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年的时间，足够把一个毛头小子晒得又黑又干，也足够让一套崭新的军装磨得发白。我原先在团部的通讯营，是个话务兵，每天守着总机，耳朵里是“嗡嗡”的电流声和南腔北调的口令。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风里已经有了凉意。

我叫陈卫国，那年二十一岁，已经在北方的戈壁滩上当了四年兵。

四年的时间，足够把一个毛头小子晒得又黑又干，也足够让一套崭新的军装磨得发白。我原先在团部的通讯营，是个话务兵，每天守着总机，耳朵里是“嗡嗡”的电流声和南腔北调的口令。

日子像戈壁滩上的沙子，抓一把，从指缝里漏下去，无声无息。

直到那天，连指导员把我喊了过去，递给我一张调令。

那张盖着红章的薄纸，在我手里沉甸甸的。

“导航连？”我有些发蒙。

那可是我们师里的技术单位，宝贝疙瘩。听说里面的人，不是高中毕业的“知识分子”，就是从各大军区调来的技术骨干。

“你小子有福了。”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他嘴角的笑纹很深，“导航连扩编，点名要动手能力强的。我把你报上去了，好好干。”

我捏着调令，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忐忑。

去导航连接我的是一辆半旧的解放卡车，开车的是个老兵，话不多，车开得又快又稳。车斗里，除了我的背包，空空荡荡。

车子颠簸着，离熟悉的营房越来越远。我回头望去，通讯营那排灰扑扑的平房，在视野里慢慢缩成一个小点。

导航连的营房是新建的二层小楼，刷着干净的白灰，在整个营区里显得格外扎眼。

领我报到的是连队的文书，一个戴眼镜的斯文青年。他把我带到宿舍，指着一张空着的下铺说：“陈卫国同志，以后这就是你的床了。”

宿舍里很安静，另外三张床上，军被都叠得像豆腐块，棱角分明。

安顿好行李，正好赶上开饭。

文书领着我去了食堂，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肉香。

这香味和我们通讯营大食堂的香味不一样。我们那儿的香味，是几十斤大白菜混着几片肥肉片子炖出来的，虚张声势。

而这里的香味，是实打实的，带着油脂被热力逼出来的焦香，霸道地钻进你的每一个毛孔。

导航连的食堂不大，就摆着七八张桌子，但窗明几净。打饭的窗口前，队伍不长，每个人都端着一个搪瓷饭盆，安安静...静。

轮到我时，炊事员用大勺给我舀了一勺晶莹的白米饭，又问：“要哪个菜？”

我看着窗口里的几个菜盆，眼睛都直了。

一盆是红烧肉，每一块都切得方方正正，裹着浓稠的酱汁，肥肉的部分晶莹剔透。一盆是醋溜白菜，一盆是西红柿炒鸡蛋。

最旁边，还有一盆冒着热气的蛋花汤。

“同志，要哪个？”炊事员又问了一遍。

我才回过神来，有些结巴地说：“红……红烧肉。”

他“唰”地一下，给我舀了满满一勺，四五块扎实的红烧肉就落在了我的饭盆里，酱色的汤汁浸润了半边米饭。

“再来点白菜？”

“好，好。”

端着饭盆，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我先是夹起一小块米饭，放进嘴里。米是新米，香甜软糯。

然后，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红烧肉。

那肉炖得极烂，筷子轻轻一碰就微微颤动。我把它整个放进嘴里，舌尖先是触到微甜的酱汁，牙齿一合，那层煮得软糯的肉皮和肥肉就在嘴里化开了，变成一股浓郁的肉香，瘦肉的部分也炖得酥烂，丝毫不柴。

我扒拉着米饭，就着那一口肉，感觉浑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

这，就是后勤灶。

我听老兵们说过，只有飞行员和我们这种技术单位，才有资格吃这种灶。标准是每天六毛五，比普通战士多出两毛钱。

两毛钱，在当年，能买四个肉包子。

我埋着头，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那顿饭，我吃了有生以来最多的米饭。吃完后，我把饭盆里的最后一滴汤汁都用米饭刮干净，吃得干干净净。

走出食堂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擦黑，戈壁滩上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

但我心里，却是滚烫滚烫的。

我看着导航连那栋亮着灯的小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从今天起，我就是这里的人了。

为了这每天六毛五的后勤灶，我也得把活儿干出个样来。

第一章 石头里的“芯”

