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葛弗瑞（Florian Grise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索邦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牛津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仲裁及其演变。

作者｜葛弗瑞（Florian Grise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索邦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牛津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仲裁及其演变。

关于私人秩序的学术研究非常密集，很难在不简化的情况下进行总结。然而，用于分析私人秩序的主要理论工具以理性选择为基础，即功利主义假说，根据这种假说，个体倾向于选择“相对擅长特定任务”的制度环境。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大多数研究私人秩序的学者将对自我调节的解释，建立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基础上，第一轮博弈中，次优的社会结果通过重复交互作用得到纠正。换句话说，当参与者长期重复这个游戏时，囚徒困境博弈的负面社会结果会得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参与者会有意识地选择发起和维持社会合作。如本章第三节的“私人治理的基石”部分所示，这一论点与阿克塞尔罗德关于“以牙还牙”策略优于其他社会策略的发现一致。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法] 葛弗瑞 著

张鹿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9月

私人治理学者所依赖的理论模型相应地建立在两个广泛的条件上。第一个条件是，个人能够获得关于他们所属群体的充分信息。事实上，消息灵通的个人可以对拒绝遵守社会规范的成员采取行动，这一条件是核心，因为私人秩序通常缺乏负责惩罚成员的机制。正如埃里克森所解释的，私人秩序通常通过“第一方”和“第二方”控制来运作：个人自我约束（“第一方控制”）或约束他们的直接对应方（“第二方控制”），但通常不依赖外部组织来惩罚群体成员（“第三方控制”）。第二个条件是，社会博弈是无限重复的。社会参与者之间的长期互动避免了所谓的“终局”问题，即这些参与者在接近博弈的最后一轮时违背他们的合作承诺。严格来说，这里重要的不是博弈的无限迭代（因为没有真正永无止境的社会博弈），而是对博弈将无限重复的共同信念。用埃里克森的话说，“对持续交易的预期……倾向于让参与者更愿意投入资源来加强他们的关系”。社会科学家通常将这一条件与低折现率联系起来：在无限重复的博弈中，参与者倾向于同等重视未来收益与眼前收益，甚至重视未来收益更甚于眼前收益。当个人希望他们的子女是同一社区的一部分时，这一条件通常得到满足，从而保证了社会关系的“代际封闭”（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使集体制裁和社会激励更加切实。

这一理论模型在关于私人治理的文献中被广泛接受。尽管这些条件被描述为运行和维持私人秩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私人治理理论具有可预测性，它预期理性行为者将选择对他们而言在经济上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治理方案。私人治理理论的一个实践局限性是，这两个条件在实证层面很少同时满足。事实上，很少有群体表现出足够的统一性，使其成员能够保持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在未来将继续进行交往。同样，信息在特定的社会团体中很少无障碍地流通。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两个条件在“紧密联系的群体”中更有可能得到满足，“紧密联系的群体”是指“其成员具有可信和互惠的前景，可以相互运用权力，并且对过去和现在的内部事件拥有良好的信息供应”。伯恩斯坦谈到了“同质群体制度”，其特征是“地域集中、种族同质、重复交易”。麦克米伦（McMillan）和伍德乐夫（Woodruff）赞同这些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人们彼此频繁互动、信息自由流动的紧密联系的群体中，人们可能坚持社会性的合作形式，因为这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奥斯特罗姆拒绝确定“必要条件”，但却通过遵循八项设计原则”来解释成功机构的“持久性”，而这八项“设计原则”与埃里克森和伯恩斯坦提出的“紧密联系的群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重合。

在这种情况下，马赛的渔民群体似乎满足了私人秩序产生的必要条件，即长期互动的存在和完善的信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赛的渔民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典型的私人治理体系。事实上，像“贤人会议”这样的相当复杂的组织的出现是不寻常的，因为如果文献的预测方面成立的话，私人秩序应该避免产生正式的结构，并且通常依赖于第一方和第二方的控制。我将在下文“长期关系”和“信息流通”中描述渔民群体如何表现出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特性，之后突出我所谓的“贤人会议”的悖论。

