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的深秋，一场比寒冬更残酷的灾难悄然降临浙江金华。侵华日军精心策划的细菌战，不仅夺走了义乌上千条无辜生命，更在幸存者身上刻下了永难愈合的伤疤。80多年过去了，恐惧的哭喊声、焚烧的焦臭味以及日军所谓“治疗”背后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一切的一切都在控诉着日
作者：渠长根、樊怡婷
1942年的深秋，一场比寒冬更残酷的灾难悄然降临浙江金华。侵华日军精心策划的细菌战，不仅夺走了义乌上千条无辜生命，更在幸存者身上刻下了永难愈合的伤疤。80多年过去了，恐惧的哭喊声、焚烧的焦臭味以及日军所谓“治疗”背后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一切的一切都在控诉着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是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两支部队在1940年、1942年以及1944年在浙江3次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1941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县（今衢州市衢江区）蓄意撒播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致使鼠疫暴发。这场可怕的疫情迅速蔓延，一路肆虐至义乌县城，并持续扩散。义乌鼠疫的阴霾直至1944年才消散，波及80多个村庄，夺走了1300余人的生命。
1940年日军细菌武器攻击地示意图
七三一部队组织机构编制表
《金华预防鼠疫》（《东南日报》1941年10月16日第三版）
崇山村的深重苦难
义乌县（今义乌市）崇山村，在1942年拥有1236人口，在日军发动细菌战后遭遇灭顶之灾，382人丧生，其中18户村民遭遇灭门惨剧。行走在村巷间，每一块青石板似乎都在诉说着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受污染的井水、突然倒毙的村民、在痛苦中挣扎的幸存者……这场人为制造的瘟疫，将原本安宁的山村变成了人间地狱。
1942年9月，日军在崇山村一带空投大量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很快，老鼠肆虐，村民陆续出现淋巴肿大、高烧不退的症状，死亡如影随形。第一个倒下的是王焕章，10月13日，他在池塘洗澡后突发高烧，脚跟肿胀，四肢抽搐蜷曲，病情急剧恶化。村民急忙请来村医王道生救治，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当天夜里，王焕章便痛苦离世。由于他在村中颇有威望，葬礼上大量村民前来吊唁。然而，这场葬礼竟成了死亡的温床。王凤林一家因家境贫寒，平日借住在村里的公共厅堂。王焕章死后，这座厅堂被用作灵堂，王凤林全家帮忙操办丧事。短短数日，全家13口人中8人染病身亡。曾为王焕章诊治的村医王道生也不幸感染，全家11人全部遇难。瘟疫如野火般蔓延，崇山村的死亡成了日常—平均每天5人丧命，最多的一天20多人接连倒下。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在义乌运送鼠疫感染者
起初，村里死了人还会有亲友和邻居来探望与送葬，后来，前来吊唁的人接连倒下，再无人敢踏入这座“死亡之村”。村民甚至不敢公开哀悼，只能趁着夜色，将亲人的尸体草草掩埋在田间。一时间恐惧笼罩着整个村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盘踞在山林中的侵华日军。他们以“治病”为名，将染病的村民骗至林山寺，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有人被活生生割去四肢，有人被剖开胸腔摘取内脏……后来，日军开始在田间巡查，一旦发现新坟，便雇人掘开，若遇棺材，便直接劈碎，将尸体拖出解剖。田埂间散落的残肢断臂，成了这场暴行最直接的见证。
1942年11月18日，崇山村18岁的童养媳吴小奶开始发烧。在那个医疗匮乏、恐惧蔓延的时期，村里人总说林山寺的日军能“治病”，于是，她独自前往林山寺。日军将她带进一间封闭的屋子，用被单蒙住她的头，又用绳索将她死死捆在椅背上。吴小奶拼命挣扎哭喊：“放我下来！我的病会好的！”喊到第七声没了声响。残暴的日军撕开她的衣衫，用冰冷的手术刀剖开她的胸膛。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这个花季少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肺被摘除……那一天，吴小奶没能等到退烧，却等来了最残忍的死亡。而她被掏空的躯体，不过是日军解剖台上又一个血淋淋的“标本”。
田村良雄在演示石井式培养基箱的操作和使用方法
就在吴小奶惨遭毒手的同一天，日军铁蹄踏进崇山村。他们挨家挨户地砸门，用刺刀驱赶村民带上铁锅、粮食和被褥到后山集中。山坡上，四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人群，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泛着寒光。村民们挤作一团，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突然，三队日军同时行动——一队扑向碑塘边，一队冲向聚奎祠，另一队直奔松树厅。他们抱来成捆的稻草作为引火物，又用烧夷弹助燃。火势瞬间吞没了整座村庄，滚滚浓烟遮蔽了天空，灼热的气浪扭曲了空气。“救火啊！”村民们哭喊着想要冲回家园。日军狞笑着举起枪托，将救火的村民一个个打倒在地。当最后一缕黑烟散去，崇山村已沦为一片焦土。村子被烧毁，许多村民含愤而死，活下来的村民也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
正义诉讼的发端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细菌战虽已结束，但其造成的灾难却仍在延续。在义乌，炭疽等潜伏性细菌的危害在战后数年逐渐显现，最为典型的是“烂脚病”—这种由细菌感染导致的慢性溃烂病症，成为受害者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由于日军细菌战的隐秘性、战时信息的严密封锁、民众医疗知识的匮乏，以及战后政治因素的干扰，这场人为制造的瘟疫长期被误认为“天灾”。受害者们深陷病痛，却无从知晓真相。直到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们自发组织调查，才逐渐揭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1995年崇山村调查，右一为王选
