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的影响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因此，作为政治共同体内和政治共同体间政治信息流通的政治传播必然会受到国家成长的影响。与之相应，政治传播于一国国家成长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血液或神经之于机体生存的重要性，是促进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因素。普遍来看，政治传播的形态演进与现
论文题目
TITLE
新中国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互构研究
作者：赵洁
培养单位:传播研究院
一级学科:传播学
入选年度：2022年
论文摘要
ABSTRACT
国家的影响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因此，作为政治共同体内和政治共同体间政治信息流通的政治传播必然会受到国家成长的影响。与之相应，政治传播于一国国家成长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血液或神经之于机体生存的重要性，是促进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因素。普遍来看，政治传播的形态演进与现代国家成长进程密切交织、相互构成。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凸显，所面临的任务也更加复杂。因此，考察新中国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互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去观察中国国家成长的独有特性与运行机理，还能够在国家成长的视域中考察政治传播的形态演变和治理效能。基于这一议题，研究将采用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路径，以规范研究为基本角度和方法，并运用历史比较分析和文本分析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从基础理论、现实经验和未来展望三部分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理论上，国家成长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的建构和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不断发展、提升和规范的过程。现实中，新中国的国家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深刻绞合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改革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家治理阶段三个分殊鲜明的阶段。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在理论上是相互的：无论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还是民生国家的成长都离不开政治传播；而在不同的国家成长阶段，不同的国家目标、制度结构和政策执行方式又会形塑政治传播形态。
在国家建构阶段，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追求国家统一与整合的国家目标以及运动式的政策执行方式形塑了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形态。这一形态具有以下特质：在价值属性上，更加凸显的是公共工具性。其中，“公共” 与 “私人” 相对，体现其由传统向现代进步的一面；“工具属性” 与 “交流属性” 相对，凸显政治传播的外部功用性。在体制架构上，形成了政党领导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体系以及层层嵌套式的制度设计，整体呈现为金字塔的样态。在行为活动上，党和政府有步骤、有计划地采取了 “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传播规则”“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发动群众展开政治传播活动” 和 “践行党际之间的政治沟通” 等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政治传播实践。这一政治传播形态有效提升了新中国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增强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提高了国家行动能力的有效性，从而助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立，加速新中国国家成长的步伐。不过，随着政治宣传形态与国家权力、权威和行动能力之间持续不断地互相强化，双方发生失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国家的健康成长。
在国家改革阶段，党政合一的制度体系得以调适，并树立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目标，国家政策执行方式也趋于常规化。这促使中国政治传播发生转型，形成以政治沟通为轴心的政治传播形态。这一形态具有以下特征：在价值属性上，在保留原有工具属性的同时，交流属性也得以初步展现。在体制架构上，实现了党对政治传播的总体领导，地方具有了更大的政治传播自主性，政治传播具体执行机构的专业性也得以增强。在行为活动上，民众开始自觉或自发地展开政治传播活动，与之相应，政府积极鼓励舆论监督、实行舆论引导。这一政治传播形态在国家权力统一性拓展的基础上，助力中国向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国家迈进；适应并巩固我国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侧重的变化；提升了国家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使中国更加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由于以政治沟通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形态纠正了政治宣传形态所具有的弊端，适应了新的时代变化，因此有效促进了国家在这一时间段内迅速、健康的成长。
在国家治理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下，国家的制度设计更加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政策执行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在此政治生态下，中国政治传播逐渐发展至以政治营销为轴心的政治传播阶段中。在价值属性上，政治营销有效融合了工具属性和交流属性，并逐渐通过交流性来实现工具性；在体制架构上，整体上形成了轴心明确、职能细化的金字塔形态，加强了党对政治传播工作的统筹领导，各类政治传播制度和机构朝着更加制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行为活动上，主要以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化新闻宣传、高度协作式的信息治理和向 “数据开放” 发展的政府信息公开等活动为主。这一政治传播形态提升了民众在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规范了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同时通过有效利用传媒技术的发展助力了复合型国家权威的持续存在；此外，还提高了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加强与各国友好合作的能力。总之，以政治营销为轴心的政治传播适应并推动中国国家成长在健康的道路上持续发展。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国家成长中，中国政治传播形态既有转变，也有坚持；既有整体方向上的演进，也有内在要素的变化。就 “变” 而言：政治传播价值属性主要是从工具性价值向交流性价值、从私人性向公共性两大方向转变；体制架构表现为轴心越来越明确，制度划分越来越精细与专业；政治传播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复杂和专业。就 “常” 而言，“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政治传播始终秉承的价值理念；党的领导作用也一直未曾改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中国经验中，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终极方向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研究认为，只有始终围绕以人民本位这一理念，才能实现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构，这要求：要在增进中国政治传播的交流性价值的基础上，来巩固和规约国家权威；要推动政治传播制度创新，畅通国家 - 人民之间的传播渠道，来促进国家制度化、法治化的进步，规范国家权力运行；要积极展开多方式、多方向、多回合的政治传播实践，有效贯通常态下和危机下的政治传播活动，来提升国家能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的建立，达致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良性互构。
论文主要创新点
INNOVATION
第一，观点创新。一是在学理上对政治传播在国家成长中的作用展开基础性探索，分别探讨政治传播及其发展在民族 - 国家、民主 - 国家和民生 - 国家建构和优化中的重要作用，建构出相关的理论框架。二是分别对中国政治传播的观念、制度和活动在历史中的转型进行全面考察，提出中国政治传播价值由公共工具性向交流性转变，逐渐发展至通过交流性来实现它的工具性；制度中的轴心越来越明晰、制度化愈来愈强；活动越来越专业和丰富等。三是展现出中国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的互构过程，即在不断的适应 — 不适应 — 适应、促进 — 阻碍 — 促进的循环过程中，国家成长和政治传播相互形塑、互补互济，不断向前发展。四是提出 “以人民为本位” 应该是新中国国家成长和政治传播互构始终遵循的价值，即中国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互构应该助力中国向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发展，与此同时又能关照到具体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国家 - 人民的框架下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成长。
第二，视角创新。一是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去审视中国政治传播的演进，将特定的中国政治传播形态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中，去探讨其形成原因及存在的可能性，尽可能总结和归纳出真正属于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经验和理论，并展望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政治传播形态与效能的演变入手，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审视中国国家成长的历程，动态地分析中国国家成长中的各结构性要素，为推进中国国家成长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切入点。
第三，方法创新。本研究将采用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路径，将规范研究作为本研究的基本角度和方法，并具体运用历史比较分析和文本分析等混合研究方法对政治传播和国家成长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ACHIEVEMENT
[1]荆学民,赵洁.特质与效能: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析论[J].学术界,2019,(12):15-26. [2]白文刚,赵洁.政治传播的历史向度——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回眸与省思[J].国际新闻界,2021,43(01):85-103.
[3]赵洁,荆学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关系略论[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03):34-41.
[4]荆学民,赵洁.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的基本经验[J].党政研究,2021,(05):22-33.
[5]赵洁,白文刚.中国对苏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中苏关系演变(1949-1964)[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47-57.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