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触及到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对西史辨伪这个问题，实则可以殊途同归。

当有人嘲笑我们“用粗浅的常识质疑西方历史”，这种嘲笑有没有道理？

靠“粗浅的常识”，到底能不能质疑西方历史？

今天，我们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先给出我的结论：

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自然会从生产生活经验出发，以常识为依据，对西方历史提出合理的疑问。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如果真正汲取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同样会对西方历史产生怀疑。

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触及到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对西史辨伪这个问题，实则可以殊途同归。

中西文化之间，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字：“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信”从怀疑开始。

你要我相信，就必须经得起质疑和验证：灵验就信，不灵就不信，真实的我就信，虚假的我就不信。“信”，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本质上是“求真”。

比如《菜根谭》里说：“一疑一信相参勘”。“信”，从“疑”中生长出来。真知和真信，只能在反复推敲和验证中诞生，没有疑问和勘证，就没有真知真信。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底色：理性主义。强调实践和实证，《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所有的

学习、思考、猜想和逻辑推演，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符合生产生活的实际，才能成为真知。

而西方传统文化里的“信”，它是颠倒的。

它不是一个过程和实践后的结果，它是前提。

所谓“因信称义”，你必须先“信”了，才有可能成为“义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信在前，道德品行在后；信在上，人类理性在下；不“信”，即是“罪”，即是“恶”。

这是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底色：蒙昧主义。它压抑甚至抹杀人的理性思维能力。

直到17世纪，欧洲掀起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理性的觉醒”。

为什么要“启蒙”？因为普遍盲信、思想愚昧，要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解放人心。而“怀疑主义”，正是和“理性”伴生的思想。比如笛卡尔说：除非有确凿的根据，否则我们有理由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

怀疑，是启蒙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前提。

你看，西方此时出现了和中国相似的文化理念。

同一时期，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瓷器、茶叶、丝绸、漆器等等各种中国产品，风靡欧洲；中国的思想、天文、地理、数学、历史、农业、绘画、园林设计等等文化成果，在欧洲也备受推崇，比如伏尔泰、魁奈等人，都对中国思想文化赞不绝口。

不过，欧洲怎么学习中国，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化逐渐分裂为两种光谱：

一种是延续蒙昧主义，本质上仍然是神权逻辑。“信”是前提、是根基，一旦崩塌，精神世界也随之瓦解。

另一种是新生的理性主义。东西方的理性精神，虽然不尽相同，但前提都是“疑”，通过提出疑问，推动人们去发现、去创新。

而就在此时，大明衰亡，中华文明步入低谷期，欧洲崛起，“西方中心论”兴起了。

这思想的本质，仍然是蒙昧主义的延续，服务于西方的殖民扩张。他们热衷于构建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等“古文明”，说到底，还是为了维系那个不容置疑的“信”。

西方中心论的一切理性外衣，都是表象，底层还是神权逻辑和蒙昧主义，为殖民体系服务。而西方历史叙事，正是支撑这个体系的重要支柱。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西方中心论的一切言论，每一句话都应当打上问号过筛子。

铺垫这么多，我只想说清楚一个道理：

对西方历史叙事，敢于提出疑问，敢于实践验证，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内在也有相通之处。

但讽刺的是，那些在国内高喊“启蒙”的人，从来不敢触碰“西方中心论”，绝对不敢质疑西方历史。他们不仅自己不怀疑，更不许别人怀疑。可见，他们口中的“启蒙”，实际上传播的是“蒙昧主义”。“信”在前，不容挑战，不信就是罪，不信就是恶。

而他们经常嘲笑的，通过“粗浅的常识”质疑西方历史：比如古埃及、古希腊的地理环境、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生产力水平、文字使用......

这恰恰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寻求真相的过程。也许不够精细专业，但绝非反智和蒙昧，而是理性精神的体现，他们是求真务实的、真正的理性主义者。

相反，那些嘲笑“粗浅常识”，以知识精英自居的，实则是蒙昧主义的体现。他们，正是盲信西方的伪启蒙派、真蒙昧主义者。

来源：李论姿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