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世我外出打工，临走二叔给我80块钱，二婶知道后追到火车站

摘要：很多年后，当我抚摸着自己工作室里那些纹理温润的紫檀木料时，指尖传来的触感，依然会把我拉回到那个绿皮火车的站台。

很多年后，当我抚摸着自己工作室里那些纹理温润的紫檀木料时，指尖传来的触感，依然会把我拉回到那个绿皮火车的站台。

二婶气喘吁吁地挤过人群，那双纳得密密实实的千层底布鞋，就这么硬塞进了我的怀里。

火车开动时，风卷起了她额前花白的头发，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很多年以后才慢慢读懂的东西。

那一年，我十八岁。

天，塌了。

我说的不是外面那片天，是撑在我头顶上，给我遮风挡雨的那片天。

爹和娘，前后脚没隔过三个月，都走了。

一场急病，一场意外，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了这个世界上。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怜悯。那种眼神像软绵绵的棉花，堵在我的心口，透不过气。

丧事是二叔陈卫国一手操办的。

他是我爹唯一的亲弟弟，一个闷得像块木头疙瘩的男人。几十年来，我听他说的所有话加起来，可能还没村口广播站的喇叭一天说得多。

办丧事那几天，他就是一根绷紧的弦，跑前跑后，联系车辆，采买东西，招待亲戚。他的嘴唇干裂起皮，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却没掉过一滴泪，也没说过一句安慰我的话。

他只是在把我爹下葬后，拍了拍我肩膀上沾的黄土，沙哑着嗓子说：“走，回家。”

他说的家，是他的家。

从此，我像一只离了壳的寄居蟹，小心翼翼地住进了二叔家的屋檐下。

二叔家不宽裕。

两间土坯房，堂屋连着灶房，一股经年不散的油烟味。二婶李秀兰是个精明干练的女人，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她走路带风，说话像爆豆子，噼里啪啦的，不给人留情面。

堂弟小军比我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一顿能吃三大碗饭。

我的到来，无疑给这个本就紧巴巴的家，又添了一双筷子，一个张口吃饭的人。

我心里清楚，自己是多余的。

每天天不亮，我就跟着二叔去地里。他干什么，我干什么。锄地，浇水，施肥，我把浑身的力气都使在了地里，好像这样就能抵消掉我吃掉的那些粮食。

二叔是个好木匠，农闲时会接些活计。

他做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给他打下手，递刨子，拉锯子，扫木屑。

二叔的手艺是跟老辈子人学的，讲究一个“规矩”。墨线要弹得笔直，榫卯要合得严丝合缝，刨花推出来，得是薄薄的卷儿，迎着光能透亮。

他做活时，比在地里更沉默。整个院子里，只有“嚓、嚓”的刨木声和“吱、嘎”的拉锯声。

我喜欢闻那股木头新刨开的清香，也喜欢看二叔专注的眼神。在那一刻，他仿佛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而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匠人。

可这种平静，一到饭桌上就会被打破。

二婶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米又快见底了，油瓶子也空了，小军的学费还没着落。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任何人，就像是自言自语。

可我知道，那些话是说给我听的。

每次听到这些，我扒饭的动作就会慢下来，嘴里的饭菜嚼着嚼着，就没了滋味，像是在嚼一团棉絮。

我不敢抬头看她，也不敢看二叔。

二叔通常会把头埋得更低，吃饭的速度更快，然后“啪”地一声放下碗筷，说一句“我吃饱了”，就起身去院子里抽烟。

他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知道，二叔心里也苦。

一边是亡兄留下的孤儿，一边是为生计发愁的婆娘，他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我身上的那点少年人的锐气，全被磨平了。我变得跟二叔一样沉默，一样习惯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不想成为二叔的累赘，不想再看二婶的脸色，不想再让这个家因为我而充满一种压抑的沉默。

那天晚上，我等二叔从外面干活回来，鼓足了勇气，对他说：“二叔，我想出去闯闯。”

二叔正用毛巾擦脸，闻言动作一顿。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我，看了很久。

“想好了？”他问。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去哪？”