导航连的日子，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里没有震天的口号，也没有尘土飞扬的训练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待在一间被称为“工房”的大屋子里。

工房里很安静，只听得见细微的电流“滋滋”声，还有工具和零件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松香、机油和金属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

连长把我分给了石师傅，石满祥。

石师傅是我们连队里年纪最大的志愿兵，快四十岁了，两鬓已经有了白霜。他不高，背微微有点驼，一双手却格外粗大，指关节上全是老茧。

他平时话很少，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往那儿一坐，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连里的年轻人都偷偷叫他“老石头”。

我的工作，就是给石师傅打下手。

他修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负责递工具、擦零件、记录数据。

导航连修的是什么？是飞机上的罗盘、仪表，还有一些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精密仪器。那些东西，外壳是冰冷的铁皮，里面却藏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比米粒还小的零件。

在我眼里，那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但在石师傅手里，它们仿佛都活了过来。

我第一次见识石师傅的本事，是在我到导航连的第三天。

那天，场站送来一台故障的无线电罗盘。那东西是宝贝，苏联货，据说整个师里也没几台。

问题是，指针不动了。

几个年轻的技术员围着它鼓捣了半天，又是万用表，又是示波器，查了半天，也没找出毛病。

最后，连长把石师傅请了过去。

石师傅没带任何仪器，只是背着手，围着那台罗盘慢慢走了两圈，像是在端详一件古董。

他伸出粗糙的手指，在冰冷的机壳上轻轻敲了敲，然后侧过耳朵，像是在听里面的动静。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线圈受潮，接触点氧化了。”石师傅淡淡地说。

他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

一个戴眼镜的技术员忍不住小声说：“石师傅，我们用仪表测过，线路是通的啊。”

石师傅没理他，只是对我说：“卫国，去把我的工具箱拿来。”

他的工具箱是一个老旧的木头箱子，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工具。每一件工具都被他擦得锃亮，手柄处因为常年使用，已经磨得包了浆，温润如玉。

他从里面取出一把极细的镊子和一把自制的、头被磨得像针尖一样的烙铁。

他打开机壳，里面的线路板像一座微缩的城市，复杂得让人头晕。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像一只搜寻猎物的鹰。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这一刻却显得异常灵巧。镊子在他指尖，仿佛有了生命，精准地拨开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线路。

他找到了一个比芝麻还小的焊点。

“就是这儿。”

他左手镊子，右手烙铁，凑了上去。烙铁的尖端冒出一缕青烟，带着一股松香的味道。他的手稳得像焊在了桌子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抖动。

几秒钟后，他直起身子。

“好了。”

他把工具收好，转身就走，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连长赶紧让人通上电。

奇迹发生了，罗盘的指针轻轻晃动了一下，然后稳稳地指向了北方。

工房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叹声。

我站在原地，看着石师傅微驼的背影，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已经不是技术了，这是“道”。

从那天起，我跟在石师傅身边，愈发小心翼翼。我把他用过的每一件工具都擦拭干净，分门别类地放回原处。他记录数据的本子，我用尺子比着，把每一条线都画得笔直。

他不说，但我知道，他都看在眼里。

有时候，他会停下手里的活，指着一个零件，问我：“卫国，知道这是什么吗？”

“报告师傅，是电容。”

“作用呢？“

“滤波、耦合、储能……”我把书上背来的东西一股脑说出来。

他听完，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拿起那个小小的电容，说：“书上说的没错。但你要记住，它是有脾气的。”

“脾气？”

“嗯。”他用指甲轻轻刮着电容的外壳，“天热了，天冷了，受潮了，它的脾气都会变。脾气一变，整个电路的脾气就都跟着变了。修东西，不光是修一个零件，更是要摸清这一整套东西的脾气。”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这些话，书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

这是一个老手艺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和无数次的触摸、倾听、感受，才从那些冰冷的钢铁和线路里悟出来的东西。

石师傅就像他手里的那些精密仪器，外表沉默，内里却藏着一个无比丰富和精准的世界。

他就是导航连那块最硬的“石头”，也是最珍贵的“芯”。

而我，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连触摸那颗“芯”的资格都还没有。

第二章 一封家书

在导航连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规律而紧凑。

白天，我在工房里跟着石师傅，耳朵里听着他偶尔的指点，眼睛里看着他化腐朽为神奇的双手，脑子里拼命记下每一个细节。

晚上，熄灯号吹响后，我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一遍遍地回放那些复杂的电路图。

这里的伙食好，活儿也不累，更重要的是，能学到真本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干涸的小树，被移植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壤里，每天都在拼命地伸展着根须。