1994年崇山村村民撰写的起诉日本政府的联合诉状
1994年崇山村村民撰写的起诉日本政府的联合诉状
1995年，“第一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召开，几位来自义乌崇山村的中国农民，准备起诉日本政府，控告其在二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消息传到了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耳中。崇山村——这个地名瞬间击中了她。那里不仅是她父亲的故乡，也是她曾经插队生活过的地方。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父亲讲述村里鼠疫肆虐往事时那痛苦而恐惧的神情，烙印在她的脑海。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几乎没有犹豫，王选毅然辞去高薪工作，放弃在美国深造的机会，全身心投入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同年，她带着两名日本学者多次往返义乌崇山村，挨家挨户走访受害者。在那里，她见到一群饱受“烂脚病”折磨的老人。他们的双腿溃烂流脓，终生无法穿袜，有人甚至因病情恶化而截肢。一位老人拖着溃烂的双腿，几乎是爬着来到她面前，只为了弄清自己痛苦的根源，等待一句迟来的道歉。调查从崇山村起步，逐渐扩展至整个义乌，再到宁波、江西、湖南……每采访一位受害者，王选的内心都要承受一次巨大冲击。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泣血的控诉，让她更加坚定：必须为这些被遗忘的苦难讨回公道。
细菌战幸存者何福馨老人溃烂的双腿
1997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组织——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正式成立，王选被推举为总代表，代表180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28次赴日出庭，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暴行。为了这场正义之战，他们倾尽所有积蓄，更要照顾那些年迈受害者的生活起居。
1998年2月14日合影
1998年2月16日一审开庭后的集会
细菌战受害原告金祖池在大会痛斥日军细菌战罪行
塔下洲村细菌战受害者代表周洪根发言
1998年11月，原告团在义乌崇山村合影
1998年11月18日崇山国际会议代表合影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写下了重要一笔。尽管法院驳回了赔偿请求，但这份判决首次以司法文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罪行。这是多年来在追究日军战争罪行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凝聚着原告团和国际正义人士的共同心血。正如王选所说：“我们是一群中国的老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细菌战诉讼和调查，是我们和日本人民、国际人士团结在一起，为受难同胞和祖国的尊严努力。”
浙江声援团成员在日本东京示威游行
原告团律师团上街游行
如今，随着中日两国学者、民间团体和国际社会不断发掘新证据，越来越多的档案被解密，越来越多的证词被记录，越来越多的物证被发现。这些如山的铁证，终将让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全部罪行无所遁形。
历史的铭记
步入崇山村，“崇山村文化礼堂”七个大字赫然入目。建筑外墙以极具视觉冲击的黑底白字铭刻着两幅历史铭牌——
崇山村文化礼堂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
“侵华日军烧毁房屋示意图”与“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劫难录”。两侧“青山绿水犹记悲剧，励志图强毋忘国耻”的楹联在阳光下泛着冷峻的光泽，瞬间将前来参观人拉入凝重的历史氛围。如今，门侧的钜祠已被改建为文化礼堂，馆内陈列的细菌战铁证如同无声的控诉，警示后人永远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民族伤痛。
钜祠内，鲜红的“崇山鼠疫”四个大字与冷峻的“731细菌战罪史”蓝色标识赫然相对，犹如历史的警钟，时刻叩击着参观者的心灵，告诫后人：这段苦难绝不能被遗忘。而历史的回响并未止步于此。在中和祠二楼，一个精心陈列的玻璃展柜里，展品静静诉说着那段黑暗岁月。泛黄的县政府公文、翔实的前言后记、幸存者的口述记录，以及《王选与她艰难的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之路》的珍贵影像资料，层层叠叠，无声却震撼。
为铭记细菌战中的罹难同胞，当地村民自发在林山寺旁修建了一座“劫波亭”。亭名“劫波”取自岳飞蒙冤的“风波亭”，暗喻这片土地曾经历的深重苦难。亭前石栏上，“不忘国耻”“振兴中华”八个大字遒劲有力，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血泪与抗争。亭前的“不忘国耻纪念碑”刻着一副楹联：“香烟缭绕佛门净地成屠场神人共愤，日寇肆虐炎黄子孙染鼠疫天地同悲”。字字泣血，控诉着当年日寇的暴行。亭基之下，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石碑墙森然肃立，密密麻麻镌刻着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姓名，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被撕裂的人生。义乌市人民政府特立《碑记》于侧，让这段历史永不湮灭于时光的长河。
“不忘国耻纪念碑”
义乌江畔，鼠疫遇难者纪念碑如一道凝固的伤痕，沉默地倒映在潺潺流水中；不远处，国际商贸城的玻璃幕墙正折射出璀璨的霓虹，货通万国的喧嚷声昼夜不停。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让人不禁思考：当最后一位亲历者随历史远去，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承接这场未完成的对话？纪念碑上的名字不能只是冰冷的文字，而应该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警钟。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