“去南方，听说那里厂多，好找活干。”我说的是我从村里几个出去打工的年轻人那里听来的。

二叔没说话，继续擦脸，只是擦得很慢。

“行。”半晌，他吐出一个字。

屋里的二婶听见了，从里屋走出来，倚着门框，不咸不淡地说：“出去好，男娃儿大了，总该出去见见世面，不能一辈子窝在穷山沟里。”

她的话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我心上。

我低下头，没敢接话。

我知道，她巴不得我早点走。

第1章屋檐下的寄居蟹

离开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那三天，家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二婶的话似乎比平时少了些，但脸上的表情依然是淡淡的，看不出喜怒。她照旧给我盛饭，只是碗里的菜，似乎比以前多了两块肉。

我心里明白，这或许是她表达送别的方式，一种带着解脱感的客气。

我把爹娘留下的几件旧衣服叠好，放进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就为了给爹娘治病卖光了，剩下的，只有这间空荡荡的老屋和一些带不走的回忆。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去了爹娘的坟前。

夏夜的风带着一股泥土的腥气，坟头的野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我跪在那里，拔着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化作滚烫的眼泪，一滴滴砸在干燥的黄土地上。

“爹，娘，冬子要走了。你们放心，我长大了，能照顾好自己。”

我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凉的土地，直到夜色深得像一匹黑色的绸缎，才起身回家。

回到二叔家，堂屋的灯还亮着。

二叔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就着一碟花生米，喝着闷酒。那瓶廉价的白干，他平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喝两口。

看到我进来，他抬了抬眼皮，指了指对面的板凳。

“坐。”

我依言坐下。

他给我倒了一小杯酒，推到我面前。

“明天走了，喝点。”

酒很烈，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我被呛得咳了起来，眼泪都出来了。

二叔没笑我，自己也闷了一口，被辣得直咧嘴。

“到了外面，不比在家里。”他看着桌上的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人心隔肚皮，凡事多留个心眼。”

“别跟人置气，能忍就忍，出门在外，平安最重要。”

“活要好好干，别偷懒，人家才看得起你。”

他一句一句地嘱咐着，像是要把这十几年的话一次性说完。这些话，朴实得像地里的泥土，却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温暖的叮咛。

我低着头，听着，眼眶发热，只能不停地点头。

“钱……二叔这里，也拿不出多少。”他顿了顿，声音里透着一丝艰难和愧疚，“家里……你二婶她……”

“二叔，我懂。”我赶紧打断他，“我不要钱，我年轻，有的是力气，饿不死。”

我不想让他为难。

二叔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只是端起酒杯，又灌了一大口。

那一晚，我们爷俩喝光了整整一瓶白干。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只记得二叔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句反复念叨的“照顾好自己”。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悄悄起了床。

我不想惊动他们，不想面对那种尴尬的送别场面。我背上帆布包，轻手轻脚地走到院子里。

二叔却已经等在了那里。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褂子，手里拿着一个布袋，里面鼓鼓囊囊的，是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和两个玉米面饼子。

“路上吃。”他把布袋塞给我。

我接过，感觉沉甸甸的。

“二叔，我走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嗯。”他应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仔细包着的东西，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我的裤兜里。

“这个，你拿着。”

我一摸，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

“二叔，我不能要！”我急了，想掏出来还给他。

“拿着！”二叔按住我的手，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穷家富路，身上没钱，寸步难行。这是二叔……二叔借你的，以后挣了钱再还。”

他的手很粗糙，像老树皮一样，掌心的温度却烫得我心里发慌。

我知道，这钱，是他的血汗钱，是他一刨子一刨子刨出来的，一滴汗一滴汗摔出来的。

“听话！”他加重了语气。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把头扭到一边，用力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

“二叔，你保重身体。”

“快走吧，别误了车。”他摆摆手，转身进了屋，像是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我攥着口袋里那叠钱，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不敢去想二婶知道后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我怕听到她的叫骂，怕看到二叔为难的样子。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那个我寄居了半年的家。

一路走到村口，天已经大亮。晨雾弥漫在田野间，远处的公路上，开往县城的班车已经隐约能看到影子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

