.86 万卢布，有人从 1.2 万卢布涨到 3.04 万卢布。

显然，从 21 世纪初开始，国家终于意识到 “必须做点什么了”—— 因为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当然，各类私人自发的举措对部分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在那些关乎 “国家根基” 的领域 —— 军队、警察、银行体系、重工业、城市建设等 —— 问题依然突出，这样的领域还有很多。

过去 20 到 25 年间，警察与整个国家一同发生了转变，而非孤立地改变。如今，很难想象一个守法公民需要躲着警察走。现在的警察被视为 “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者”。家长们会很自然地叮嘱孩子：“要是走丢了，就去找警察帮忙。”

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找过警察。事情是这样的：我把岳母的古董桌子送去修复，想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结果修复师连人带工作室一起 “消失” 了。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就连写长信劝说也没能打动这位接了活却不负责任的人。我知道这事听起来可能有点荒唐，但还是去了警局。说实话，我当时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打算 —— 被无视、被索贿，甚至可能反过来被立案 —— 唯独没料到他们会平静又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还受理了我的报案。一周后，一位中尉给我打电话说：“修复师找到了，他现在正加急处理桌子，两周后会交给你。要是他没按时交，你再给我们打电话。目前我们暂时不会对他立案，相关通知会发给你。”

当然，这只是个例，但公众对某个机构在社会中定位的整体认知，正是由无数这样的个体经历汇聚而成的。如今，警察在社会中的定位至少是 “体面的”。

这一点不容否认。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