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是1988年的夏天，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又闷又热。

“大军，把你那个‘大哥大’拿出来，让你二叔他们开开眼。”

我爸推了推大伯的胳膊，嗓门洪亮，脸上的光彩比自己发了财还足。

那年是1988年的夏天，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又闷又热。

但我们家院子里，比天上的太阳还火热。

大伯，我爸的大哥，叫王大军，去深圳闯了三年，回来了。

他不是空手回来的。

他开着一辆黑得发亮的桑塔纳回来的，车头那个“W”标志，在阳光下能晃花人的眼。

村里人从村头跟到村尾，像看什么稀罕物件一样。

大伯从车里下来，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方块，上面还有一根长长的天线。

那就是“大哥大”。

我当时八岁，踮着脚尖，从大人的腿缝里看过去，觉得那玩意儿可真神奇，比我们家那个只能搁在桌上的电话机威风多了。

大伯笑了笑，那笑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从容。他慢悠悠地把“大哥大”掏出来，放在院子当中的石桌上。

“啪”的一声，不重，但院子里所有人的心都跟着跳了一下。

“这东西，在深圳那边，叫‘身份的象征’。”大伯说话不紧不慢，普通话里夹着点听不懂的广东味儿。

爷爷捻着胡须，眯着眼看，没说话。

奶奶则是拉着大伯娘的手，一个劲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在外头受苦了。”

大伯娘，我叫她大妈，叫王淑芬。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子，站在一身洋气的大伯身边，显得有些局促。

她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喜悦。

大伯带回来的东西，堆了半间屋子。

给爷爷的是没见过的铁盒茶叶，给奶奶的是一串看起来就很贵重的珍珠项链，给我爸的是两条“中华”烟，给我妈的是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轮到我，是一台可以玩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进口糖果。

我把糖纸小心翼翼地铺平，夹在书里，那上面印的外国小人，比年画上的还好看。

那几天，我们家成了全村的中心。

大伯成了传奇。

人们口中，深圳遍地是黄金，大伯就是那个弯腰捡黄金的人。

“三年，就三年，身价上百万。”我爸跟人说起这事，总是伸出三根手指头，语气里全是敬佩。

“百万”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不懂，我只知道，大伯能买得起小汽车，能用上“大哥大”，能让我们全家都穿上新衣服。

我觉得我大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家里的气氛，因为大伯的归来，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与兴旺。

这是一种稳稳的幸福，就像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桑塔纳，厚重，气派，让人心安。

我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变故，是从一个信封开始的。

那天下午，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捏着车闸，在院门口喊：“王大军的信！”

是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很厚实。

大伯当时正在堂屋里跟几个村里的长辈喝茶，讲他在深圳的生意经。

他接过信，看了一眼寄信人地址，脸上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

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变化，快得像风吹过水面，但我看见了。

他没有当着大家的面拆开，而是把信揣进了西装内侧的口袋里。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我爸妈的房间，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

我听见我爸压着嗓子在说话。

“哥，这事儿……你可得想清楚。淑芬嫂子这些年在家，不容易。”

“有什么不容易的？我每个月没给她寄钱吗？家里地里的活，不都请人干了吗？”大伯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耐烦。

“钱是钱，感情是感情。你跟她，还有强子（我堂哥），那是一家人。”

“正因为是一家人，我才跟她说实话。”大伯的声音顿了顿，“我在深圳那边，已经有人了。”

我爸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我听见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不一样。”大伯的声音里，似乎有了一丝柔和，“她懂我，懂我的生意，能帮我应酬，能陪我见客户。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那淑芬嫂子呢？”我爸的声音更低了。

“她是个好女人，我知道。但我们之间，早就没话说了。我跟她说生意上的事，她听不懂。她跟我说的，就是家里谁家的鸡下了蛋，谁家的猪长了膘。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老二，你懂吗？”

我缩在门外，大气不敢出。

“一个世界”这个词，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心里。

原来，人和人之间，还可以不在一个世界。

第二天，大伯找大妈谈话了。

就在堂屋里，爷爷奶奶和我爸妈都在。

气氛很压抑，没人说话，只有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大伯从兜里掏出一个存折，推到大妈面前。

“淑芬，这些年，你辛苦了。”他的开场白很平静。

“这里面有十万块钱。你拿着，算是……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房子，家里的东西，都归你和强子。我以后每个月，还会给强子寄生活费，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大妈看着那个存折，没伸手去拿。

她的手，就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那是一双常年干农活的手，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

她抬起头，看着大伯，看了很久。

她的眼神很平静，没有哭，也没有闹。

“大军，你是不是不要我，不要这个家了？”她问。

大伯避开了她的目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我们不合适了。”他说。

“哪里不合适？”大妈追问。

“哪里都不合适。”大伯的声音硬了起来，“我跟你说股票，你懂吗？我跟你说外汇，你懂吗？我带你去见我的生意伙伴，你连话都说不上一句，只会站在旁边傻笑。”