爹娘的坟，沉默的二叔，还有那个让我又敬又怕的二婶……这一切，都将成为我遥远的背影。

前路茫茫，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

为了爹娘的期望，为了二叔的嘱托，也为了我自己。

口袋里的那叠钱，是我全部的底气。

我上了班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开动，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

到了县城，我买了去往南方的火车票，是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

坐在候车室冰冷的铁椅子上，我才敢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手帕，生怕弄出一点声响。

一张，两张，三张……全是十块钱一张的大团结，一共八张。

八十块钱。

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一笔巨款。是二叔接多少木匠活，卖多少粮食才能攒下来的钱。

我能想象到，他是怎么瞒着二婶，一张一张把这些钱攒下来的。那些钱，可能原本是准备给小军交学费的，是准备给家里添置物件的……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酸又胀。

这八十块钱，太重了。

重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第2章八十块钱的分量

火车是晚上七点的。

我在候车室里坐立不安，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时间，既盼着火车早点来，带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又害怕火车真的来了，从此故乡就真的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二叔把钱塞给我时的样子，还有二婶那张总是紧绷着的脸。

我想，她现在应该已经发现钱不见了吧。

家里会不会已经吵翻了天？

二叔会不会因为我，挨她的骂？

越想心里越乱，我起身在候ട്ട室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周围人声鼎沸，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可我什么都听不见。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终于，广播里响起了检票的通知。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得到了一种解脱。

只要上了火车，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随着，挤上了站台。

绿皮火车像一条巨大的钢铁长龙，静静地卧在铁轨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方便面、汗味和劣质香烟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是一个靠窗的位置。

把帆布包安顿在行李架上，我坐下来，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送别的人们，有的在挥手，有的在抹眼泪，有的在大声地嘱咐着什么。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这个站台，没有一个人是为我而来的。

我把那八十块钱贴身放好，那是二叔给我的希望，也是我心头的一块巨石。

“呜——”

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鸣笛，车身微微震动了一下，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走了，终于走了。

我心里默念着。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疯了似的从站台的另一头往我这个方向跑。

是二婶！

我的心“咯噔”一下，瞬间沉到了谷底。

她怎么来了？她是怎么找到我的？

她一定是来追回那八十块钱的！

这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我，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藏钱的口袋，整个人都僵住了。

完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火车越开越快，二婶也越跑越急。她穿着一双布鞋，跑得跌跌撞撞，一边跑，一边焦急地在每一个车窗前张望。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上满是汗水，那张平时总是板着的脸，此刻写满了从未有过的慌张和急切。

我把头埋下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不敢看她，我怕看到她失望和愤怒的眼神。

火车在加速，站台在后退。

我以为，她追不上了。

可就在火车即将驶离站台的那一刻，她终于看到了我。

她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用尽全身力气，跟着火车跑了起来。

“陈冬！陈冬！”

她一边跑，一边拍打着车窗，声嘶力竭地喊着我的名字。

她的声音穿透了火车的轰鸣声，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车厢里的人都好奇地看着窗外那个疯狂的女人，又看看我，议论纷纷。

我的脸涨得通红，像被火烧一样。

我完了，我今天要在这个车厢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被二婶把钱要回去，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火车速度越来越快，二婶的身影渐渐被甩在了后面。

我以为，这场闹剧终于要结束了。

可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车窗“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重重拍了一下。

我睁开眼，赫然看到二婶正扒在车窗上，半个身子几乎都探出了站台的黄线。

她把一个布包，用尽全力从车窗的缝隙里扔了进来，正好掉在我的腿上。

然后，她就被站台的工作人员拉了回去。

火车呼啸着驶出了车站，把那个小小的身影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呆呆地看着腿上的那个布包。

布包是用一块蓝色的土布包着的，打着一个结实的结。

这不是来要钱的？

我颤抖着手，解开了布包。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争吵和责骂，而是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

鞋底纳得又厚实又均匀，针脚细密得像机器缝出来的一样。鞋面是黑色的灯芯绒，摸上去很舒服。

鞋子旁边，还放着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几块金黄的、还带着余温的烙饼。

在烙饼下面，压着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潮湿的纸币。

是零零散散的毛票，一块的，五块的，凑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块钱。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不是来追债的。