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家。

我的家在豫南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在县里的拖拉机站当修理工，母亲没有工作，靠给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叫卫红。

我们家不富裕，但父亲常说，人穷志不穷，手艺人的腰杆子要硬。

那天下午，我正在擦拭一个仪表盘，文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陈卫国，你的信。”

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我一看就知道，是妹妹卫红写的。

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

我跟石师傅告了个假，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纸是那种带横格的学生练习本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

“哥，见字如面。”

卫红先是问了我在部队好不好，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然后，她说起了家里的事。

她说，爸的咳嗽好多了，妈的眼睛有点花，给她缝衣服的时候，针脚不如以前密了。

看到这里，我的鼻子有点发酸。

信的后半段，卫红的字迹开始有些潦草，似乎带着一种急切和犹豫。

她告诉我，今年，国家恢复高考了。

她说，她不想在纺织厂当一辈子挡车工了。她想考大学。

“哥，我想去看看书本里说过的天安门，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守着那台嗡嗡响的机器，每天吸着满是棉絮的空气。”

“但是，爸不同意。”

“他说，女孩子家，有个铁饭碗就不错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他说家里没钱供我这个‘大学生’，让我安安分分上班。”

“哥，我知道爸是为我好，可我真的不甘心。厂里的姐妹们，要么就盼着早点嫁个好人家，要么就每天盘算着那点工资。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哥，你支持我吗？”

信的末尾，有几滴泪痕晕开的墨迹。

我捏着那几张薄薄的信纸，手心里全是汗。

我能想象得到，妹妹是怎样在昏暗的灯光下，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写下这封信。

我也能想象得到，父亲那张倔强的、被柴油和岁月熏得黝黑的脸。

父亲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父亲。但他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那套规矩里。在他看来，女孩子安稳地嫁人，男孩子有门手艺，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出路。

“高考”，这个词对他来说，太遥远，太虚无缥缈了。就像天上的云，看得见，摸不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散了。

而纺织厂的工作，那是实实在在的“铁饭碗”，每个月都能领回工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仿佛看到了两条路。一条，是父亲为妹妹铺好的，平坦、安稳，一眼就能望到头。另一条，是妹妹自己想走的，长满了荆棘，不知道通向何方，但远处，或许有不一样的风景。

我该怎么办？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眼前一会儿是妹妹那双渴望的眼睛，一会儿是父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我在部队，每个月有六块钱的津贴。到了导航连，因为是技术兵，涨到了八块。

我平时没什么花销，这些钱都攒着。

我想起石师傅说的话：“修东西，不光是修一个零件，更是要摸清这一整套东西的脾气。”

家，不也像一台复杂的机器吗？父亲、母亲、妹妹，还有我，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现在，妹妹这个零件，不想待在原来的位置了，她想换个活法。

父亲的“固执”，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这台机器会因为一个零件的变动而散架，害怕未知带来的风险。

而妹妹的“不甘心”，是因为她年轻，她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我该怎么办？是该像父亲一样，求稳，让她认命？还是该支持她，去闯一闯？

窗外，月光洒在戈壁滩上，一片清冷。

我忽然想起了我刚到导航连，吃第一顿后勤灶时的情景。那碗红烧肉，那碗白米饭，让我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奔头。

妹妹，她也只是想要一碗属于她自己的“红烧肉”啊。

这个奔头，不是嫁个好人家，不是守着一份饿不死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下了床，借着窗外的月光，摸出纸笔。

我要给家里回信。

我还要给妹妹寄钱。我要把我的津贴，全都寄给她，让她去买复习资料，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父亲那里，我去说。

我是家里的长子，这件事，我必须扛起来。

第三章 新旧之间

给家里寄了信和钱之后，我的心像是落下了一块石头，但又悬起了另一块。

我不知道父亲看到信后会是怎样的雷霆之怒，也不知道妹妹能不能顶住压力。

但路已经选了，就只能往前走。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里。在工房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连午休都泡在里面，抱着一本《晶体管电路》啃。

