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一位身着粗布袈裟的僧人悄然离开长安，踏上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未知之路。他的足迹穿越河西走廊的风沙、塔克拉玛干的荒漠、帕米尔高原的冰川，最终抵达印度次大陆的佛国圣地。十九年后，他携带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重返故土，主持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

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一位身着粗布袈裟的僧人悄然离开长安，踏上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未知之路。他的足迹穿越河西走廊的风沙、塔克拉玛干的荒漠、帕米尔高原的冰川，最终抵达印度次大陆的佛国圣地。十九年后，他携带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重返故土，主持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以毕生之力将印度佛教的精髓注入中华文明的肌理。这位僧人，便是被后世尊为“三藏法师”的玄奘。

玄奘西行不是像《西游记》中“奉旨取经”的神话演绎，而是一位求法者以生命为舟，在历史长河中刻下的真实轨迹。本文将以正史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第一手文献为据，还原这位文化使者的真实旅程。

一、求法之始：为何是玄奘？为何是印度？

（一）初唐佛教的困境与玄奘的困惑

玄奘（602—664），俗名陈祎，生于河南洛州缑氏（今偃师市）。其家族世代为官，父亲陈惠曾是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隐居。十岁丧父的陈祎随二哥陈素（法名长捷）入住洛阳净土寺，开启了他的僧侣生涯。

隋末天下大乱，玄奘随兄辗转至长安、成都，遍访名师。至武德末年（626年前后），他已通晓《涅槃经》《摄大乘论》等经典，“擅名京洛”。然而，随着学识的增长，玄奘的困惑也日益加深：

其一，经典残缺。当时汉地译经多为小乘或大乘早期经典，许多重要论典（如《瑜伽师地论》）仅有零散片段，义理难明；

其二，师说分歧。汉地僧人对“法相”“中观”等大乘教义的理解各执一端，玄奘在长安听不同法师讲解同一经典，竟“各擅宗途，是非纷纠”；

其三，源流未清。印度佛教的传承体系、各学派的历史脉络，在汉地文献中语焉不详。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曾感叹：“此土先典，语约义丰，难卒备举。闻彼西天，罗汉、菩萨，论甚众矣，佛灭度后，阿难结集，部别论章，部执不同，各擅宗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他意识到，唯有西行印度，直探佛教发源地，方能穷尽佛法真谛。

（二）时代的契机

初唐虽国力渐盛，但对外交流仍受严格管控。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上书宰相裴寂请求西行，未获批准。此时，长安爆发霜灾，朝廷允许百姓“随丰四出”，玄奘趁机混入灾民队伍，偷渡出长安西城。

这一选择背后，有佛教徒“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求法热忱，亦有初唐士人“立功异域”的精神共鸣。玄奘在《启谢高昌王表》中自述：“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见诸夷路不通，返迹东归，路阻葱岭，遂使还源无计。”（《全唐文》卷九百一十三）其决绝可见一斑。

二、西行之路：

玄奘的西行路线，大致沿汉代丝绸之路展开，全程约一万八千里（约9000公里），途经今陕西、甘肃、新疆及中亚、南亚多国。其行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河西走廊：生死五烽

贞观元年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天水）、兰州、凉州（今武威）。此时的河西地区尚处战后恢复期，突厥势力盘踞北方，官府严禁汉人出境。凉州都督李大亮得报，勒令玄奘返回长安。

玄奘转而夜宿凉州郊外，经瓜州（今安西）刺史独孤达礼遇，继续西行。瓜州北行百余里至玉门关，关外有五座烽燧（军事哨所），各相距百里，中间是八百里莫贺延碛（今安西至哈密沙漠）。

《大唐西域记》载：“莫贺延碛，长八百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玄奘在此遭遇致命危机：同行胡人石磐陀中途变卦，甚至欲杀玄奘；更兼迷路、断水，五天四夜未进滴水，“几将殒绝”。然“见空中有神，状如伽蓝，身紫金色，慰喻之曰：‘勿怖，能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玄奘咬舌沥血诵经，终见一片泉水，得免于难。

（二）西域诸国：高昌到中亚

穿过莫贺延碛，玄奘抵达伊吾（今哈密）。高昌王麴文泰闻其名，遣使迎至高昌（今吐鲁番）。麴氏高昌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麴文泰本人虔信佛教，与玄奘“共坐论道，不觉日暮”。

麴文泰恳请玄奘留在高昌讲经三年，遭拒后，竟以“弟子慕师德，必欲留师，师即不听，弟子将欲自截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相胁。最终，二人结为兄弟，麴文泰为玄奘准备“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并派遣二十五名随从、四匹马，又修书二十封给西域二十四国国王，请其关照。

离开高昌后，玄奘经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越天山南麓，进入中亚。在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当地不信佛教，玄奘以“佛法东流，皆由国王护持”劝诫，国王最终率群臣皈依；在活国（今阿富汗昆都士），他目睹王室因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更坚定了求法普度的信念。

（三）中印度：那烂陀的学术巅峰

贞观五年（631年），玄奘抵达印度河支流殑伽河（恒河）北岸的摩揭陀国，这里是印度佛教的中心。他的目的地——那烂陀寺（Nālandā），位于王舍城西北，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佛教大学。