她是来送行的。

第3章站台上的追赶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着，像一首单调而漫长的催眠曲。

我抱着那双布鞋，眼泪模糊了视线。

鞋子做得不大不小，正合我的脚。

我能想象出，二婶是怎样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纳着这双鞋底。她的眼睛不太好，有些老花，穿针引线都要眯着眼凑得很近。

这双鞋，不知耗费了她多少个夜晚。

还有那二十多块钱，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她卖鸡蛋、卖青菜，一毛一毛攒下来的。

她追到火车站，不是为了那八十块钱，而是怕我路上没钱花，怕我脚上没鞋穿，怕我饿肚子。

可我呢？

我把她想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斤斤计较、尖酸刻薄、恨不得立刻把我赶出家门的恶人。

我因为她的几句牢骚，就否定了她半年来的收留。

我像个傻子一样，揣着一颗自卑又敏感的心，把她的精打细算当成了对我的嫌弃，把她的刀子嘴当成了蛇蝎心肠。

巨大的愧疚和懊悔，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恨不得立刻跳下火车，跑回去，跪在她面前，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可火车不会为我停留。

我把脸埋在那双带着二婶体温的布鞋里，无声地痛哭起来。

周围的旅客似乎也看明白了什么，原本嘈杂的议论声渐渐平息了，取而代代的是几声轻轻的叹息。

邻座的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张手帕。

“小伙子，家里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心里疼你呢。”

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只能用力地点头。

是啊，豆腐心。

我怎么就没早点看明白呢？

我记得，刚住进二叔家的那段时间，我因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是二婶半夜起来，给我熬了浓浓的姜糖水，一口一口喂我喝下。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真是个娇气包，一点福都享不了。”可她的手，却一遍遍地给我搓着冰凉的脚心。

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帮二叔去地里收工具，回来晚了。一进门，就看到二婶站在门口，举着一把伞，朝路口张望着。看到我浑身湿透地回来，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死哪里去了！不知道下雨啊！想淋病了让我伺候你吗？”骂完，却又急急忙忙地找来干毛巾，把我从头到脚擦了一遍。

还有小军，他总是抢我的东西吃，穿我的旧衣服。二婶看到了，会象征性地打他两下，嘴里说着：“你哥的东西你也抢，没出息！”可我心里清楚，那是因为家里真的没什么好东西，而二婶，想让她的亲儿子，也沾沾我这个“外人”的光。

这些细节，像电影片段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回放。

原来，她不是不疼我。

她的爱，藏在那些骂骂咧咧的话语里，藏在那些不耐烦的眼神里，藏在每一顿多出来的饭菜里。

只是我被自己的自卑和敏感蒙蔽了双眼，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

而二叔，那个沉默的男人，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了我最厚重的父爱。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然后一个人，默默地扛下了二婶可能会有的所有抱怨和争吵。

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共同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撑起了一片虽然拥挤但却温暖的屋檐。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从黄土高坡变成了青山绿水。

我的心，也像是被这一场迟来的醒悟洗涤过一样，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澈和坚定。

我把二叔给的八十块钱，和二婶给的二十多块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起。

这一百块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它不仅仅是钱，它是我二叔二婶的爱，是我的根，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的牵挂。

我脱下脚上那双磨破了的旧鞋，换上了二婶做的新布鞋。

鞋子很合脚，很暖和。

我踩在上面，感觉脚下的路，一下子就踏实了。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外面混出个名堂来。

不为荣华富贵，只为将来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回到那个家，把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加倍地还给他们。

第4章木屑里的汗水

南方的城市，和我从小长大的北方小山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高楼大厦像一根根柱子，把天空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着我看不懂的表情。

我背着帆布包，站在繁华的街头，像一棵被移植错了地方的树，显得格格不入。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

我住在最便宜的城中村，几平米的小单间，阴暗潮湿，墙壁上糊着发黄的报纸。

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两顿饭，顿顿是馒头配咸菜。二婶给我烙的饼，我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吃了整整三天。