那本书，对我来说，就像天书。

就在这时，连里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教员，姓高，叫高远。

高教员二十五六岁，戴一副金丝眼镜，白白净净，说话慢条斯理。他是正经的大学生，从西安的军工院校毕业分配来的。

他的到来，像一阵风，吹皱了导航连这池平静的水。

高教员带来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他给我们上课，讲的都是“逻辑门”、“二进制”、“集成电路”这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词。

他主张，维修工作要科学化、流程化。先检测，再分析，然后严格按照技术手册上的步骤进行操作。

“经验固然重要，但经验是有局限性的。”他在课上说，“科学的流程，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可靠。”

年轻的技术员们，特别是那几个高中生，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围着高教员，一口一个“高老师”，觉得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但我发现，石师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感冒。

高教员上课的时候，石师傅从不参加。他依旧守着他那一亩三分地，摆弄着他的那些老伙计。

有一次，高教员拿着一本崭新的《维修手册》，走到石师傅面前，很客气地说：“石师傅，这是最新版的苏7B导航系统手册，苏联原版的翻译件，我特地从上级单位申请来的。您看看，以后咱们维修，就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

石师傅正在打磨一个零件，他头也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高教员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他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我赶紧打圆场：“高教员，您放这儿吧，我待会儿拿给师傅看。”

高教员这才借坡下驴，把手册放在了石师傅的桌角，走了。

等他走远了，我拿起那本厚厚的手册，递给石师傅：“师傅，您看看？”

石师傅停下手里的活，拿起手册，随便翻了两页。他的手指在那些印刷精美的电路图上划过。

“纸上谈兵。”

他把手册扔回桌上，吐出四个字。

“这上面画的，是‘死’的。机器是‘活’的。每一台机器，飞了多少小时，经历过什么天气，哪个飞行员飞的，脾气都不一样。照着书修，能修好六成，就算不错了。”

我没敢接话。

新与旧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发生了。

真正的交锋，是在一周之后。

那天，一架歼击机出了故障，机载雷达测距不准，时好时坏。

这可是大问题。测距不准，意味着飞行员在空中就是半个瞎子。

场站的机务人员搞了半天没搞定，只好把设备拆下来，送到了我们导航连。

连长很重视，把高教员和石师傅都叫了过去。

高教员立刻组织了技术攻关小组。他带着几个年轻技术员，对照着手册，一项一项地检查。他们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万用表测电压，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下来，和手册上的标准值进行比对。

整整一个上午，工房里全是他们讨论的声音。

“高频增益不足。”

“不对，是中频滤波有问题。”

石师傅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他就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那台雷达旁边，像个没事儿人一样，闭着眼睛，也不知道是在打盹，还是在思考。

到了下午，高教员他们得出了结论。

“报告连长，我们确定了，是第三级中放回路的一支晶体管性能衰减，导致信号失真。”高教员推了推眼镜，语气很肯定。

连长问：“能修复吗？”

“可以，更换一支同型号的晶体管就行。”

说着，他们就从备件库里领了一支新的晶体管，小心翼翼地换了上去。

通电，测试。

屏幕上的光点稳定了，数据也恢复了正常。

工房里一片欢呼。几个年轻技术员看着高教员，眼神里全是敬佩。

高教员脸上也露出了微笑，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石师傅，眼神里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得意。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石师傅突然站了起来。

他走到那台雷达前，伸出手指，在机壳上轻轻敲了敲。

然后，他对连长说：“还没好。”

所有人都愣住了。

高教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石师傅，数据显示一切正常，怎么会没好？”

“你把机壳合上，再震动一下试试。”石师傅说。

高教员虽然不服气，但还是照做了。两个战士抬起仪器，在地上轻轻墩了一下，模拟飞机在飞行中的颠簸。

再通电。

屏幕上的光点，又开始无规律地跳动起来。

故障复现了！

高教员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扶着桌子，看着屏幕，嘴里喃喃道：“不可能啊，明明都正常了……”

工房里，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石师傅身上。

石师傅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换个管子，是治标不治本。”

他拿起烙铁，重新打开机壳，直接找到了刚才换过管子的那个地方。

“毛病，不出在管子上，出在这儿。”

他的烙铁，指向了旁边一个不起眼的焊点。

“这个焊点，当年出厂的时候就有虚焊。平时看着是好的，一遇到颠簸，接触就不良了。刚才你们换管子的时候，烙铁的热量传过去，让它暂时连上了。等冷却下来，一震动，就又断了。”

