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9岁的叶某坚持认为，自己的子宫里被装了“监听器”，而且是医生干的。这事听起来像都市传说，但确实在辽宁绥中县打了一场官司。法院已经两审驳回她的诉求，理由很直接：彩超查不出任何异物。可她还是不信，说只要把手机靠近肚子放歌，就能听到回响——那一定是监听装置在作祟。

59岁的叶某坚持认为，自己的子宫里被装了“监听器”，而且是医生干的。这事听起来像都市传说，但确实在辽宁绥中县打了一场官司。法院已经两审驳回她的诉求，理由很直接：彩超查不出任何异物。可她还是不信，说只要把手机靠近肚子放歌，就能听到回响——那一定是监听装置在作祟。

事情得从她的说法讲起。她说几年前在绥中当地一家医院做避孕环复查，医生高某趁机在她子宫里植入了监听设备。从那以后，她长期腹痛，最近两年开始用手机播放歌曲，察觉到异常回声，于是认定体内真有东西。2025年1月7日，她在另一家医院做了彩超，报告写着“左附件区小囊肿（2.7×2.4cm）、囊性回声、盆腔少量积液”。她把这当成监听器的证据，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取出异物并索赔。

法院查了她的病历，发现2016年她确实在这家医院做过节育器取出术，还做了子宫次全切手术。两次审理都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表明她子宫内存在金属或电子类异物。彩超显示的囊性结构，和监听器完全对不上号。

妇科超声里，“囊性回声”太常见了。多数是卵巢囊肿、黄体囊肿，或者就是一点积液，九成以上是良性的，直径不到5厘米通常不用管。真要有监听器那种东西，里面肯定有金属或电路，彩超、CT、MRI随便哪一项都能照出来。可叶某从来没做过CT或MRI。一位在三甲医院超声科干了十几年的朋友说，监听器再小，也比2毫米大得多，而且会在影像上呈现强回声，后面还带着声影。但她的报告写的是“无回声”或“低回声”——典型的液体特征，跟电子设备沾不上边。

法律上，《民事诉讼法》讲“谁主张，谁举证”。叶某既拿不出异物存在的证据，也没法证明这东西和2016年的手术有关系。更关键的是时间。从手术到起诉，隔了快九年。而《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诉讼时效是三年。就算真有异物，也很难再追究当年医生的责任。

这事不只是个案，背后其实有更深的裂痕。国家卫健委2023年通报的医疗纠纷里，大约17%源于患者对检查结果的误解或主观联想。虽然“体内被植入异物”这类投诉极少，但最近几年确实零星冒出来一些。普通人面对“囊性回声”这种术语，容易听岔。加上长期腹痛，很容易脑补出一套“被监控”的剧情。这种思维模式，和某些“电磁波敏感”“芯片植入”之类的说法有点像，逻辑上未必严密，但情绪是真实的。

换个角度想，如果当初医院在手术后能多解释几句——比如提供详细的影像报告，说明术后可能出现哪些生理变化，也许就不会拖到九年之后闹上法庭。技术上没问题，但信任断了。

国外也有类似情况。欧美偶尔会出现“体内被装监听器”的指控，但通常会被精神科评估，归入被害妄想或躯体症状障碍的范畴。国内基层的精神卫生资源还是紧张。2024年的数据显示，每10万人口只有2.3名精神科医生，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5人标准。很多人有健康焦虑，却找不到合适的出口。

打个比方：你手机偶尔有杂音，有人觉得是接触不良，有人却认定被黑客监听。前者去售后，后者直接报警。叶某选择了法律途径，某种程度上，是在用她能想到的方式表达一种长期的不安。法院已经按程序审了证据，判了，但她心里的结没解开。判决书能写清楚医学事实，却没法消除一个人的主观确信。

这案子走到今天，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或法律的边界。当检查报告说“一切正常”，但患者坚信“里面有东西”，问题就不再只是“有没有异物”，而是“为什么她这么确定”。医院有没有责任主动提供心理转介？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想一想。

叶某还在坚持。她说手机放歌时的回响骗不了人。医生说那是腹腔共鸣，她不信。法院说证据不足，她也不认。两边各执一词，中间隔着的，可能不只是医学知识，还有对“被听见”的渴望。

前几天她又去了医院，要求做MRI。医生劝她先看心理科，她摆摆手走了。没人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来源：聚影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