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心经》：第十四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与积极向上

摘要：本章旨在系统、深入地阐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三大核心要义。文章认为，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个体生命意义实现与修养实践的完整体系。本章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易经》、中医等）的思想精

摘要：本章旨在系统、深入地阐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三大核心要义。文章认为，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个体生命意义实现与修养实践的完整体系。本章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易经》、中医等）的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结合现代心理学、哲学及社会意识形态要求，对每一要义的内涵、源流、修养方法及现代价值进行多维度的剖析与论证。通过揭示“自尊自信”乃立身之本，“理性平和”为处世之基，“积极向上”是奋进之志，本章力图展现这一人生观体系对于塑造现代健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所具有的深远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宇心经；人生观；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传统文化；修养；现代价值

引言

《宇心经》作为一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合时代精神的思想典籍，其人生观部分聚焦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探寻、修养方法的锤炼、伦理准则的恪守以及人生态度的确立，是指导个人安身立命、实现价值的核心指南。“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十二字箴言，凝练地概括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与人生取向。这不仅是对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精准描摹，更是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深刻洞见。

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探讨并弘扬这一人生观，具有尤为突出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它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本章拟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全面论述：首先，深入剖析“自尊自信”的历史渊源、核心内涵及其作为人格基石的根本地位；其次，系统阐释“理性平和”的哲学基础、实践路径及其在调和内外矛盾中的关键作用；最后，详尽论证“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价值指向及其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在此基础上，本章将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与统一性，以期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人生观理论框架，为个人修养与社会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引。

第一节自尊自信：立身之本与价值基石

“自尊自信”是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根本肯定与对自身能力的坚定信任，是现代健康人格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个体一切社会活动与精神创造的出发点与动力源。

一、“自尊自信”的传统文化溯源与内涵深化

“自尊自信”的思想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虽具现代平等与主体意识色彩，但其精神内核早已蕴含于古代先贤的智慧之中。

（一）儒家之“自重”与“自得”：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个体的道德自觉与人格独立。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此“志”即个体不可剥夺的意志与尊严，是自尊的体现。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更是对个体在任何境遇下保持人格尊严与道德操守的至高要求，这是一种基于道义的、坚不可摧的自尊。所谓“自得”，如孟子所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强调通过深入学习与实践，使道理化为自身内在的信念与能力，从而产生真正的自信。这种自信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学识、修养与对“道”的体认之上。

（二）道家之“自爱”与“贵身”：老子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这里的“自知”与“自胜”，包含了深刻的自省与自我超越，是更高层次的自信。道家虽主张谦下、不争，但同样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自爱”而不“自贵”，即爱护、珍视自身的生命与本性，不因外物而轻贱自我。这种对生命本真的尊重，是自尊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

（三）墨家之“自强”与“尚贤”：墨家主张“强力而行”，反对命定论，认为人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本身就蕴含着对个体能力的信任，即自信。同时，墨家“尚贤”思想，虽然主要指选拔贤能，但其背后是对个体德才价值的认可，间接肯定了每个人通过修养和学习皆可成贤成圣的可能性，这为普通人的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易经》之“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刚健有力，君子效法天道，应奋发图强，永不停息。这种“自强”精神，其前提正是对自我能动性的坚信，是自信在行动上的集中体现。乾卦从“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描绘了一个由内而外、由弱到强的成长过程，其内在驱动力正是源于对自身潜能的信念。

综上所述，“自尊自信”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它超越了简单的傲慢自大，是一种建立在道德修养、真才实学、自我认知和对客观规律把握基础上的稳定心理品质。《宇心经》将其提炼出来，并赋予其现代平等意识，强调每个个体，无论其出身、地位，都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并拥有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与信心。这与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中高扬的主体精神一脉相承，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

二、“自尊自信”的现代意蕴与构成要素

在现代语境下，“自尊自信”具有更为丰富和具体的意蕴。它可以解构为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一）自我价值感：个体深刻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依赖于外在的财富、地位、容貌或他人的评价，而是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以及自身独特的潜能与贡献。它要求个体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二）自我接纳度：能够客观认识并接纳自己的优点与不足，理解人无完人，在面对挫折和缺点时，能够保持自我宽容而不失进取之心。这是一种健康的、实事求是的自我态度。

（三）能力确信感：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或对自身学习能力的评估，对自己应对挑战、解决问题、达成目标的能力抱有积极的信念。这种确信感是行动勇气的来源。