他说着，手里的烙铁轻轻一点。

一缕青烟升起。

“好了。”

他把机壳盖上，对那两个战士说：“再墩一下，用点力。”

“砰”的一声，仪器在地上震了一下。

再通电。

屏幕上的光点稳如泰山，数据没有丝毫变化。

这一次，是真的好了。

高教员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石师傅，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引以为傲的科学流程、精密仪器，在石师傅那双“火眼金睛”面前，败得一塌糊涂。

石师傅没看他，也没接受任何人的赞扬。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对我招了招手。

“卫国，走了，吃饭去。”

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了工房。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看着师傅微驼的背影，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是写不进书里的。那是时间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智慧。

新的，未必就一定比旧的好。

旧的，也未必就该被新的完全取代。

而我，夹在这新旧之间，要学的，还有太多太多。

第四章 灶上的风波

后勤灶的饭菜，依旧是那么香。

但那次雷达事件之后，食堂里的气氛，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高教员吃饭的时候，话变少了，总是低着头，默默地扒拉着饭。而那些年轻的技术员，看石师傅的眼神，除了敬畏，又多了几分探究。

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堆科学仪器都找不到的毛病，石师傅光靠敲一敲、听一听，就能找到。

这不科学。

食堂，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小小的江湖。谁的技术好，谁说话的分量就重，谁在饭桌上，腰杆子就挺得直。

石师傅的腰杆，一直都很直。

他吃饭有个习惯，从不说话，也从不浪费。饭盆里永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不会剩下。

这天中午，食堂里来了一个新兵。

是炊事班新分的，叫小李，十七八岁，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看着很机灵。

大家都在排队打饭，小李大概是想在新单位表现一下，抢着帮炊事长老王掌勺。

但他毕竟是新手，手上一没准。

轮到一个叫张峰的老兵打饭时，小李手一抖，一勺红烧肉，大半勺都盛的是肉，只有几块土豆垫底。

张峰乐了，端着饭盆喜滋滋地走了。

排在后面的人看见了，都有点眼热。

轮到我的时候，小李大概是觉得前面给多了，手腕一沉，给我舀的，就多半是土豆了。

我没说什么，技术兵，肚子里得有货，但脸上不能太计较。

可排在我后面的，是连里有名的“刺头”王海。

王海看到自己饭盆里的土豆比肉多，当场就不干了。

“哎，我说新来的，你这勺子是看人下菜碟啊？凭什么给他的都是肉，到我这就成土豆了？”

他的嗓门很大，整个食堂的人都看了过来。

小李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拿着大勺，不知所措：“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王海把饭盆往窗口上一顿，“那你现在给我换换！把土豆给我舀出去，换成肉！”

炊事长老王赶紧过来打圆场：“小王，算了算了，孩子刚来，手生。下一顿，下一顿我亲自给你打，保证让你满意。”

“不行！”王海不依不饶，“今天这事必须说清楚！我们导航连，吃的是技术饭，凭本事。他张峰技术比我好？还是贡献比我大？凭什么他吃肉我吃土豆？”

这话就有点诛心了。

张峰坐在不远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端着饭盆，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食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连队的干部今天正好去师部开会，没人能镇住场子。

就在这时，一直默默吃饭的石师傅，放下了筷子。

他没起身，也没提高嗓门，只是平静地开口了。

“王海。”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有种魔力，吵闹的食堂瞬间安静了下来。

王海回头，看到是石师傅，气焰顿时消了半截，但还是梗着脖子说：“石师傅，我不是找事，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石师傅看着他，缓缓地说：“你觉得，一勺肉，就是公平了？”

王海愣住了。

石师傅的目光，扫过食堂里的每一个人。

“我刚当兵那会儿，是在朝鲜。那时候，别说肉了，能吃上一口炒面，都是奢侈。”

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有一回，我们被堵在阵地上，断粮三天。最后，指导员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他用刺刀，把土豆削成一片一片的，薄得像纸一样。我们一个班，十几个人，一人一片。”

“那一片生土豆，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石师傅顿了顿，端起自己的饭盆。他的饭盆里，是和我差不多的土豆烧肉。

“现在，你们能天天吃上白米饭，顿顿有肉吃。你们吃的，不是炊事班的勺子，是国家给的，是人民给的。”

“为了几块肉，在这里吵，在这里闹，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对得起外面那些还在吃糠咽菜的老百姓吗？”

