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末，一则关于王健林“限高令被取消”的消息悄然登上财经热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此前对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发布的限制消费令已从公开信息中消失，天眼查亦将该记录标注为“历史限制消费令”。这一变化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万达债务危机出现缓和信号。然而几

2025年9月末，一则关于王健林“限高令被取消”的消息悄然登上财经热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此前对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发布的限制消费令已从公开信息中消失，天眼查亦将该记录标注为“历史限制消费令”。这一变化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万达债务危机出现缓和信号。然而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条信息却揭示了另一个现实：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强制执行1210万元。

此次王健林“限高”解除，并非源于债务清零，而是源于法律程序上的调整。据财联社报道，相关案件涉及万达下属某项目公司的经济纠纷，可能因执行层面的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临时性措施出台。换言之，“限高”更像是一次司法执行过程中的技术性误判或阶段性施压手段，而非对企业整体信用的终极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健林个人限制解除，万达集团仍深陷债务泥潭：截至目前，其现存被执行人信息达10条，累计被执行金额超52亿元；股权冻结更是高达47起，冻结资金逾415亿元，部分冻结期限直至2028年。

这说明，万达的风险并未解除，只是从“台前”转向“幕后”。为了自救，万达过去一年间加速资产变现。自2023年起，陆续出售包括上海松江、昆山、呼和浩特等在内的超过85座万达广场，仅2024年就完成近40项交易。这种“卖子求生”式的去杠杆操作，虽缓解了短期流动性压力，但也意味着王健林曾引以为傲的“自持物业+轻资产输出”商业模式正在被动重构。

而另一边，王思聪旗下的熊猫互娱再次成为焦点。这家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1.55亿元的文化公司，曾因直播平台熊猫TV的倒闭而广受关注。六年前，王思聪因未能履行债务被多地法院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一度成为“国民老赖”。如今旧案未远，新罚又至，1210万元的执行标的虽不及其父昔日千亿级风波，却象征着二代接班人并未真正摆脱家族光环下的责任捆绑。

王思聪近年来早已淡出电子竞技主业，转而投身创投与社交评论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去实业化”倾向。而熊猫互娱作为其直接控制的企业再度被执行，或许表明他在财务治理与企业合规方面仍存短板。与其父在重资产领域的步步为营不同，王思聪更倾向于轻资产、高流量的运作模式，但这类模式往往抗风险能力更弱，在司法追责面前同样难逃其咎。

这场看似偶然的“父子交替背锅”事件，实则是中国民企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治理命题：当创始人光环褪去，家族成员是否具备独立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万达通过大规模出售资产换取喘息空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王思聪屡陷执行风波，则提醒我们，即便拥有资本起点，若缺乏稳健的经营逻辑，依然难以逃脱市场的惩罚。

未来，万达能否真正走出阴霾，不仅取决于资产处置的进度，更在于能否建立起脱离“王氏标签”的可持续管理体系。而对于王思聪而言，真正的成年礼，或许不是创办多少家公司，而是能否亲手终结一场执行案件。

来源：故檐听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