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三位伟人的相继离去，每一位都是我国巨大的损失！

摘要：1976年，这个年份翻开就是一页硬生生的现实。仨人先后走了，谁也没能把这年绕过去。夜里有人翻经济史，也有人只是怔怔地看着电视里黑白的新闻画面。到底是早有预兆，还是说一切猝不及防？这里没什么玄妙铺陈，单说事实——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名字堆在一起就让

1976年，这个年份翻开就是一页硬生生的现实。仨人先后走了，谁也没能把这年绕过去。夜里有人翻经济史，也有人只是怔怔地看着电视里黑白的新闻画面。到底是早有预兆，还是说一切猝不及防？这里没什么玄妙铺陈，单说事实——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名字堆在一起就让人沉默的那种，先后告别人间，留下的，是一种密不透风的巨大空缺。

周恩来先离开。1月8日，北京下着轻微的雾气，灰蓝色的天压得低低的，人们走在路上全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人还在文件堆里忙得团团转，突然听说噩耗，饭也顾不上吃。消息准确无误，很快各单位开始通知，广播换上低沉的音乐，几乎每家每户都安静下来，没人说笑，街上冷冷清清。周恩来走得很彻底，没有给谁留什么念想，也没留下任何关于钱财或者个人权益的交代。反正骨灰要撒入大地，追悼会、告别仪式都不许，还专门立下这三条遗言。听上去太绝了。毛泽东当时很难过，甚至说“中央不会同意，全国人民都不会同意！”可再难过还是得尊重别人的主意，最后只同意撒骨灰一条。

这种坚持，说不定是最好的自我告别。有多少人真的能坦然做到完全不为这世界留下痕迹？1月10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实际上形成了另一重悼念的仪式感。老百姓哪个不是一路哽咽着，塞进人群一看全是眼泪。地铁口、天安门、哪哪都是长队。到八宝山的十里长街，成了真正的送别长廊。两百多万人挤在那里，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拎着野菜。自制白花配黑纱，全城弥漫着抑制不住的压抑。谁追问总理还欠些什么？没人提，全都是一句“我们总理！”灵车开出去，许多人久久站着不肯走。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样的告别流程，就是把人心串起来的现实缝隙。

这边送完总理，朱德又在7月安静地告别。7月6日，他走得极为顺遂，没有惊扰多少繁杂。说起来，朱德也差不多用了90年，把每一个节点都按部就班地踩了一遍。有人评论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话倒未必每个人都信。可只有经历过革命初期、抗战岁月、新中国成立这些复杂拧巴的年代，无数次在会场或者指挥部，他和毛那种配合，有种意外的默契。到后来外人常说“朱毛朱毛”，朱德自己一句“朱不能没有毛”，估计大家都记得。“铁血元帅”，没有人会在朱德的丧事上玩虚的。在人民大会堂的告别仪式上，那日气温很低，万人排队，天安门前静得能听见硬币掉地。一些老兵，很多已不再年轻，他们来是为了拜一拜曾经顶天立地的总司令。

不过，朱德离世并没有激起过多的国家性轰动，至少与周恩来时的全民落泪不太一样。有说法认为，这和当年的大环境有关，人们的注意力都分散在四处。可也有人记得，朱老总也曾在决策核心里发过脾气，只是大多时候被后人美化了。现实有时不是单一的，有人爱戴也会有人敬而远之。7月最终落幕，还是留下了历史注脚。

再后来才是真正的高潮。毛泽东，这个人的名字如同一面旗帜，当年9月9日，北京城突然就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寂静。毛泽东倒下，意味着一种时代的终结。全国连夜开会，政要、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哪家没有点波动？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那天据说到场不下百万人，气氛压抑到极点。周边几百公里的交通都堵了。现场看不到笑脸，广播里只剩低音反复，众人彼此间也很少说话。200多个国家政要发来唁电，甚至不少国际权威机构也停止了一部分日常活动。外国记者记录这一史诗时，用的全是冷静的数据。

毛泽东去世后，中央很快决定，“一号工程”启动，水晶棺，遗体保存，建陵寝，国务院专门成立第九办公室。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这种大规模的纪念仪式既新鲜，又有点陌生。有人觉得必要，毕竟毛在中国的历史分量不是一般人。有些人则悄悄议论“是不是太过了？”——人心复杂，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下大声说。当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连鸽子都静得很。水晶棺打造得极为考究，据资料显示，当时国内动用了几乎所有材料专家和工匠，法国进口的仪器、专用的照明、甚至有美国学者曾提出过建设性意见，虽然后来没被采纳。

1976年这一年，整个社会大环境其实处于一个诡谲的夹缝中。一方面，经济数据不断下滑，国际关系摇摆不定，民众还沉浸在上一轮的社会运动余波中。另一方面，街头巷尾却能听到人们在追忆那个“敢于决断”的时代。在互联网上能查到，1976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225国际元，粮食产量首次跌破历史高位。各界气氛低沉，但悼念气氛又仿佛让全国拧成一股。

有意思的是，明明都在掉泪，社会却依旧照常运转。工厂继续混班，铁路照样有晚点。有人半夜听广播痛哭，有人转头找米下锅。这三位伟人相继离世，伤口看似巨大，但历史并没有突然变天。反倒在某些角落滋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淡漠感：再伟大的人物，最后还是会被大环境裹挟余音。

可在有关部门留下的档案里，1976年却被特意标作“转折年度”。你说它沉重也罢，或者就是一种命定感？一方面，有官方数据可以援引，那一年全社会总人口8.5亿，国家发行粮票、布票都未提前缩减。北京治安数据仍呈现全国最低犯罪率的水平。这些小数据拼到一起，好像又带来一种现实的坚韧，即使碰上再大的变故，社会照样能吞咽下来继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