（四）边界意识与尊严维护：清晰了解并维护个人在物理、心理、情感上的界限，敢于对侵犯自身权益的行为说“不”，懂得尊重他人，同时也要求他人尊重自己。

（五）自主性与责任感：能够独立进行思考、判断和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及后果负责。自尊自信的个体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担当者。

三、培育“自尊自信”的修养路径与实践方法

培育健全的“自尊自信”非一日之功，需要系统的修养与实践：

（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儒家路径）：通过广泛学习、探究事理（格物致知），获得真知灼见，从而奠定自信的理性基础。同时，意念真诚，端正心术（诚意正心），使内在的自我评价系统建立在道德之上，而非虚妄之上。

（二）知常曰明，涤除玄览（道家路径）：认识客观规律（知常），使人明达，避免因无知而产生恐惧或狂妄。通过内心澄澈，摒除偏见与成见（涤除玄览），达到对自我和世界的清醒认识，从而建立稳固的自尊。

（三）实践锤炼，积善成德（墨家与儒家结合）：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劳动创造中证明自身价值，通过一次次小的成功积累自信。同时，注重道德积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坤·文言》），道德上的充实是最高层次的自我肯定。

（四）辩证认知，中和养气（中医与易学智慧）：中医强调身心一体，气血充盈则精神健旺。通过合理的饮食、作息、锻炼保养身体，为心理健康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运用《易经》的辩证思维，看待成败得失，保持心态平衡，避免因一时得失而动摇根本自信。

（五）社会环境与教育引导：营造公平、正义、包容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的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应注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性思维，为其终身自尊自信打下坚实基础。

“自尊自信”是个体精神世界的“压舱石”。拥有了坚实的自尊与健康的自信，个体方能在外界赞誉与非议面前保持定力，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敢于作为，为达致“理性平和”的心境和践行“积极向上”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理性平和：处世之基与智慧之境

“理性平和”是关于情绪管理、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核心要求。它既是个体内在修养达到一定高度的体现，也是有效应对复杂外部世界、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智慧。

一、“理性平和”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流

（一）儒家之“中庸”与“中和”：《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内在的平衡状态，“和”是情感发抒符合节度、恰到好处。“理性”可视为实现“中节”的思维工具，“平和”则是“中和”境界的外在表现。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反对主观臆断、绝对肯定、固执己见、唯我独尊，这本身就是理性精神的要求。

（二）道家之“清静”与“无为”：老子强调“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认为心灵的虚静是认识真理、正确行动的前提。“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通过排除杂念和情绪干扰，达到内心的极度宁静，才能观照事物的本质。这种“静”是“平和”的深层状态。庄子的“心斋”“坐忘”，亦是涤除理性算计与情感羁绊，达到与道合一的平和境界。

（三）墨家之“三表法”与“非攻”：墨家提出判断言论真伪的“三表法”（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强调依据历史经验、百姓耳目实情及实际应用效果进行判断，体现了重实证、重效用的理性精神。其“非攻”思想虽主要针对战争，但内含了对冲动、暴力等非理性行为的否定，倡导以理性方式解决争端。

（四）法家之“因势循理”：法家强调遵循客观规律（道理、法则）行事，反对主观好恶，如韩非子主张“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这种对“理”的尊崇，与理性精神相通。

（五）《易经》之“时中”与“趋吉避凶”：《易经》强调变易之道，要求行为符合时宜（时中），通过理性分析卦爻象所蕴含的吉凶征兆，审时度势，做出明智决策，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这个过程需要冷静、客观的判断，而非情绪化的冲动。

（六）中医之“阴阳平衡”与“情志致病”：中医理论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阴阳二气的动态平衡。情绪过激（七情过极）会扰乱气血，导致疾病。“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此保持情绪稳定、心境平和（平和）是养生的重要原则，这为“理性平和”提供了生理医学的依据。