我开始疯狂地找工作。

去工地搬砖，去餐馆洗碗，去码头扛包……只要能挣钱的活，不管多苦多累，我都愿意干。

可我年纪小，又没什么技术，很多地方都不要我。

那一百块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地流逝。

我开始恐慌，害怕自己会流落街头，害怕辜负了二叔二婶的期望。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在一个家具厂的门口，看到了一张招工启事。

招木工学徒。

看到“木工”两个字，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我想起了二叔，想起了他做活时专注的眼神，想起了院子里那股好闻的木头清香。

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工厂的管事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师傅。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看我虽然瘦，但手脚利索，眼神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就留下了我。

学徒工没有工资，只管吃住，每个月给几块钱的零花钱。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能有口饭吃，能学一门手艺，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工厂的宿舍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条件比我租的房子还差。但能和工友们在一起，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

我的师父，就是那个招我进来的李师傅。

他是个手艺精湛的老木匠，脾气却不太好，对我们这些学徒要求极其严格。

学木工，得从最基础的活干起。

认木料，拉大锯，推刨子，打磨。

这些活，我小时候跟着二叔都干过，上手比别人快一些。

但李师傅的要求，比二叔高得多。

拉锯要一条线，不能偏；推刨要一气呵成，刨出来的木花要薄如蝉翼；打磨要不留一丝痕迹，摸上去要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

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

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

有好几次，我都想过放弃。

可一想到临行前二叔的嘱托，一想到站台上二婶那双焦急的眼睛，我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把二叔和二婶给我的钱，缝在了内衣的口袋里，一分都舍不得花。

那成了我的护身符。

每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摸一摸那个硬硬的钱袋，心里就又充满了力量。

我学得很用心。

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练习拉锯；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在琢磨榫卯结构。

李师傅虽然嘴上严厉，但都看在眼里。他开始慢慢地教我一些真本事。

如何看木头的纹理，如何用最少的料做出最结实的家具，如何让每一块木头都物尽其用。

他说：“小冬，做木匠，跟做人一个道理。要心正，手才稳。你手里的每一块木头，都有它的脾气，你要懂它，敬它，才能把它变成一件好东西。”

这些话，和二叔说过的“规矩”，不谋而合。

我渐渐明白了，手艺这东西，不光是技术，更是一种传承，一种风骨。

半年后，我正式出师，成了一名小木匠，开始拿工资了。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我跑到邮局，给家里汇去了三十块钱。

我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信里，我没有提自己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我只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很好，有工作，有饭吃，师父对我也很好。

我在信的最后，用歪歪扭扭的字，给二婶写了一句话：

“二婶，你给我的鞋，我穿着很暖和。你烙的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第5章一封家书抵万金

信寄出去后，我每天都盼着回信。

白天在车间里干活，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木屑纷飞，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可我心里，却总有一丝甜甜的期盼。

我想知道，他们收到钱和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二婶会不会骂我乱花钱？

二叔会不会因为我能挣钱了，偷偷喝两口小酒？

小军是不是又长高了？

这些琐碎的念头，像一根根细细的藤蔓，缠绕着我的心，把我与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大概半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家里的回信。

信是小军写的，他的字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歪歪扭斜，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庄稼收成不错。二叔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和木工房里忙活。

他说，二婶收到我的汇款单时，把他骂了一顿，说我刚出去挣钱就不学好，大手大脚。可骂完，她却拿着那张汇款单，翻来覆覆地看了好几遍，眼圈都红了。

她把钱取出来，没舍得花，用一块红布包了，压在了箱子底。

小军还在信里说，二婶现在逢人就夸我，说我在大城市有出息了，是大木匠了。

信的最后，是二婶自己加上的几行字。

她的字比小军的还难看，像小鸡扒出来的印子，好几个字都写错了。

“冬，外面冷，多穿衣裳。别不舍得吃饭，身体是本钱。钱不用寄回来，家里够用，你自己留着花。”

短短几句话，我却像是能透过纸张，看到她倚在门框上，一边念叨一边让小军帮她写信的样子。

我拿着那封信，在宿舍的灯下，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

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主动去买了半斤猪头肉，一瓶啤酒，一个人坐在宿舍的角落里，自斟自饮。