他的话，一句句，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王海的脸，从红变成了白，再从白变成了红。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饭盆里的土豆，半天没说话。

那个新兵小李，眼圈已经红了。

整个食堂，鸦雀无声，只听得见窗外“呼呼”的风声。

石师傅站起身，把他饭盆里为数不多的几块肉，用筷子一块一块地夹出来，放到了王海的饭盆里。

“你要吃，给你。”

然后，他端着自己只剩下土豆和米饭的饭盆，坐回了原位，一口一口，吃得安安静静。

王海呆呆地看着自己饭盆里多出来的肉，像是被烫着了一样。

他突然端起饭盆，冲到石师傅面前，“扑通”一下，想把肉给石师傅拨回去。

石师傅用手挡住了。

“吃吧。”他看着王海，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长辈看晚辈的温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把活儿干好了，比什么都强。”

王海端着饭盆，站在那里，一个一米八的汉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天中午，食堂里再也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默默地吃着饭，并且，都把自己的饭盆吃得干干净净。

我看着石师傅的背影，忽然觉得，他那微驼的脊梁，比谁的都挺得直。

他教我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个人的“根”。这个根，就扎在珍惜、本分和良心里。

第五章 父亲的“固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戈壁滩上的草，黄了又黄。

我渐渐习惯了导航连的生活，也慢慢摸到了一些维修的门道。石师傅虽然话少，但偶尔会指点我几句，每一句都让我茅塞顿开。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津贴，准时寄回家。

但我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

我的心，一直悬着。

父亲的脾气，我最清楚。他是个传统的中国式父亲，爱都藏在心里，说出来的话，总是又硬又直。我这么“忤逆”他，支持妹妹，他心里肯定憋着火。

我甚至做好了准备，下一封家信，可能就是父亲措辞严厉的“逐出家门令”。

直到初冬的一天，文书又递给了我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是我父亲的笔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父亲很少写信，他觉得那是“文化人”才干的事。他能给我写信，说明事情已经到了他不得不亲自出面的地步了。

我捏着信，手心冰凉，走到宿舍后面的避风处，深吸了一口气，才敢拆开。

信纸是拖拉机站的稿纸，背面还印着“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红字。

信不长，就一页。

“卫国吾儿：”

信的开头，还是老样子。

“钱已收到。勿再寄。”

短短六个字，我仿佛能看到父亲紧锁的眉头。他是不想用我的钱，去办一件他不同意的事。

我叹了口气，接着往下看。

“你妹之事，我已知晓。你身在部队，保家卫国是大事，家中小事，无需你操心。”

看到这里，我的心沉了下去。这是在怪我多管闲事了。

“你妹妹，自小就有主意。她既一心想走那独木桥，我这做爹的，也拦不住。只是，那桥窄，人多，万一掉下去，摔的可是她自己。”

我的眼睛，忽然有点湿润。

我原以为会看到满篇的指责和愤怒，却没想到，是这样沉甸甸的担忧。

父亲的“固执”，不是不同意，而是害怕。

他害怕妹妹放弃了安稳的“铁饭碗”，最后却什么都没捞着，落得两手空空。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这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你妈说，你是哥哥，疼妹妹，是应该的。你寄回来的钱，你妈都给你妹了。她买了许多书，没日没夜地看，人也瘦了一圈。”

“我下班回家，路过她的窗前，总能看见灯亮着。有时候半夜醒来，那灯还亮着。”

“你妈心疼，劝她歇歇。她说，哥在部队保卫国家，她也要考上大学，给咱家争光。”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仿佛看到了深夜里，那盏孤零零的灯。灯下，是我妹妹瘦弱的、却无比坚强的身影。

而在窗外，还有一个沉默的、担忧的父亲的身影。

信的最后，父亲写道：

“你在部队，要好好干，学好本事。不用惦记家里，一切有我。勿念。”

落款，是“父，陈建军”。

没有一个责备的字，也没有一句软话。

但那字里行间，我读懂了一个父亲的妥协和爱。

他的“固执”，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但在女儿的坚持和儿子的支持下，这块石头，已经悄悄地裂开了一道缝。从那道缝里流淌出来的，是深沉如土地般的父爱。

他嘴上说着“无需你操心”，却在信里把妹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他嘴上说着“拦不住”，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关注着、守护着。