“理性平和”融合了中国传统“中和”思想追求内在平衡与现代理性精神强调逻辑、客观、批判性思维的精华。

二、“理性平和”的核心内涵与表现特征

“理性”与“平和”相辅相成：

·理性：指以认知、逻辑、客观事实为依据来指导情感调适与行为决策的思维品质。它要求：

·客观分析：尽可能排除主观偏见，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

·逻辑推理：遵循思维规律，条理清晰，避免逻辑谬误。

·批判性思维：不盲从权威，敢于质疑，审慎判断。

·长远眼光：不拘泥于眼前得失，能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视角考量问题。

·平和：指一种内在的安宁、稳定、从容的情绪状态。它表现为：

·情绪稳定：不易因外界刺激而产生剧烈波动，能有效管理负面情绪。

·处变不惊：面对突发事件或压力情境，能保持冷静，沉着应对。

·宽容豁达：能理解并接纳不同意见和不如意事，不易被激怒或陷入纠结。

·举止从容：言行得体，不急不躁，给人以稳重可靠之感。

理性是达到平和的心智途径，平和是理性运用的最佳心理环境。二者结合，构成一种高度成熟的智慧境界。

三、修养“理性平和”的途径与方法

（一）学思并重，格物穷理（儒家与程朱理学）：广泛学习知识，深入思考探究（学思结合），通过研究事物原理来穷尽天下之理（格物穷理），提升理性认知能力。

（二）虚一而静，澄怀观道（道家与荀子）：保持心灵的虚静专一（虚一而静），排除杂念，才能清晰地认识事物。通过冥想、静坐等方式，培养内心的宁静。

（三）节情导欲，以理驭情（儒家与宋明理学）：认识到情感欲望需要合理的节制与引导，用理性的原则来驾驭情感，使其发而中节。

（四）知行合一，事上磨练（阳明心学）：理性的认知必须在具体事务中运用和验证（事上磨练），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在实践中锤炼遇事冷静、应对得当的能力。

（五）中医养身，调和气血：遵循中医养生之道，使身体气血和畅，为情绪稳定提供生理基础。可通过针灸、按摩、导引、合理饮食等方式调理身心。

（六）艺术陶冶，涵养性情：通过欣赏、创作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艺术形式，陶冶情操，提升审美，使心灵得到滋养，趋于平和。

四、“理性平和”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理性平和”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需要融入具体生活实践的智慧。其在各领域的应用，体现了其巨大的现实价值。

（一）个人修养与情绪管理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下，个体情绪极易波动。践行“理性平和”，首先体现在卓越的个人情绪管理能力上。

·面对压力时：理性分析压力源，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因素，将精力集中于可改变之处，而非陷入焦虑无助。平和的心态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维持身心健康，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例如，运用儒家的“慎独”功夫，在独处时反思情绪产生的根源，以“理”克“欲”，达到《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境界。

·面对批评与非议时：自尊自信的个体，能以理性态度对待批评。首先，区分批评的性质：是建设性的还是恶意的？对于善意的批评，做到“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对于恶意中伤，则保持平和，不予纠缠，相信“清者自清”，或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避免陷入无谓的情绪消耗与冲突。这正如道家所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种基于强大内心的从容。

·面对得失与变迁时：人生无常，荣辱得失乃常态。《易经》的变易思想教导我们，顺利时不忘乎所以（“亢龙有悔”），逆境时不灰心丧志（“潜龙勿用”）。以理性认知世事无常的规律，以平和心态接纳生命中的起伏。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正是理性平和的极致体现。中医理论也指出，过度的喜、怒、忧、思、悲、恐、惊都会损伤相应脏腑，保持平和是养生之本。

（二）人际交往与社会和谐

“理性平和”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沟通与协商：在人际交往中，理性有助于清晰表达观点，平和有助于耐心倾听他人。遇到分歧时，能避免情绪化争吵，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进行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若以理性平和的方式践行，便能有效减少人际摩擦，实现互利共赢。

·冲突化解：当冲突不可避免时，理性平和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能使双方冷静下来，分析冲突根源，探索解决方案，而非激化矛盾。法家虽然强调法治，但法治的实施同样需要执法者和民众的理性精神，避免“义气用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倡导理性平和的对话氛围，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至关重要。

·包容与多元：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日益频繁。理性要求我们尊重差异，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平和则使我们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而非盲目排斥或自我封闭。这与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高度契合。

（三）认知判断与决策制定

在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当下，“理性平和”是抵御谣言、做出明智决策的必备能力。

·信息鉴别：面对海量信息，保持理性批判精神，不轻信、不盲从，运用逻辑和常识进行甄别，核查信源，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节点。这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类似于墨家“三表法”的现代应用。

·重大决策：在个人生活或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面前，理性要求我们全面收集信息，系统分析利弊，预估各种可能后果，而非凭一时冲动或片面信息“拍脑袋”。平和的心态则能防止因过度乐观或悲观而影响判断力，确保决策的审慎与周全。《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强调的正是决策者理性平和的重要性。

（四）国家治理与全球事务

“理性平和”的智慧，同样适用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关系。

·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理性分析本国国情、时代潮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部噪音所干扰，也不因一时成就而急躁冒进，坚持稳中求进，体现的正是宏观层面的“理性平和”。