肉很香，酒很醇。

我感觉，自己所有的辛苦和汗水，在那一刻，都值了。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雷打不动地给家里寄钱，从三十到五十，再到八十。

我开始玩命地干活，别人不愿意接的急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我的手艺，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变得越来越纯熟。

李师傅看我踏实肯干，又有悟性，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活交给我。

我做的家具，不仅结实耐用，而且在细节上总能多花一些心思。一个圆角，一条雕花，都能看出我的用心。

渐渐地，我在厂里有了点小名气。

厂里的老师傅们都喜欢我，说我这孩子，身上有股老派手艺人的劲儿。

我知道，这股劲儿，是二叔和李师傅教给我的。

他们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跟木头打交道，更是如何跟这个世界，跟自己的良心打交道。

日子就这样，在刨花和汗水中，一天天过去。

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了一个皮肤黝黑、肩膀宽厚的青年。

我和家里的通信，也从未间断过。

通过那些薄薄的信纸，我知道了家里的一切。

小军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

二叔用我寄回去的钱，翻新了老屋，把土坯墙换成了红砖墙。

二婶的身体不太好，得了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腿疼。

我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飞回去。

我把攒下来的钱，大部分都寄了回去，让她去看病，让她别再下地干活了。

二婶在回信里，又把我骂了一顿，说我瞎操心，说她那是老毛病，死不了。

可小军在信里告诉我，二婶拿着我寄回去的钱，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她嘴上说着不要，却还是去县医院开了药。

那几年，我只有一个念头：多挣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让二叔二婶能歇一歇。

我像一头上了发条的陀螺，不停地旋转，不敢有丝毫的停歇。

我以为，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报答。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李师傅交给我的一项“肥差”。

第6章手艺人的风骨

那是一个大客户的订单，要定制一套高档的红木家具，用来做婚房。

客户出手阔绰，点名要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工。

李师傅把这个活交给了我，让我独立完成。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信任和考验。如果做好了，光是提成，就够我挣大半年的。

我激动得好几晚没睡好，翻阅了大量的图纸，结合客户的要求，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

从选料、开料，到制作、打磨，我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tou，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吃住都在车间里，满脑子都是榫卯结构和雕花纹样。

就在家具的主体结构快要完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厂里的采购，不知道是为了贪小便宜，还是被人蒙骗了，新进的一批红木料，里面掺杂了不少次品。

有几块关键的承重木料，表面看着没什么问题，但内里却有细微的裂纹和虫蛀的痕迹。

这种料，如果用在不重要的地方，做些小物件，倒也无妨。

但要做成需要用上几十年的大件家具，就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问题，但时间一长，轻则变形，重则断裂。

我发现问题后，立刻找到了李师傅和工厂管事。

管事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些有问题的木料，用在家具的背面或者不显眼的地方，用胶水和木粉修补一下，糊弄过去。

“小冬啊，这批料退是退不回去了，损失太大了。”管事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客户又催得紧，重新进料也来不及了。你手艺好，处理一下，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还暗示我，只要我把这事办妥了，除了正常的提成，他还会私下给我一个大红包。

我看着那些有瑕疵的木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知道，如果我照做了，不仅能拿到一大笔钱，还能讨得管事的欢心，以后在厂里的路会更好走。

可我的脑海里，却反复回响着二叔和李师傅的话。

“做木匠，要心正，手才稳。”

“规矩，不能坏。”

我仿佛看到二叔那张严肃的脸，看到他用墨斗弹出的那条笔直的黑线。

那条线，不仅是画在木头上，更是画在心里的一条底线。

手艺人的风骨，不能丢。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抬起头，对管事说：“对不起，这个活，我干不了。”

管事的脸当场就沉了下来。

“陈冬，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我给你机会，你还跟我拿乔？”

“这不是钱的事。”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手艺人吃饭的家伙，是良心。我爹从小就教我，做人不能昧良心。我师父也教我，手艺不能有半点掺假。这批料，我不能用。”

那天，我和管事大吵了一架，闹得整个车间的人都知道了。

结果可想而知。

我被赶出了工厂。

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拿到。

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心里没有失落，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李师傅追了出来，塞给我几百块钱。