我把信纸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揣进最贴身的口袋里。

那薄薄的一页纸，仿佛有千斤重。

那是我父亲，一个不善言辞的中国男人，所能给出的、最深沉的理解和支持。

我抬起头，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戈壁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但我的心里，却升起了一股暖流。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一家人，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心，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的。

我得更努力才行。

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让父亲放心，为了给妹妹做个好榜样。

我们陈家的孩子，认准的路，就一定要走出个样来！

第六章 无声的传承

转眼间，就到了年底。

部队进入了一年中最紧张的时刻——年终考核和冬季大演习。

我们导航连，担负着为整个师的飞行部队提供导航保障的重任。演习期间，所有的飞机都要上天，我们的设备，一台都不能出问题。

连里的气氛，一下子绷紧了。

工房里，每天灯火通明。所有的设备，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检修和保养。

石师傅比平时更加沉默了。他带着我，一台一台地检查，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拧紧，一个焊点一个焊点地加固。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手上的动作却比平时更加稳健。

就在演习开始前三天，出事了。

一号指挥塔上的远程导航信标机，突然没了信号。

那台机器，是整个导航系统的“心脏”，负责给几十公里外的机群提供返航坐标。它要是瘫了，飞机在天上就成了没头的苍蝇。

连长和指导员脸都白了，第一时间带着高教员和几个技术骨干冲了过去。

石师傅和我，也跟在后面。

信标机安放在几十米高的铁塔顶端的一个小房间里。冬天的风，从铁塔的缝隙里灌进来，发出鬼哭一样的呼啸。

房间里，高教员他们已经展开了抢修。

各种仪器的指示灯闪烁着，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

“电源正常！”

“发射模块电压偏低！”

“查不出原因，所有元件参数都在正常范围内！”

高教员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把手册翻得“哗哗”响，脸色越来越凝重。

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故障。仪器显示一切似乎都正常，但就是没有信号发射出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连长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停地看手表。师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催问。

“老石，你来看看。”最后，连长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石师傅身上。

石师傅从人群后面走出来，没有带任何仪器。

他走到那台比他还高的机器面前，没有像往常一样敲敲打打，只是把手，轻轻地贴在了机器冰冷的铁壳上。

他闭上了眼睛。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

风声，人声，都远去了。我感觉，石师傅和那台机器，仿佛融为了一体。他在用他的手，用他的心，去倾听那台钢铁巨兽的呼吸。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睁开眼睛。

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平静。

“是变压器的问题。”他说。

高教员立刻反驳：“不可能！我们刚测过，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电压是稳的，”石师傅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但频率，不对。”

“频率？”所有人都愣住了。变压器怎么会影响频率？

“这台机器，是苏联的老家伙了。里面的初级线圈，用久了，绝缘层老化，在高负载下，会产生轻微的层间短路。”

石师傅的手，依然贴在机壳上，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

“这种短路，非常微弱，仪表测不出来。但它会导致磁芯饱和，产生高次谐波。输出的电压虽然没变，但波形已经乱了。后面的振荡电路，接收到这种不纯净的电源，频率就锁不住了，所以发射不出去信号。”

工房里，鸦雀无声。

石师傅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问题的核心。

这些知识，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没有。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和这些机器打交道，用耳朵、用手、用心，一点点“听”出来的。

“那……那怎么办？”连长急切地问，“备用的变压器，要从军区调，最快也要两天！”

“来不及了。”石师傅摇摇头，“我来修。”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修复一个高压变压器，而且是这种精密设备的变压器，简直是天方夜谭。那线圈，比头发丝还细，缠绕了上万圈，只要错一圈，整个机器就废了。

“卫国，”石师傅回头看我，“把我的工具箱拿上来。再去找点绝缘漆和一卷0.1毫米的铜线。”

我的心，“咚咚”地跳。

我知道，师傅这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传我手艺了。

在几十米的高塔上，在刺骨的寒风中，石师傅点亮了一盏昏黄的工作灯。

他让我把变压器拆了下来。那是个沉重的铁疙瘩。

他小心翼翼地撬开外壳，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铜线。他用一个放大镜，凑在眼前，一圈，一圈地把烧坏的线圈退下来。

他的手，稳得像磐石。

“记住，退多少，就要绕回去多少。一圈不能多，一圈不能少。”

他在教我。

我站在他身边，给他打着下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双在修理机器的手。我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痴”。