“我……”大-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的肩膀，慢慢地垮了下去。

爷爷手里的旱烟袋，“啪”的一声磕在桌子上。

“混账东西！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出去的？是淑芬把她陪嫁的缝纫机卖了，凑的钱！你忘了你爹我这张老脸，去求了多少人，才给你弄到的出门条？”

爷爷气得浑身发抖。

“爸，时代不同了。”大伯站了起来，“现在不是讲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时候。感情没了，捆在一起也是相互折磨。”

“我只要一个结果，淑芬，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看着大妈，下了最后通牒。

大妈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么一滴一滴地，砸在身前的衣襟上，无声无息。

她点了点头。

“我同意。”她说，“但钱，我一分都不要。”

“你这是何苦？”大-伯皱起了眉头。

“我没苦。”大妈站了起来，第一次，她挺直了腰板，看着大伯，“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王淑芬，是用钱就能打发的。”

说完，她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声惊雷，炸在每个人心里。

这就是大伯做错的第一件事。

他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可以弥补他亏欠的感情和责任。

他用十万块钱，去衡量一个女人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和等待。

他成功了，他离了婚。

但他不知道，他推开的，不只是一个女人，而是他自己做人的根。

大伯很快就回了深圳。

他走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开着车走的。

家里没人去送他。

爷爷气得好几天没吃饭。

我爸整天唉声叹气，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家里那股喜庆劲儿，一下子就散了，比夏天的雷阵雨来得还快。

大妈没有回娘家，她还是住在大伯家的老房子里，带着我堂哥强子。

她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每天下地，喂猪，做饭。

只是，她脸上的笑容，再也没有了。

我有时候去找强子玩，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手里拿着针线，却半天也不动一下。

强子哥也变了。

他以前很爱笑，爱跟我们一起疯跑。

但那之后，他话变得很少，总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看书，或者帮大妈干活。

有一次，村里的小孩不懂事，当着他的面喊他“没爹的野孩子”。

强子哥冲上去，跟那个比他高一头的孩子打了一架，两个人都在泥地里滚得跟泥猴一样。

强子哥赢了，他骑在那个孩子身上，一拳一拳地打，眼睛红红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大伯的钱，还是会每个月准时寄过来。

但大妈把那些钱都存了起来，一分也没动。

她说，那是给强子以后上大学娶媳妇用的。

她靠着几亩地，和偶尔去镇上打零工，硬是撑起了那个家。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九十年代初。

大伯的生意越做越大。

听说他在深圳买了别墅，还换了更气派的奔驰车。

他还娶了那个“懂他”的女人，第二年，就生了个女儿。

他偶尔会回来一趟，每次都像视察工作。

车子直接开到村口，就不往里走了，嫌路窄，怕刮了车漆。

然后让人捎话，让爷爷奶奶和我爸他们去村口的饭店吃饭。

他不再回那个他长大的家了。

饭桌上，他派头十足。

他会给我们这些小辈发红包，红包很厚，但他从来不问我们的学习，也不跟我们多说一句话。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说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生意。

他的新太太，我也见过一次。

很漂亮，很会打扮，也很会说话。

她会给奶奶夹菜，会夸我妈的衣服好看，但那份热情，总让人觉得隔着一层什么。

她看我们这些农村亲戚的眼神，就像在看电视里演的扶贫纪录片。

有一次过年，大伯带着新太太和女儿回来。

车上拉了满满一后备箱的年货，都是些我们没见过的洋玩意儿。

他把东西分发给各家，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轮到去大妈家时，他犹豫了。

是我爸硬拉着他去的。

“哥，强子也是你儿子，大过年的，你总得去看看。”

大伯最终还是去了，但只站在院子门口，没有进去。

新太太和女儿都坐在车里，没有下来。

强子哥从屋里出来，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喊了一声：“爸。”

声音很生硬。

大伯“嗯”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递过去。

“拿着，好好学习。”

强子哥没有接。

他看着大伯，说：“我妈说，我们不缺钱。”

大伯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妈一个脾气？”

“我妈脾气怎么了？我妈脾气好得很！”强子哥的犟劲儿上来了。

父子俩，就在院门口僵持着。

最后，是大妈从屋里出来，她接过大伯手里的红包，塞到强子哥手里。

“你爸给的，你就拿着。”她对强子哥说。

然后，她又对大伯说：“进来坐会儿吧，外面冷。”

“不了，公司还有事，我得赶紧回去。”大伯说完，转身就上了车。

车子扬起一阵尘土，很快就消失在了村口。

我看见大妈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

这就是大伯做错的第二件事。

他有钱了，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他看不起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看不起这些朴实的亲人。