“小冬，你做得对。”他拍着我的背，眼睛里满是赞许，“这地方，不值得你待了。记住，手艺人，饿死不丢手艺。有这身本事，到哪都有饭吃。”

我拿着李师傅给的钱，看着这个我奋斗了数年的城市，第一次感到了迷茫。

接下来，该去哪里？

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我看到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

强烈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在那一刻，汹涌而来。

我想家了。

我想念北方的黄土地，想念村口的歪脖子树，想念二叔的旱烟味，想念二婶的骂声。

也许，是时候该回去了。

我不再是那个身无分文、仓皇出逃的少年了。

我有了手艺，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

我或许挣不了大钱，但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地活着。

我走进一家电话亭，拨通了那个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是接到村委会的，是村长接的。

我让他去帮我叫一下二叔。

等了很久，电话那头传来了二叔那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

“喂？”

“二叔，是我，冬子。”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甚至能听到他因为激动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你，你咋样？”半晌，他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我挺好。二叔，我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回吧。”

二叔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家里，需要你。”

第7章归燕还巢

回家的火车，和来时的绿皮车，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

车厢干净明亮，速度也快了很多。

可我的心情，却比来时还要复杂。

近乡情更怯。

我不知道，几年未见，家乡变成了什么样子。二叔二婶，是不是又老了许多？

我给他们买了很多东西，给二叔买了他念叨多年的好烟好酒，给二婶买了一件厚实暖和的羊毛大衣，还给已经上了大学的小军买了一块手表。

这些年，我虽然吃穿简朴，但攒下的钱，除了寄回家的，也有一笔不小的积蓄。

火车到站，我转了两次车，才回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山村。

村口的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

村里的土坯房，大多也翻新成了砖瓦房。

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凭着记忆，朝二叔家的方向走去。

还没到家门口，就远远地看到两个人影，站在门口，不停地朝路口张望着。

是二叔和二婶。

我的脚步，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几年不见，他们的背，都有些驼了。二叔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二婶更是苍老了许多，脸颊瘦削，步履也有些蹒跚。

岁月，终究还是没有饶过他们。

二婶眼尖，先看到了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的二叔。

“老头子，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冬子回来了？”

二叔扶了扶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半天，才确定是我。

他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

我快步走上前，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声：“二叔，二婶，我回来了。”

二婶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她走上前来，一巴掌拍在我的胳膊上。

“你个死孩子，还知道回来啊！一走就是这么多年，心真狠啊！”

她的手劲不大，拍在身上，一点都不疼。

我笑着，任由她打，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二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里满是欣慰。

他帮我拎起地上的东西，我这才发现，他的手，抖得厉害。

进了屋，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堂屋里，挂着我爹娘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他们笑得那么年轻。

二婶张罗着给我倒水，拿水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瘦了，黑了，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暖洋洋的。

这就是家的感觉。

晚上，二婶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

她不停地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外面肯定没好好吃饭。”

“二婶，我吃不下了。”

“吃不下也得吃！这是命令！”她眼睛一瞪，还是那副不容置疑的口气。

我笑了，这熟悉的“命令”，听着是那么的亲切。

二叔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好酒，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冬子，欢迎回家。”他举起杯，一饮而尽。

我们爷俩，就像我离家前的那一晚一样，喝着酒，聊着天。

我跟他们讲了我在外面的经历，讲了我如何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木匠。

我没有提自己被工厂开除的事，只说我想家了，想回来陪着他们。

二叔二婶听得很认真。

当听到我靠手艺吃饭，没有走歪路时，二叔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好，好啊。”他连说了两个好，“咱老陈家的手艺，没丢。”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我才知道，二叔的木工房，因为年纪大了，眼神和力气都跟不上了，已经很久没有开张了。

村里现在都流行买现成的家具，便宜又时髦，很少有人再愿意花大价钱，请人手工打造了。

二叔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神里满是落寞。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心里一阵酸楚。