时间，在寂静中流淌。

高教员没有走。他和其他技术员，都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到震惊，最后，变成了深深的敬佩。

那一夜，我们没有离开铁塔。

当石师傅把最后一圈铜线绕好，用烙铁焊上接头，再刷上绝缘漆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一抹鱼肚白。

他直起腰，把变压器递给我。

“装回去。”

我的手在抖。

我按照他教的，把变压器装回原位，接上线路。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连长颤抖着手，合上了电闸。

“滴——滴——滴——”

一声清脆而有力的信号声，从监测器里传了出来。

信号恢复了！

那一瞬间，小小的房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所有人都冲上去，把石师傅围在了中间。

而石师傅，只是疲惫地笑了笑，他靠在冰冷的机柜上，对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但我都懂了。

他传给我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责任。

这种传承，没有声音，却重如泰山。

第七章 冬天的暖阳

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们师的机群，在我们导航连精准的引导下，如神兵天降，出色地完成了所有预定科目。

师部给我们导航连记了集体三等功。

石师傅和我，因为抢修信标机的突出表现，个人也荣立了三等功。

授功大会那天，当师长把那枚金灿灿的奖章挂在我胸前时，我的眼眶湿了。

一个农家子弟，一个普通的士兵，能在部队立功，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

我把奖章包了一层又一层，连同一封长信，一起寄了回去。

大会结束后，连里给我们放了半天假。

我回到宿舍，把那身崭新的军功服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叠好。看着胸口挂奖章的地方留下的一个小孔，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

下午，我去找石师傅。

他没在工房，也没在宿舍。我找了半天，才在营房后面的一个小山坡上找到了他。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看着远处灰黄色的戈壁滩，不知道在想什么。

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师傅。”

他“嗯”了一声，转过头看我。阳光下，他眼角的皱纹显得更深了。

“立功了，高兴吗？”他问。

“高兴。”我用力地点头。

“高兴就好。”他笑了笑，“别骄傲。这枚功章，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机器的。对它们好点，它们就不会亏待你。”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们俩就这么坐着，谁也没说话。

风吹过耳边，带着戈和滩特有的荒凉气息。

过了很久，他才像自言自语般地开口：“我十六岁，就跟着我爹修收音机。后来当了兵，修电台，修雷达，修导航仪……修了一辈子。这些铁疙瘩，比我老婆孩子陪我的时间都长。”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落寞。

“有时候也想，图个啥呢？一辈子，就守着这些东西。不像你们年轻人，有文化，有前途。”

他看了一眼连队的方向，高教员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在操场上打球。

“高教员，是个好同志。有知识，肯钻研。我们这些老家伙，迟早要被他这样的年轻人代替的。”

“师傅，您……”我急了。

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我不是说我没用了。我是说，这天，在变。”

他指了指头顶的天空。

“时代不一样了。光靠我们这套摸摸索索的土办法，走不远。得靠科学，靠知识。但光有知识，没有我们这股子钻劲儿，没有把铁疙瘩当亲人看的这颗心，也走不远。”

他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

“卫国，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肯下笨功夫，也肯动脑子。以后，你要多跟高教员学理论，也别把我这套手艺丢了。把新旧两套本事，都学到自己身上。那样，你才能站得稳，走得远。”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给他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金边。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一块沉默的“石头”，而是一座山。一座沉默、厚重，却为我指明了方向的山。

“师傅，我记住了。”我郑重地回答。

就在这时，文书从山坡下跑了上来，气喘吁吁。

“陈卫国！你的电报！加急的！”

我的心，猛地一紧。

部队里，电报通常只意味着两件事：天大的好事，或者天大的坏事。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条。

电报是妹妹卫红发来的，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

“哥，我考上了。京城，师范大学。”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考上了！我妹妹考上大学了！我们家，要出一个大学生了！

我捏着电报，看着那几个铅字，一遍一遍地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像个傻子一样。

石师傅在我旁边，看着我，也笑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嚓”的一声，点燃了那根叼了半天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好事。”他说。

“嗯！”我用力地点头，泪水和笑容混在一起。

冬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

我看着远方，天和地，在视线的尽头连成一线。我知道，在那遥远的京城，一扇新的大门，正在为我的妹妹打开。

而在这里，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我的人生，也刚刚找到了那最精准的航向。

我的身后，是如山般厚重的师傅。我的手中，是滚烫的未来。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真暖和啊。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