他用金钱和地位，在自己和过去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他以为自己飞上了枝头，却忘了，鸟儿飞得再高，也得有落脚的树枝。

他的根，被他亲手斩断了。

这种傲慢，不仅体现在对家人上，也体现在他的生意上。

我爸后来跟我说，那几年，大伯的生意伙伴换得特别勤。

以前跟他一起打拼的几个老乡，都渐渐跟他疏远了。

原因很简单，大伯觉得他们跟不上自己的思路了，嫌他们“土”，嫌他们“眼界窄”。

他开始跟一些香港老板、海外投资人打交道。

他觉得，那才是跟他一个“圈子”的人。

他开始频繁地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喝洋酒。

他学会了说一些时髦的词，比如“资本运作”、“杠杆”、“风口”。

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大老板”了。

但爷爷说：“一个人，要是忘了本，那就离摔跤不远了。”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爷爷是老思想，跟不上时代了。

现在想来，老人的话，都是用一辈子活出来的智慧。

时间到了1997年。

那一年，香港回归，举国欢庆。

那一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金融风暴是个很遥远的名词，只在新闻里听过。

但对于大伯来说，那是一场真正的风暴。

他的很多生意，都跟香港那边有牵连。

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资金链绷得很紧。

风暴一来，他那些看起来很风光的“资本运作”，一下子就变成了致命的陷阱。

年底的时候，传来了消息。

大伯的公司，破产了。

别墅、车子，全都被银行收走了。

他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那个漂亮的、懂他的新太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带着女儿和家里剩下的一点财产，悄悄办了手续，去了国外。

一夜之间，那个身价百万、风光无限的王大军，又变回了孑然一身的王大军。

不，比当初去深圳的时候，还要落魄。

因为他不仅没了钱，还没了心气，多了还不清的债务。

大伯是第二年春天回来的。

没有桑塔纳，也没有奔驰。

他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回来的，手里只提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他回来那天，下着小雨。

他站在院子门口，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西装皱巴巴的，像是好几天没换过了。

他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眼神空洞。

是我爸最先看到的他。

我爸当时正准备出门去镇上，一开门，就愣住了。

“哥？”我爸试探着喊了一声。

大伯抬起头，看见我爸，嘴唇动了动，想笑一下，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老二。”他喊了一声，声音沙哑。

我爸什么也没说，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

“回来就好，先进屋，外面下着雨。”

那天晚上，我家的饭桌上，气氛比大妈同意离婚那天还要沉重。

大伯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埋头喝酒。

一杯接一杯，喝得很快。

我爸陪着他喝。

“哥，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事就好。”我爸劝他。

大伯抬起头，眼睛通红。

“挣？怎么挣？老二，我什么都没了。”

“我那些所谓的‘朋友’，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瘟神。”

“我去找他们借钱，想东山再起。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王总，你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啊’。”

大-伯学着那些人的语气，脸上满是自嘲。

“我算是看透了。什么圈子，什么人脉，都是假的。你有钱的时候，他们是你的朋友。你没钱了，你什么都不是。”

他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饭桌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第一次看到大伯哭。

那个曾经那么意气风发，觉得什么都能用钱摆平的男人，终于被现实打垮了。

这就是他做错的第三件事。

他错信了那些虚假的繁华，错把生意场上的利益交换，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脉。

他看不起共患难的乡亲，却把全部的信任，都给了那些只能同富贵的“朋友”。

当潮水退去，他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裸泳。

大伯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他整个人都蔫了，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

我爸想让他振作起来，给他找点事做。

“哥，要不，你去镇上的厂里看看？我跟厂长熟，给你安排个清闲点的活儿。”

“不去。”大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王大军，怎么能去给别人打工？”

他骨子里的那份傲气，还没有被彻底磨平。

他还幻想着，能有翻盘的一天。

他开始给以前的生意伙伴打电话，一个一个地打。

但结果，都是一样。

要么不接，要么就是各种推脱。

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跟人低声下气地说话。

“张总，您再帮我一次，就最后一次。只要五十万，不，三十万就行。我保证，一年之内，连本带利还给你。”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大伯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

最后，他把电话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那部电话，还是他当年带回来的，很时髦的红色按键电话。

一下子，摔得四分五裂。

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

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有时候，又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下午，谁也不理。

家里的气氛，因为他，变得越来越紧张。

我知道，我爸妈也快撑不住了。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午。

那天，大伯又喝多了，在院子里耍酒疯。

他指着天，指着地，骂这个，骂那个。

骂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骂那个卷钱跑了的女人，最后，他开始骂自己。

“我王大军，就是个傻子！彻头彻尾的傻子！”

他一边骂，一边哭。

我们谁也劝不住。

就在这个时候，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大妈和强子哥，站在门口。

强子哥那年已经上高中了，长得又高又壮，比大伯还高了半个头。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大伯看着他们，酒醒了一半。