这双手，曾经能化腐朽为神奇，能让一块块普通的木头，变成一件件有生命的家具。

可现在，它却快要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给淘汰了。

一个念头，在我的心里，慢慢地清晰起来。

第8章老屋里的新梁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我把二叔那间尘封已久的木工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刨子，锯子，凿子……每一件工具，都擦拭得锃亮。

二叔走进来，看到焕然一新的木工房，愣住了。

“二叔，”我走到他面前，认真地对他说，“我想把这个木工房，重新开起来。”

二叔浑身一震，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

“傻孩子，现在谁还用这些老家伙事儿啊。时代变了。”

“时代是变了，但手艺没变，规矩没变。”我拿起一把刨子，在手心掂了掂，“二叔，你的手艺，加上我在外面学的那些新样式、新想法，咱们爷俩合伙干，一定能行！”

我把我这些年的积蓄拿了出来，拍在桌子上。

“这是启动资金。咱们不光要做家具，还要做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儿，木雕、摆件，放到网上去卖。现在流行这个。”

二叔看着我，看着桌上的钱，半天说不出话来。

二婶闻声也走了进来。

她听了我的想法，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反对我乱花钱，反而沉默了。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二叔，最后叹了口气。

“你想干，就干吧。你二叔这辈子，就念着这点东西了。有你陪着他，我也放心。”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

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我寄回来的那些钱。

他们要的，是陪伴，是传承，是这个家能有一个主心骨。

说干就干。

我用那笔钱，置办了一些新的电动工具，也把二叔那些老工具，重新打磨修复。

我还买了一台电脑，拉了网线。

我把我设计的家具图纸，和我做的一些小木雕样品，拍了照片，开了一家网店。

一开始，生意很冷清。

但我没有气馁。

我每天都和二叔泡在木工房里。

二叔负责传统的榫卯结构，保证家具的“骨架”结实耐用。我负责新颖的外观设计和精细的打磨雕刻。

我们爷俩，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木工房里，重新响起了“嚓嚓”的刨木声和“吱嘎”的拉锯声。

那声音，像是我们这个家，重新跳动的心脏。

二婶每天给我们送饭，嘴里还是会念叨几句“别太累了”“注意身体”，但脸上的笑容，却比以前多了很多。

小军放假回来，看到家里的变化，惊讶得合不拢嘴。

他成了我们网店的第一个“客服”，帮我处理订单，联系客户。

慢慢地，我们的网店有了第一笔订单，第二笔，第三笔……

很多城里人，厌倦了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家具，反而对我们这种纯手工、用料扎实、带着温度的老手艺，情有独钟。

订单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在村里招了几个年轻人，跟着二叔学手艺。

沉寂多年的木工房，又热闹了起来。

二叔成了总教头，每天背着手，在车间里踱步，指点着年轻人。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头了，说起木工的门道，滔滔不绝，眼睛里都放着光。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给一件即将完工的紫檀木茶几做最后的抛光。

二婶端着一碗绿豆汤走了进来。

她看着满屋子的木屑和忙碌的年轻人，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冬子，累了吧，喝碗汤。”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清甜爽口。

“二婶，还记得我走的那天吗？”我笑着问。

二婶一愣，随即也笑了，眼角泛起了泪花。

“咋不记得。那天我跟你二叔吵了一架，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她用围裙擦了擦眼角，“我不是心疼那八十块钱。我是怕啊，怕你一个人在外面，被人骗，受欺负。我让你二叔给你钱，他死活不肯，说怕我知道了跟你闹。我没办法，只好连夜给你赶了双鞋，又凑了点零钱，想着去车站塞给你，让你路上宽裕点。谁知道那火车开那么快，差点没追上。”

原来，那八十块钱，二婶从一开始就知道，并且是默许的。

他们夫妻俩，一个给了我闯荡世界的勇气，一个给了我贴身的温暖和叮咛。

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为我操劳了半生的女人，心里百感交集。

我站起身，从工作台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小心翼翼包着的东西。

我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那双我已经穿不下的千层底布鞋，还有那一百块钱。

这些年，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把它们带在身边。

“二婶，这个，还给你们。”

我把钱，和那双鞋，一起递到了她的手里。

二婶看着手里的东西，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傻孩子……”

我走上前，轻轻地抱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