·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秉持理性冷静分析国际形势，处理复杂敏感的国际问题。面对挑衅，既坚守原则底线，又沉着稳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大国风范，深植于中华“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的传统文化基因，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对“理性平和”的最高级演绎。

综上所述，“理性平和”是一种可学可修、可用可验的实践智慧。它从个人心性修养出发，辐射至人际、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各个层面，是《宇心经》人生观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稳定器”和“导航仪”。

第三节积极向上：奋进之志与动力之源

“积极向上”是在行动层面的集中体现，是一种乐观进取、追求进步、永不懈怠的人生态度。它赋予生命以方向感和动力感，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一、“积极向上”的精神传统与文化基因

“积极向上”的精神，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其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密码。

（一）儒家之“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这是“积极向上”最直接、最深厚的思想源泉

·孔子的实践精神：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为理想奋斗到底的执着精神。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积极向上的生动写照。他倡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终身学习与奉献。

·曾子与孟子的担当意识：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的论述，将个体的积极奋进与对仁道天下的崇高责任紧密相连。孟子则进一步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哲学，无论境遇如何，都保持积极的姿态：失意时修养自身，得意时惠泽天下。他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这种坚毅不屈本身就是积极向上的内在要求。

·《周易》的宇宙观支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将自然宇宙刚健不已的运行规律，作为人应效法的行为准则，为积极进取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乾卦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再到“飞龙在天”，描绘了一个由内而外、由积蓄到迸发的积极成长过程。

（二）墨家之“强力而行”与“兴利除害”

·非命与强力：墨家坚决反对“命定论”，认为“执有命者不仁”（《墨子·非命上》），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墨子提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墨子·非命下》），认为个人的富贵荣辱、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取决于是否努力（“强”或“力”）。这种“强力而行”的主张，充满了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积极精神。

·摩顶放踵的利他实践：墨家及其弟子“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标，不惜牺牲个人享受，这种极端刻苦的实践精神，是“积极向上”在利他维度上的极致体现。

（三）法家之“变法图强”与“争于气力”

法家着眼于富国强兵，其思想中也蕴含着强烈的进取意识。

·与时俱进的变化观：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韩非子强调“世界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主张根据时代变化进行改革，这种不墨守成规、勇于变革的精神，是“积极向上”在社会变革层面的体现。

·强调实力与功效：法家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韩非子·显学》），鼓励耕战，积聚国家实力。这种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激励着个体和社会通过努力追求实效和强大。

（四）《易经》之“穷变通久”与“革故鼎新”

·变通的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指出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只有变化才能畅通，畅通才能持久。这为面对困境时积极寻求出路、主动求变提供了哲学依据。

·革新的勇气：“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传》）《革》卦象征变革，《鼎》卦象征新生。“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将变革提升到天道与人心的高度，赋予其合法性，鼓励除旧布新的积极行动。

（五）历代先贤的实践典范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光辉典范：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了为崇高事业竭尽心力的忠诚与担当。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唤醒了每个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意识。

这些典范人物，以其实际行动，不断丰富和传承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积极向上”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屡创辉煌的重要精神动力。《宇心经》将其纳入人生观体系，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自觉继承与时代性升华。

二、“积极向上”的现代诠释与多维体现

在现代社会，“积极向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乐观进取的心态：这是“积极向上”的心理基础。表现为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抱有坚定信心，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即使在面对困难、挫折甚至失败时，也能看到积极的一面，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对自身能力的信任以及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之上的。

（二）持续学习的态度：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学习已成为终身任务。积极向上的个体，必然保持开放的心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适应社会发展和职业要求的能力。这既是儒家“学而不厌”传统的现代延续，也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

（三）勇于创新的精神：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积极向上意味着不满足于现状，不拘泥于陈规，敢于探索未知领域，勇于尝试新方法、新路径，追求卓越和突破。这体现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

（四）责任担当的意识：现代的“积极向上”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奋斗，强调对家庭、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它要求个体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公益事业、社区建设等，在奉献中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这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一脉相承。

（五）追求健康的生命：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积极人生的物质载体。现代意义上的积极向上，包括对身心健康的积极追求。注重合理膳食、坚持体育锻炼、保持良好作息、培养健康情趣，以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工作和生活。

（六）脚踏实地的行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向上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它要求人们不好高骛远，而是从实际出发，立足本职岗位，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理想变为现实。这种务实作风，是墨家“强力而行”和法家重实效精神的现代体现。

“积极向上”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发展的概念，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要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为价值取向体系。