他愣愣地看着，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大妈走了过来，从他手里，拿下了酒瓶。

“别喝了。”她说，“跟我回家。”

“家？”大伯喃喃自语，“我还有家吗？”

“有。”大妈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只要我和强子在，那里就是你的家。”

大伯看着她，看着这个他抛弃了快十年的女人。

她的头发也白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但她的眼神，还是那么平静，那么有力量。

他“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这一次，不是因为破产，不是因为众叛亲离。

这一次，他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大伯跟着大妈和强子哥，回了那个老房子。

他开始戒酒。

过程很痛苦，但他坚持下来了。

他开始帮着大妈下地干活。

一个曾经指挥着上百号人的大老板，重新拿起了锄头。

一开始，他很不习惯，手上磨得全是血泡。

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干。

村里人看见他，还是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他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

他变了，变得沉默，也变得谦卑。

他不再谈论过去那些风光的日子，也不再做着东山再起的梦。

他开始踏踏实实地，过眼前的日子。

第二年，强子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是镇上那年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

去送强子哥上学那天，大伯也去了。

在火车站，他把一个布包塞到强子哥手里。

“这里面，是你妈这些年存下来的钱，还有我……我这一年多，攒的一点。你拿着，在学校，别亏待自己。”

强子哥看着他，眼睛红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大伯站在站台上，一直挥手，一直挥手。

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还在那里站着。

他的背，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我突然觉得，那一刻的大伯，比他开着奔驰车的时候，要高大得多。

后来，为了给强子哥凑学费和生活费，大伯和大妈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早餐店。

卖豆浆，油条，还有大妈拿手的豆腐脑。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磨豆浆，和面，一直忙到中午。

很辛苦，但他们的脸上，却有了久违的笑容。

他们的早餐店，因为用料实在，味道好，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虽然挣的都是一块两块的辛苦钱，但每一分，都来得踏实。

我有时候会去店里帮忙。

我看见大伯，穿着白色的围裙，满头大汗地在油锅前忙活。

有客人跟他打招呼：“王老板，生意兴隆啊！”

他会憨厚地笑笑：“小本生意，混口饭吃。”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总”，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自己双手挣钱的“王老板”。

他晚年的生活，谈不上富裕。

跟当年身价百万的日子，更是天差地别。

住的还是那个几十年的老房子，开的还是一辆用了好几年的三轮车。

但他整个人，看起来，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宁。

他不再失眠，不再酗酒。

他会陪着爷爷下棋，会帮着我爸修整院子。

他跟大妈之间，话依然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就能明白。

那是一种被岁月磨砺出来的默契。

强子哥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也成了家。

他经常回来看他们，每次都大包小包地买东西。

他想把大伯和大妈接到城里去住，但他们不去。

大伯说：“这里挺好，有街坊邻居，有熟人，心里踏实。”

有一年，我回家过年，跟大伯一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们聊起了很多过去的事。

我问他：“大伯，你后悔过吗？”

他沉默了很久，看着远处光秃秃的田野。

“后悔。”他说，“怎么能不后悔。”

“我最后悔的，不是生意失败，不是没了钱。我最后悔的，是当初，不该把你大妈……不该把那个家，给弄丢了。”

“我那时候，被钱迷了心窍，觉得有钱就有一切。等我什么都没了，我才明白，钱能买来房子，但买不来家。钱能买来很多漂亮的东西，但买不来人心。”

“人这一辈子，能守着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有个安安稳稳的家，比什么都强。”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

我知道，他是真的放下了。

他从那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大梦里，彻底醒了过来。

大伯后来，是在睡梦中走的。

很安详。

他的葬礼，没有那些生意场上的大人物，来的都是村里的乡亲，还有镇上那些常去他店里吃早餐的街坊。

强子哥把他和大妈合葬在了一起。

墓碑上，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我站在墓前，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夏天。

大伯开着桑塔纳，拿着“大哥大”，像个英雄一样，回到了我们身边。

他又像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卷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然后又悄然平息。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像一部电影。

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成了第一批发财的人。

但他又因为自己的选择，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

他做错了三件事：

第一，他错把金钱当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抛弃了糟糠之妻。

第二，他错把傲慢当成了成功的标志，疏远了亲情和根脉。

第三，他错把酒肉朋友当成了人生的依靠，迷失在了虚假的繁华里。

这三件事，让他从云端跌落谷底。

但也是在谷底，他才找回了那个最初的自己。

他的人生，是一个关于得到与失去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选择与代价的故事。

现在，我们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我也在城市里安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但我时常会想起大伯，想起他的人生。

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飞速变化的时代里，人性的浮沉与挣扎。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人这一辈子，不管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最终的归宿，还是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而支撑起这个家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那些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西——责任，情义，和一颗懂得珍惜的平常心。

来源：沐南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