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两部影视皆属革命历史题材，同登国家级媒体平台，却在历史立场、价值取向和叙事逻辑上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引发了公众对 “如何真实还原抗战历史” 这一重要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思考。

今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两部以鲁南地区为叙事背景，聚焦中国革命历史的电视剧 ——《我们的河山》与《生万物》。

这两部影视皆属革命历史题材，同登国家级媒体平台，却在历史立场、价值取向和叙事逻辑上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引发了公众对 “如何真实还原抗战历史” 这一重要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思考。

《我们的河山》以 “减租减息”“武装民众” 等具体革命实践为切入点，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鲁南地区为守护群众利益、动员全民抗战的坚定意志、强大组织能力与卓越成果，不仅生动诠释了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理念，更是通过详实的基层叙事，展现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既是对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形象化表达，也是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真实再现。

反观《生万物》，则试图以“人性善良”为叙事基调，淡化阶级矛盾与革命斗争的必然性，用 “温良恭俭让”“和谐生万物” 的理想化思维，模糊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削弱土地革命的正义性，弱化抗战历史的残酷性与艰巨性，其脱离历史语境的 “温情叙事”，与鲁南地区当年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交织、抗战形势异常残酷的真实历史严重相悖。

值得深思的是：作为国家级媒体，央视何以同期播出这两部历史观极为迥异的影视？

对此，本文认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社会主义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至今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不同历史观、价值观的对立碰撞客观存在。而其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仍需依靠于人民群众对历史真相的客观认知和自我觉醒。

其二：我党历来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坚信人民群众的辨别能力，勇于将事物的是非曲直交由人民评判，这是党和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客观要求和具体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信与自觉。

关于《生万物》“以人性掩盖阶级性” 的深层问题，笔者已于本月 17 日专题撰文剖析，本文不再赘述。

现仅从三大方面，对比《我们的河山》与《生万物》的迥异之处，以期为广大网友提供鉴别历史题材作品的参考材料。

一、在彰显我党基层组织及民主政权的历史作用方面

《我们的河山》生动阐述了我党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县、区、村三级党组织以及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真实刻画了共产党人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农救会、妇救会、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领导人民开展艰苦卓绝、富有成效的对敌斗争之风采，全方位地彰显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抗战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

反观《生万物》，却全然回避了当地党组织与人民民主政权的历史存在，将抗战叙事简化为个体“单打独斗”，既未呈现系统性的革命组织力量，也未能真实反映党组织在解决群众的饥荒、抵抗日寇侵略中的关键角色，极其容易导致观众对党史认知产生严重的偏差。

二、在刻画我党及部队解决民众疾苦的历史功绩方面

在《我们的河山》中，我党依托基层的党组织与民主政权，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组织民众开荒种地、修建房屋以重建家园，并通过互助组实现 “集体帮扶、家家有粮”，从根本上缓解了饥荒与民生困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彰显了我党基层组织的担当与高效。

该剧精心刻画了以周密、庄埼风、刘竹梅、王彧为典型代表的共产党人鲜活形象，他们与老百姓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其事迹着实感人肺腑。

尤其是县委书记周密，宁可自己野菜果腹、甚至饿毙，也要将最后一口粮食留给穷苦百姓；县长庄埼风，深入基层，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政策，在地窖里点油灯教老百姓识文断字，用毛主席 “兵民一体” 的战略思想唤醒人民群众的参战热情 —— 这些细腻入微的情节，既是对我党 “以人民为中心” 执政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对鲁南抗战时期 “军民鱼水情” 的真实写照。

反观《生万物》，则塑造了四类脱离革命本质、违背历史逻辑的人物形象：

县农协的农协主席杜春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未能真正深入基层与农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基层干部费文典：秉持 “温良恭俭让” 的保守思维，解决问题依赖于 “求地主发善心”—— 要么央求地主给予永佃权，要么恳请地主减租减息、开仓放粮，缺乏革命斗争精神。