三、践行“积极向上”的修养方法与实现路径

培育和践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需要自觉的修养和持续的努力：

（一）立志高远，明确目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确立清晰而远大的人生志向和目标，是激发积极性的首要前提。这个“志”应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结合，如此方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儒家强调“志于道”，树立对真理和仁道的追求，才能有持久的方向。

（二）勤勉务实，持之以恒：“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勤奋是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同时，要有恒心和毅力，认准目标后便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绝不轻言放弃。这需要借鉴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奋斗意志。

（三）乐观豁达，化解挫折：人生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培养乐观豁达的心态，学会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要认识到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课，是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契机。可以从道家思想中汲取智慧，如庄子“安之若命”的达观，化解过度执着带来的痛苦，但又不失进取之心，做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而后能更好地轻装前行。

（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关注时代发展潮流，主动适应变化。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培养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勇于实践，敢为人先。这需要深刻领会《易经》“穷变通久”的道理，将变革创新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

（五）融入集体，协同奋进：认识到个人力量是有限的，现代社会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团队协作和集体智慧。积极融入集体，培养合作精神，在相互支持、共同努力中放大个人价值，实现共同目标。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团结统一”、“互助友爱”相契合。

（六）榜样引领，见贤思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主动学习古今中外一切积极进取的榜样人物，从他们的奋斗经历和精神品格中汲取营养，激发自身的内在动力。同时，也要善于从身边的先进典型身上学习，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通过以上路径的持续修养，“积极向上”便能从一种外在要求，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和稳定的人格特质，从而为人生注入永不枯竭的前进动力。

第四节结论：三者之统一与《宇心经》人生观的当代价值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这三大要义，并非彼此割裂的教条，而是构成了《宇心经》人生观中一个环环相扣、相互支撑、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理解并践行这一人生观，关键在于把握其三昧一体的内在逻辑。

首先，三者呈现出清晰的递进与支撑关系

·“自尊自信”是根基与本源。一个对自我价值有深刻肯定、对自身能力有坚定信念的个体，其精神世界才是稳固和强健的。这种内在的自我认可，是抵御外界风雨、保持心境“理性平和”的心理基石。很难想象一个自卑、自我怀疑的人能够长期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维的清晰。同时，真正的、健康的“自尊自信”，也必然催生“积极向上”的生命冲动，因为个体相信自己的行动有意义、有能力去创造价值。反之，若根基不牢，则“平和”易流于麻木，“向上”则可能源于外在压力而非内在驱动，难以持久。

·“理性平和”是保障与枢机。它如同心灵的“调节阀”和“导航系统”。没有理性平和的约束与引导，“自尊自信”极易滑向自恋、傲慢或刚愎自用，变成盲目自信；而“积极向上”也可能异化为急功近利、盲目冲动或偏执激进，甚至在挫折面前迅速转化为悲观消极。“理性平和”确保“自尊自信”保持在健康、适度的范围内，确保“积极向上”的行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采用合理的方式，做到“发而皆中节”。它使进取的脚步稳健而从容。

·“积极向上”是展现与升华。“自尊自信”与“理性平和”终究是内在的精神状态，其价值最终需要通过外在的、创造性的行动——“积极向上”来体现和验证。积极的行动、不懈的奋斗，不仅能够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实现个人价值，更能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增强“自尊自信”（通过成功体验），磨练和提升“理性平和”（在应对复杂局面中）。行动是检验和升华修养的唯一途径。

其次，这一结构体现了中国哲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智慧

在此，“自尊自信”近于“体”（本体、根本），“积极向上”近于“用”（作用、表现），“理性平和”则是连接体用、贯通知行的“枢机”或“功夫”。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动态过程。这远优于那种只强调自信（可能导致狂妄）或只强调奋斗（可能导致焦虑）的片面人生观。

《宇心经》将这一者熔铸为统一的人生观体系，具有深远的当代价值：

对于个体而言，这一人生观是培育健全人格、提升生命质量、实现幸福人生的指南针。它指导人们：

·建立坚实的自我价值感，不卑不亢，从容立世。

·修炼情绪管理能力和理性思维，有效应对生活压力与复杂情境，保持身心健康。

·激发内在动力，以乐观、务实、创新的姿态追求个人梦想与社会贡献，使人生充满意义感和成就感。

对于社会与国家而言，广泛倡导和践行这一人生观，有助于：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心理环境。

·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和奋斗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深刻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契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它既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也是一套可行的修养方法。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这一人生观，对于个体安身立命、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一闪耀着古今智慧光芒的人生观，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0]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11] 韩非.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