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之论刻碑！《平定赋》“上艾三孔布”恐继“衡衝之争”成笑柄

摘要：三孔布作为先秦珍贵货币，其币文考释争议不断。自1938年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刊行，“上艹外”币文考释便成焦点。裘锡圭“上艾”说、郭若愚“上间”说等各有依据又存疑。

三孔布作为先秦珍贵货币，其币文考释争议不断。自1938年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刊行，“上艹外”币文考释便成焦点。裘锡圭“上艾”说、郭若愚“上间”说等各有依据又存疑。

近期，平定县将未定之论刻入《平定赋》碑，此举不妥。真正文化自信应包容学术历程，如何妥善对待值得深思。

裘锡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甲骨文、金文与战国文字研究领域成就卓著。

他在《战国货币考（十二篇）》一文中，曾考释过十五种战国三孔布，其中一种被他认定为“上艾三孔布”，并指出“其地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南，战国时属赵国”。这一考证，成为如今平定人引以为傲的“上艾三孔布”最早的考据依据。

“五陉”背“十二朱”三孔布

所谓“三孔布”，其实是一种铲状货币，因其形制为圆首、圆肩、圆足，而且在布首及双足处各有一孔，故后世钱币学者称之为“三孔布”。

三孔布正面纪地名，背面纪重量，大型者背“一两”，小型者背“十二朱”（铢），首端常铸数字，推测是记录铸造时的炉次或范次。

三孔布是先秦货币中最为珍贵的品种，存世罕见外，如今发现的大概有三十余种，大多在10枚以内，不少是孤品，实物除博物馆藏品外目，大多流失海外。除1984年4月在山西朔县出土的“宋子三孔布”为目前唯一有准确考古出土记载的实物外，其余三十余种三孔布，人们大都不知出土地。

宋子三孔布

世人最早知道三孔布，是在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当时金石名家初尚龄写了本《吉金所见录》（十六卷），里面收录了“南行唐”背“十二朱”三孔布的手摹本，使这种古币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近两百年间，虽偶有发现，但数量稀少。由于其珍稀性，三孔布在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动辄以数百万的价格成交。

据现有资料，面文“上艾”背十二朱三孔布共发现3枚，布重7.1克，现藏东京银行标本室，推测是民国初年流入日本。

东京银行钱币馆“上艹外”三孔布原拓片，昭和十二年拓

由于上艾三孔布从未展出过，我们只能通过日本学者奥平昌洪《东亚泉志》中所刊昭和十二年东京银行钱币馆制作的拓片，一窥其貌。

关于上艾三孔布，有一则有趣的记载。清代康熙时，浙江钱塘人厉鹗（1692-1752）所著的《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五》中记载一则短文，说他的友人扬州程振华买到一些古钱币：“首狭足岐，朱绿如绣，共二十七种，皆著地名，其中属太原郡者三，曰兹氏、曰祁、曰上艾。”

清代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五》书影

如果这则记载确定无误，那么三孔布的研究记载的历史，就远远早于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把三孔布发现的源头推到了清初康熙时期。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学者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刊行，书中载录十二枚三孔布拓本，其中一枚币文作“上艹外”（草字头下从“外”），此字考释遂成学界聚讼之焦点，歧见迭出，迄今未休。

早岁研究者多从字形推断，将此币文释作“上苑”。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一九五四年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皆持此观点，然“上苑”之地望，究竟在何处，却始终未能明晰。

《吴铭轼本三孔布汇释》书影

至1965年，裘锡圭先生著《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始辟新径。先生不从字形表面立论，转而从音韵学切入，谓“外”“艾”二字同属疑母祭部，古音极近，实可通假。

先生复援《国语・晋语七》“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之文，引韦昭注“‘艾’当为‘外’，声相似而误”为证，指证前贤释“苑”之非——“第二字明明从‘艸’从‘外’，释作‘苑’是错误的”。

先生更结合《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上艾县”之载，断此币为“上艾三孔布”，其地 “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南，战国时属赵国疆域”。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书影截图

1978年，此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证精审，引据翔实，遂为学界主流，多数学者研治先秦货币，多沿其说。

然学术之辨，本无定一尊之理。1994年，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钱币学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郭若愚先生，在《中国钱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孔布币面文字再考释及其铸造年代之探究》的论文，另立新说。

郭先生据中山国青铜器《中山王壶》铭文、《石鼓文》等实物资料，参以语言文字学通例，推定“上艹外”实当释为“上艹间”，‘上艹间’即‘上间’。

郭若愚《三孔布币面文字再考释及其铸造年代之探究》书影截图

先生复考地理，谓“山西平陆县西五十里有‘间田’，今名间原”，而三孔布地名多有“上下”之分，故“上间”即指此地。

先生更引《诗经・大雅・文王》“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之典，证“间田”地名周初已存，非后世臆造。此说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争议再添一层维度。

由是观之，“上艹外”三孔布铭文之释，自1938年至今，八十余载间，裘锡圭“上艾”说、郭若愚“上间”说，乃至早年“上苑”说，各有依据，亦各有存疑，学界实未达成统一共识，仍属“待决之题”。

学术研究之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尤重“多闻阙疑”之旨，凡史实未明、争议未决者，当存疑待考，反复质证，而非遽下断语，强定是非。

《平定赋》（碑刻局部）

近期，平定县新立《平定赋》碑刻，其中将学界尚未共识之论的“上艾三孔布”之说引为定论，并刻石勒碑，此举有失妥当。

夫碑碣者，金石永固，昭示来兹，非止学术探讨之器，更具公器之威与社会深广之影响。今将学界仍在研讨、未得确证之见，以“言之凿凿”之态载入金石，短期或可壮地方文化之声色，长远观之，若异日新证出、深研进，旧说或被动摇，则此永久性标识，恐将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亦乖“文献名邦”尊重史实、求真务实之根本。

平定固关

忆昔冠山科名坊楹联“衝繁”与“衡繁”之辨，终以文献证据指向“衝繁”而尘埃落定，此亦足为殷鉴：于历史纤微，尤其是争议之处，当怀如履薄冰之谨，持精益求精之态。

若论真正之文化自信，不在急于将一说定为圭臬，而在能包容并呈现学术探索之历程，坦然面对其纷纭。

“上艹外”三孔布拓片

平定历史厚重，自昔便有“文献名邦”之誉，此誉非仅因典籍之富，更因历代士人“多闻阙疑”之治学态度。

今欲护此誉，当对历史真相抱最大敬畏：与其将未定之论径行刻石，不若以更开放、更具说明之法呈现，如博物馆展陈中，并列“上艾说”“上间说”诸家考释，明其源流、列其依据、述其争议；或于地方志纂修时，设“古币考辨”之目，详录裘锡圭先生“上艾”之证、郭若愚先生“上间”之论，及其他异见；再或借文化讲论之机，邀学者与民众共探此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