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正处在一个失序的十字路口，战争的威胁、经济的波动、文明的摩擦与价值观的对立交织在一起。旧有的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共识还远未形成。这是当下世人的共同感受。
01
世界正处在一个失序的十字路口，战争的威胁、经济的波动、文明的摩擦与价值观的对立交织在一起。旧有的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共识还远未形成。这是当下世人的共同感受。
世界的失序与混乱，也加剧了全球整体的认知焦虑。在此迷茫之际，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恰好提供了这样一副“观势”透镜。透过它，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历史循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许多行为，其本质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无义战”极其相似。而更深刻的启示在于，穿透这历史的循环，我们会看到“天道”与“民心”这些永恒的尺度，跨越数千年时光，再次成为评判与引领时代变局的根本坐标。
02
当下之乱，首推正在发生的战争和笼罩全球的战争阴云。而评判战争正义与否的终极标准，正逐渐剥去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与国家利益的冰冷算计，再次清晰地指向那个古老的命题：天道与民心。这与有信史记载的首场伟大革命——“武王伐纣”所遵循的道义逻辑，其内核惊人地契合。
当年，周武王在《泰誓》中痛陈纣王之罪：“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其革命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周邦作为诸侯的身份，而是因为纣王丧失了“天命”，而“天命”的实质，正是民心。于是，一场以下犯上的军事行动，因其顺天应人，被历史铭记为正义的典范。这告诉我们，战争的合法性，从来就不只在于程序或形式，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回应了人民的苦难与愿望。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语境下，无论由谁、在何种情势下率先越过地图上那条线，只要其根本目的与最终结果，符合交战双方人民最深切的长远利益与最普遍的意愿，并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么这场战争便具备了正义的底色。反之，即便一方饱受侵略、征服乃至亡国之痛，若其政权本身是背离人民、压制民意的腐朽存在，那么其战争行为，在国际道义的天平上，也难逃“非正义”的审判。
这一准则，穿透“国内”与“国际”战争的传统分野，直指政权的本质与战争的初衷。从武王伐纣，到秦国以虎狼之势扫灭六国，在这八百余年的动荡岁月里，中国人的战争观，其核心正是这种基于道义与民本的朴素辩证法则。它超越了简单的敌我二分，指向更为根本的人心向背与历史评价。
03
那么，何以孟子会发出“春秋无义战”这一沉痛而决绝的论断呢？其判准的关键，在于“道义”的存废与蜕变。回溯商周之际，无论是王朝鼎革，还是诸侯摩擦，总还笼罩着一层“天命”与“民本”的辉光。战争，至少在名义上，需要一种超越现实利益的崇高理由。然而，当历史的车轮碾入春秋时期，这幅道义图景便开始褪色、龟裂，最终崩塌。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昔日维系秩序的宗法与礼制，沦为了强者手中的玩物与遮羞布。各国统治集团，从公室到卿大夫，其发动战争的核心驱动力，已彻底堕落为对土地、人口与资源的赤裸掠夺。
这是一个只讲“霸道”而摒弃“王道”，只迷信“实力”而蔑视“道义”，只崇尚“谋略”而践踏“诚信”的时代。国际关系沦为了纯粹的权力博弈，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一切策略的终极目标，无不是统治者私欲的极端扩张。在这样的环境中，战争不再服务于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而彻底沦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
尤为可悲的是，在那个时代，百姓在统治者眼中，与自家豢养的牛羊牲畜无异。他们是赋税的来源，是兵役的保障，是国君的私产——“只能自己宰杀而别人不能宰杀”。人民的福祉、意愿与生死，完全被排除在战争的成本计算之外。楚灵王筑章华台，民力凋敝；秦穆公以子车氏三良殉葬，民心悲恸。历史记录下的不仅是宫殿与墓葬，更是无数被忽视的个体命运。
当战争的发动不再有任何为民请命、吊民伐罪的成分，而纯粹成为统治阶层满足私欲的工具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便失去了土壤。孟子正是洞穿了宗法面纱之下这冰冷的现实，才得出了那千古不易的结论：春秋无义战。所有的战争，归根结底，都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剧，皆是君王们“率土地而食人肉”的罪行。
04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正目睹一个全球尺度的“新春秋时代”缓缓拉开帷幕。不同的是，推动这一巨变的，不再是青铜戈矛与战车，而是一场静默却更为猛烈的科技爆炸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互联网技术以其前所未有的穿透力，将整个星球压缩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昔日孔子周游列国，传播思想需凭借车马；如今，任何角落的一个声音，都能在瞬息之间被全球数十亿人同时接收。这不仅是信息的扁平化，更是民意、思潮与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激烈碰撞、融合与重塑的过程。一道屏幕，便是一个开放的广场，一个无形的战场。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将整个世界编织进一张高度复杂、相互依存的生产与供应链网络。从芯片设计、原料开采，到部件制造、成品组装，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置身于这条全球生产线之外。我们仿佛共同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全球工厂，每个国家都是其中的一个车间，甚至只是某条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这种空前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治理结构。
目前地球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为政、壁垒森然的格局，日益成为阻碍资源最优配置、技术普惠共享和全球性问题有效解决的巨大成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呼唤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成本，提升全球经济运行效率，让科技发展的红利能够更顺畅地润泽世界每一个角落，某种形式的国家间整合与统一，似乎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逻辑，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重现于世。这个新时代的“兼并”，与战国时代尸横遍野的武力征服截然不同，它将更多地依赖于经济上的相互嵌入、文化上的吸引力、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赢得的——民心。这是一场主要依靠和平手段进行的、关于国家模式与文明生命力的长期竞争。
特朗普任内曾一度筹划的，将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墨西哥整合为一体的“大美国”构想，无论其最终成败如何，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揭示了21世纪国家形态演变的一种潜在方向：通过协议、经济融合与政治谈判，实现主权国家的和平兼并或深度一体化。这或许将成为本世纪第一个通过非战争手段实现大规模国家整合的典型案例。而欧洲联盟的曲折演进，从煤钢共同体到今日的政治经济联盟，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国家实体在和平与摩擦中逐步成长的现实范本。
