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皇帝”杜月笙，临死前最想见陆京士，留下遗愿：想葬在上海

摘要：1951年夏末的香港，热浪已经烘烤得人喘不过气。万国殡仪馆门前人山人海——不是哪个富商的终宴，不是哪个名门的老太太落幕，而是一口价值1.5万港币的楠木大棺材，惹得千名男女守护相送，沿街肃穆。谁那么大排场？那是杜月笙，冷嗖嗖地躺在自己挑选的棺木里了。昔年上海滩的

1951年夏末的香港，热浪已经烘烤得人喘不过气。万国殡仪馆门前人山人海——不是哪个富商的终宴，不是哪个名门的老太太落幕，而是一口价值1.5万港币的楠木大棺材，惹得千名男女守护相送，沿街肃穆。谁那么大排场？那是杜月笙，冷嗖嗖地躺在自己挑选的棺木里了。昔年上海滩的“土皇帝”、杜老板，这一次真成了过去式。细想起来，命运兜兜转转，世事无常，就算呼风唤雨一辈子，能到头还不是一副哭哭啼啼的棺材。

说他晚景凄凉，倒没什么夸张成分。杜月笙后来退到了香港，吵吵嚷嚷的世界变得陌生，权势早就成了谈资。电视里新闻一播，他便皱眉，生怕又牵连起什么旧事。那些年，他的躯壳像打铁过度的壶——外面没看见裂纹，可里面早已千疮百孔。上了年纪的人，最怕深夜传来的电话铃，或是谣言里带点真。杜老板明白，时日无多，心事也压了下来。他说：“先到台湾入土，将来要是能回老家，再回来。”——可他该有预感，这份愿景大约是黄粱一梦。

说到杜月笙，外面人看他“八面玲珑”，可他最挂心的，却只有一个老伙计陆京士。说来也巧，两个本事人，在上海最乱的那些年结了命，陆京士从邮局辞了差事，一心跟着杜月笙起家。不是一桩风花雪月的友谊，也不是街头巷尾那种“过命交情”，但他们真有几十年死心塌地的信任。青帮打上上海名头，有陆京士撑腰底子，才立得稳脚。

轮到生死关头，杜月笙心底盘桓的，不是哪个亲生的，也不是旧日那个女人，而是想见陆京士一面。世道已变，陆京士那会儿在台湾，消息一传来，他拢着大衣就往香港赶。可惜天不凑巧，那几天台风登陆，暴雨浇得机场都乱套。八月初的香港，街头湿漉漉的，空气里都是海腥气。陆京士本打算一号到，结果机票耽搁，人被困住。他一边扒着报纸上的天气预报看，一边盯着电话，生怕一点错漏。

屋外下着瓢泼大雨，病房里灯光昏黄。杜月笙一天天颓唐下来——你说他再精明不外乎个老人家。这时候身边的人都捏着一把汗，也没谁能劝得动他。杜月笙盯着天花板，半天叹一口气：“陆京士要是今天不来，我怕是撑不了几天……”这句话越过众人眼神，砸出了风雨夜的无助。只有经历过衰老的人，才晓得希望与失望其实都需要力气。

八月一日一整天，杜月笙连点稀饭都吃不下，人蔫蔫的，偶尔还焦躁。他睡的时候，身边人轮流守着，谁都不敢多说一句。天亮了点，雨势小了些，香港和台北之间终于有一班飞机放行。只是那票难抢得很，多数乘客都前些天积压下来了。杜家的管事很精明，心想别轻易让老爷子知道——要万一落空，怕他受不住。

命运像跟人闹着玩。就快到中午，厨房忙着收拾碗筷，有个电话来了。电话那头，是机场工作人员：“陆先生下飞机了。”杜月笙听见，差点把手里的点心都顺着嘴角掉下去，他不顾身子虚弱，在家人的搀扶下往门口蹭，不肯耽误分秒。那一刻，你真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什么青帮大亨——就是个等老友归来的病人罢了。

等到门外传来一身雨气的陆京士，家里静了三秒。两个人，谁都讲不出逻辑完整的欢迎辞，也没有多少寒暄。杜月笙拉着陆京士的手，像是攥住了最后一点热度。桌上刚摆好饭菜，杜月笙努力想表现得像个好主家，手一抖，饭碗碎了，谁也没开腔。后来有人捡起碎片，“碎碎平安”，可这气氛，谁都知道心里挂着一根弦。

杜月笙那天之后，基本没怎么离过病榻。最亲近的，也就两人一直守着他：一个是陆京士，另一个是孟小冬。孟小冬啊，曲艺界的名伶，人情走到尽头，是她在洗衣煎药。别人都说杜老板有多少福气，其实只有当事人知道，这病体留给孟小冬，委屈得很。

其实孟小冬最后跟杜月笙结婚的那次，场面并不风光——他经济早不似前些年阔绰，可婚礼该有的还是有。女儿、儿子都来磕了头。曾经那些老夫人们享足了荣华，到头来，是孟小冬陪着他熬过最难的夜。她有时候默不作声，有时候忍不住掉泪。杜月笙见她静静坐在床头，也不知怎么哄，就低声说一句“对不住你”。

这辈子豪赌惯了，可最重要的承诺，竟是临了才办妥。孟小冬自知，他心里有愧，可还是把家照看得体体面面。两个人，像上海旧式戏台上的一对晚景夫妻，一个撑着身体，一个撑着脸皮。

杜月笙曾有一阵以为身体见好，老友情谊、老女人陪伴，还有机会再聚一聚。那年七月，吴开先来家做客，他难得主动理了发，换身衣裳下楼迎人。霎时仿佛又是上海滩的老日子，两人碰杯畅饮。说笑间，吴开先一句“你胖了不少”，空气突兀一静。杜月笙摸摸自己脸，声音闷闷的，“可能是肿吧。”其实心里早凉了半截。有时候老友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最难受。

饭局散了之后，他勉强回房休息。这一觉睡过去，再起来，腿怎么都不听使唤了。医生查不出大毛病，也只能安慰，劝他养着。可熟悉杜月笙的都知道，老虎弯了腰，那是心里有数了。

七月二十九号天未亮，杜月笙叫家人发电报，比往常还要急。他给陆京士口述，只有“病危速来”四个字。此后几天，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末日的气息。每个人都有话想说，谁也不敢说出口，时间像粘稠的糖浆一样难熬。

到最后一两天，他哮喘越发重了，药碗接着药碗下肚，声音都发哑。叫一声“京士”，叫一声“妈咪”，有人赶紧递水，有人掖被角。家里的那口旧钟滴滴答答地走，像在倒数什么。

8月4日，杜月笙忽然精神好了些，把氧气罩也摘了下来。旁人见状，反而心里一凉，这哪里是什么转机，明眼人都知道，是回光返照。他清了清嗓子，支使屋里所有人都出去。末了，只留陆京士在身边。告知后事，说得干脆：“长袍马褂，气派的棺材，不留香港，葬台湾，等能回上海再迁回去。” 说着话执着依旧，却没有再多一分贪恋这个世界。

1951年8月16号，杜月笙没有等来自己的64岁生辰——就这么在药汤和夕阳里走完了。两年后，家人把他送去了台北，墓碑上还刻着蒋介石的八个字：“义节聿昭”，这很够体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