自封村农协主任的铁头：行事如莽夫，率乌合之众，动辄喊打喊杀，实则借革命之名公报私仇，最终因失民心而一事无成。

地主宁学祥的长子宁可金：曾担任青旗会队长、民团队长以及国民党的县团练局局长之职。他整日汲汲于升官发财之道，不仅暗中偷运粮食以发国难财，还沉溺于赌博之娱，与赌馆女子厮混，其劣迹斑斑。

然而，命运的轨迹陡然转变。宁可金因其所属的国民党部队被日寇击溃打散，他竟华丽转身成为剧情里唯一稍有亮点的八路军干部，率领部队回到家乡，肩负起拯救百姓于水火的重任，战功非凡。

《生万物》用这四类角色代表当年的共产党人、八路军干部与群众骨干，在本质上扭曲了中国革命的政治逻辑与组织形态。

三、在还原抗日战争艰苦卓越的历史事实方面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 115 师在沂蒙地区创建了滨海、鲁中、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我根据地军民累计对敌作战达 7.8 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53 万余人；沂蒙老区 420 万人口中，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21 万多人参军参战，10 万多人血染疆场，涌现出了 “沂蒙红嫂”“沂蒙母亲” 等大批感人至深的拥军模范，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壮丽史诗。

《我们的河山》真实生动地还原了这段血与火的抗战历史：

以周密、庄埼风、刘竹梅、王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群众之中，广泛发动农民、妇女等各界力量，组建起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等团体，与八路军密切配合，灵活运用破袭战、围困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样化游击战术，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那里的每一寸河山都浸透着先烈们的热血与牺牲，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英雄们的英灵与荣光，让后人得以触摸到那段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先辈们的英勇与坚韧。

然而，《生万物》却对这段不容置疑的历史真相熟视无睹，在多个层面展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地严重失实：

一是修改侵略时间：此剧悄然地用字幕将日寇侵占鲁南的时间，由史实中的 1938 年修改为 1943 年，凭空抹去了日寇在该地区实施 “三光政策”、烧杀抢掠的 5 年暴行历史。如此之举实在是诡异至极。

二是粉饰掠夺罪行：此剧将日寇武力强占天牛庙村土地，逼迫村民为侵华日军提供粮食的侵略行径，粉饰为 “建立农场”，此举看似措辞不严谨，却颇有粉饰太平，美化日寇掠夺中国土地与资源的罪行之嫌疑。

三是弱化日寇暴力：此剧全过程仅展示了三人因粮食而遇害 —— 分别是拔麦苗的残疾女、护地主麦田的保长、守乡亲粮食的村长，营造出 “只要乖乖交粮，日寇便会与老百姓相安无事，既不会进村抢粮放火，也不会滥杀无辜” 的假象，将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粉饰成 “用粮食换平安” 的虚幻 “王道乐土”，弱化了日寇的凶残暴行，掩盖了日寇 “以战养战、掠夺无度” 的侵略本质。

四是消解党的领导：此剧唯一激烈精彩的 “抗日亮点”—— 烧毁麦田以阻止日寇掠夺，被塑造成村民的自发行动，其组织策划与党组织及八路军毫无关联，显得突兀且脱离史实。

五是淡化战争残酷：八路军在此剧中长时间毫无踪影，却在剧尾如神兵天降般突兀登场，其解救村民、抗击日寇、拔除据点等战斗场景被描绘得如 “神话般轻松” —— 战斗过程不费吹灰之力，兵不血刃，参战人员毫发无损。如此这般剧情，不仅淡化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本质，更是削弱了民族精神的传承价值。

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事关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民族精神认同的塑造，不容丝毫虚假与扭曲。

《我们的河山》与《生万物》的鲜明对立，本质上是不同的阶级立场及其所秉持的历史观、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激烈交锋。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生万物》一经播出，即遭到人民大众的广泛质疑与严正批评，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捍卫历史真相、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坚定意志。这种源自人民的辨别力与批判意识，是正气之源、立国之基，其力量如同势不可挡的磅礴洪流，荡涤着文艺界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沉疴阴霾，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注入了深厚的群众力量，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与积极意义。

来源：天高云淡善若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