这便是我们重新审视并提出“新春秋无义战”这一命题的深刻历史背景。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始终强调，在21世纪的国家较量中，最根本、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核武器的数量或航空母舰的吨位，而是一个国家所秉持和践行的“道义”高度。这，同样是我们对几十年来，在一些领域和层面，中国自身所代表的古老东方道义力量——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天下为公”的胸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若出现些许衰减迹象，便感到忧心如焚的深层原因。
05
既然我们已洞察这“新春秋”时代的本质与法则，那么，何为我们应有的姿态？坐以待毙，抑或是随波逐流，显然皆非良策。我们必须主动构筑起新时代的“道义之城”与“民心之阵”。
其一，在于文化自信的深耕与重建。 我们必须回归自身的文明源头，从先秦诸子那璀璨的思想宝库中，重新发掘能与现代性对话、甚至能矫正现代性危机的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治”对过度干预的警示，孔子的“仁政”对权力伦理的规范，墨子的“兼爱非攻”对和平主义的倡导，皆是我们可以淬炼并贡献于世界的宝贵思想资源。我们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沦为文化上的流浪儿。当我们的青年对自身历史与哲学的精髓懵懂无知，却对异质文化的表层符号趋之若鹜时，这便是文明根基动摇的危险信号。因此，那引发争议的武大樱花，其象征意义正在于此——我们欣赏一切人类文明的美好创造，无论是樱花、歌剧还是科幻巨著，但我们必须以主人的姿态，立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去欣赏、去借鉴，而非以朝圣者的心态去仰视、去膜拜。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便是培养这种不卑不亢、知己知彼的文化主体性。
其二，在于道义力量的彰显与实践。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扮演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必需。“一带一路”倡议，应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指责，真正使其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让沿线国家的人民真切感受到发展的红利，而非仅仅是地缘政治的扩张。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应更积极地提供公共产品，承担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道义，是一种需要被看见、被感知的软实力，它最终会转化为无形的向心力与领导力。
其三，在于全球治理智慧的创新与提供。 “新春秋时代”的最终归宿，绝非简单的“秦并六国”式的一家独大，而是探索一种更具包容性、更能体现“天下为公”理念的全球新秩序。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区别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理念，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种族与地域的、基于文明认同的和谐秩序。我们应当致力于将这种智慧与现代国际规则相结合，提出关于未来世界组织形式的“中国方案”。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做现有规则的遵循者，更要勇于做新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
其四，在于内部民心的凝聚与福祉的提升。 这是所有战略的基石。在一个“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内部的公平正义、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国防。持续推动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公民权利，让发展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内部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其本身散发的魅力，就是对“民心”最有效的吸引。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理，亘古不变。
06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周期的起点上，眼前这个“新春秋时代”，既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也蕴藏着文明新生的机遇。它最终的归宿，并非注定是某一强权的独霸天下，而是指向一种更高级的、基于“民心”认同的全球新秩序。在这个全新的战场上，决定一个国家是成为引领潮流的整合者，还是被边缘化乃至被无形“兼并”的对象，其命运的决定权，正牢牢掌握在每一位普通人的认知、选择与行动之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古训，在今天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力量。因为互联网让信息变得透明，让压迫无法完全隐藏，也让真诚的善意能够被全球亿万民众同时感知。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依靠谎言、强权或欺诈来维持的领导地位，其基础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反之，一个国家若能真诚地致力于内部的善治与对外的仁政，其散发出的道义魅力，将能穿透国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
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再以旁观者自居。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如何在日常中践行诚信与仁爱，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选择，汇聚起来，正是在塑造我们国家的“道义形象”与“民心基础”。当我们批评世界的不公时，是否也能反观自身社会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当我们呼吁国际正义时，是否也能确保身边的正义得以伸张？这种内外的统一，才是“道义”力量的真正源泉。
回望历史长河，春秋的纷争最终孕育了秦汉的大一统，而那个统一帝国能维系数百年的根基，正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天道”与“民心”的合法性。今天的我们，并非要简单重复历史的循环，而是要汲取其精髓，避免其悲剧，从而开创出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个未来，或许是一个多种文明和谐共生的“新天下体系”，它不再基于霸权与征服，而是基于彼此尊重、互利共赢的文明共识。
时代的考卷已经铺开，问题尖锐而深刻：在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否坚守原则？在短期效益与长远福祉之间，我们能否做出明智的抉择？在全球性的挑战面前，我们能否展现出足够的智慧与担当？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需要我们共同用未来的行动去书写。
而最终的评分者，不仅是冰冷的历史记载，更是古往今来亿万民众心中那杆衡量公义的无形之秤，是天下苍生的共同福祉与永恒民心。这场大考，关乎的不仅是一国一族的兴衰，更是整个人类文明能否走向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光明的新阶段。
来源：上官茂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