那烂陀寺由笈多王朝阿育王始建，至玄奘时代，寺内僧众万余，“学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大唐西域记》卷九）。寺主戒贤法师（Śīlabhadra）时年一百零六岁，是瑜伽行派（唯识宗）的最后一位大师。玄奘拜其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中论》《百论》等经典，历时五年，“晨夕无辍，经函时务，皆遍谘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戒贤法师曾为其讲授《瑜伽师地论》，前后历时百日，听众万余，“皆叹未曾有”。玄奘的学业震惊印度，被尊为“解大乘师”。此后，他又游历印度各国，参访胜军论师（Jñānaprabha）学习《唯识抉择论》，赴杖林山（Kāñcīpura）与僧称法师辩论，最终以“才学超群，声震五天”（“五天”指中印度）闻名。

三、曲女城辩经：

贞观十四年（640年），玄奘受戒日王（Śrī Harṣa）邀请，参加曲女城（Kānyakubja，今卡瑙季）的无遮大会。戒日王统一北印度后，欲弘扬佛法，特举办这场“论师大会”：

“王先敕诸国，各选高才，来赴论场。于是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六千余人，皆来集会。”（《大唐西域记》卷五）

玄奘作为论主，提出《会宗论》三千颂，融合大乘中观与瑜伽行派思想，批驳各学派异说。大会持续十八日，无人能破其论。戒日王宣布：“支那法师，论胜五天，智周万物。”（《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此次辩经后，玄奘被尊为“大乘天”（Mahāyānadeva）与“解脱天”（Vinitadeva），成为印度佛教界的最高权威。印度史学家阿底峡（Atiśa）后来说：“若非玄奘法师，印度佛教恐已式微。”

（一）十九年归乡路

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启程回国。他拒绝了戒日王“留在印度弘法”的挽留，取道巴基斯坦、阿富汗，沿丝绸之路南线返回。途经于阗（今和田）时，他上书唐太宗，报告归期，太宗命敦煌太守李大亮“迎于流沙，待于河上”。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抵达长安西郊。此时，他离开祖国已整整十九年。史载：“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宣溢，取进止，答曰：‘入城恐累聚落，更引驾还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二）五十二夹经典

玄奘归国时，携带梵文经典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这些经典涵盖大小乘、显密宗，包括：

其中，《大般若经》的翻译耗时四年（660—663年），玄奘“三更暂眠，五更复起”，最终完成这部六百卷的巨著，成为汉传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一）长安译场：

玄奘归国后，受唐太宗礼遇，住大慈恩寺，主持国立译场。他打破此前译经“重直译轻义理”的传统，创立“五不翻”原则（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既保留梵文原意，又符合汉语表达。

译场分工严密：“证义”（审查义理）、“缀文”（调整语法）、“笔受”（记录文字）、“书手”（抄录）等十余个岗位，汇聚了道宣、窥基、辩机等一流学者。窥基后来创立唯识宗（法相宗），成为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十九年间，玄奘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译经总量的80%以上。其译本“义理圆融，文字典则”（《宋高僧传》卷四），被后世奉为“新译”典范，取代了此前“旧译”的诸多谬误。

（二）《大唐西域记》：

除译经外，玄奘口述、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其另一项不朽贡献。这部书记录了玄奘亲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地理、风俗、宗教、历史，内容涵盖：

近代以来，《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7世纪中亚、南亚历史的核心文献。印度史学家马宗达（R. C. Majumdar）评价：“如果没有玄奘的记载，我们几乎无法重构印度古代史。”

六、后续的影响

（一）佛教中国化里程碑

玄奘译经与唯识宗的创立，标志着佛教彻底融入中华文化体系。此前，佛教多依赖民间传播；此后，其与儒家、道家思想深度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唯识宗对“心识”的精密分析，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其“因明学”（逻辑学）则为中国传统学术注入了理性思维。

（二）中外交流的典范

玄奘西行是古代东亚与南亚文明交流的缩影。他带回的不仅是佛经，还有印度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他记录的西域各国，则为唐朝经营西域提供了情报。唐太宗曾说：“玄奘法师，远涉流沙，穷历道邦，询求正教，朕甚嘉焉。”（《大唐三藏圣教序》）

（三）追求真理

玄奘的“求法精神”，对真理的执着、对知识的敬畏、对文化交流的担当，超越了宗教范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近代梁启超称其为“千古一人”，鲁迅赞其为“中国的脊梁”。今天，“玄奘之路”已成为文化探险、学术研究的经典符号。

玄奘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诗。

他从长安出发，穿越沙漠与雪山，将印度的智慧带回中国；

又以毕生之力，将佛法的精髓注入中华文明的血脉。

他的西行，不仅是个人的求法之旅，更是两大文明互鉴的里程碑。《大唐西域记》言：“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玄奘以一人之力，弥合了这种“音讹”与“语谬”，让文明的对话，跨越了空间的阻隔，穿透了时间的尘埃。

十九年西行，五十年译经，玄奘用生命写就的，是佛经的汉译史，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史。

参考文献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