私人治理理论的先驱们强调了紧密联系的群体的成员如何期望长期维持他们的关系。例如，奥斯特罗姆指出，在这些群体中，“每个人都有共同的过去，并且期望共享一个未来”。家庭和代际联系在这方面是有效的指标：那些在给定群体中存在多个家庭成员并且期望他们的子女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人，也期望共享一个共同的未来。

马赛的渔民群体显示的特征与这一分析完全一致。事实上，这个群体在其整个历史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特征。群体成员传统上来自少数创造了真正的渔民“王朝”的家庭。例如，“贤人会议”在1660 年进行了一项社区调查。这份181 人的名单提供了17 世纪中叶渔民群体的一幅快照。在这181 个人中，119 人（几乎占群体的66%）在社区中至少有一名其他家庭成员。一些显赫的家庭有6 个成员［内格雷尔（Negrel）的家庭］、7 个成员［泰塞尔（Teissere）的家庭］甚至9 个成员［隆巴顿（Lombardon）的家庭和法布隆（Fabron）的家庭］。因此，数据表明，很大一部分渔民来自相同的家庭。此外，传统上，渔民的儿子成为渔民，而他们的女儿则会嫁给其他渔民。在18 世纪，马赛的渔民对他们称为“天生渔民”（即来自渔民家庭的个人）的人更有好感。其他历史研究证实了我的发现：法吉特（Faget）提到马赛渔民的“社会和地理固定主义”，凯撒（Kaiser）报告说，在16 世纪末，几乎70% 的渔民女儿嫁给了其他渔民。

渔民群体的紧密联系似乎一直持续至今。我遇到的大部分渔民，其身份都继承自父亲，而他们父亲的身份又继承自父亲的父亲。例如，我的一位受访者是七代渔民的后代，这一谱系能够一直追溯到18 世纪。代际模式仍然是“在社区内产生最大声望”的模式（援用一位受访者的话），即使最新一代倾向于从事其他职业。因此，马赛的渔民群体似乎在其整个历史中都具有强烈的内生性，这一群体的成员历来认为，他们具有极其长久的相互关系。

除了强烈的内生性，我的数据表明，信息在渔民群体中很容易传播。这种信息流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使渔民群体成为不同网络重叠的“多元化”社区的主要例子。这些网络具有专业性、空间性、宗教性与亲和性。城市空间在团结渔民群体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渔民居住在圣让，这是位于马赛老港北侧的一个小居民区（见图1.2）。

在被摧毁重建前，圣让由迷宫般的狭小街道组成，“贤人会议”矗立在中心。20 世纪中叶之前，这个居民区一直将社区植根于城市空间，其成员很少离开。有几条街道以著名渔民的名字命名，有一条街道甚至以“贤人会议”命名。在这个居民区，消息传播得很快。在1830 年的一封信中，“贤人会议”将圣让描述为一个“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召开会议，讨论有损于公共利益的问题”。即使在今天，渔民们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之间使用绰号的现象也很普遍。他们定期在自己的教区，即俯瞰马赛港口的圣洛朗教堂聚会，参加多种宗教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是社区生活的亮点。渔民们仍然虔诚地信奉宗教，据圣洛朗教堂现任神父说，渔民们甚至是“迷信”的，他们积极参加这些宗教庆祝活动（最近频率有所降低）。尽管社区成员基本上是男性（我只听说过有一个女性渔民），但妇女在构建他们的网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我的一位受访者说：“当你看到一个渔夫时，他的妻子总在不远处。”在他们仍然延续的家庭模式中，渔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的妻子出售渔获物。女性鱼贩们每天聚集在马赛的老港口卖鱼，同时彼此聊天。“老港鱼贩”构成的风景已经成为马赛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是一个由多重纽带结合起来的古老社区的标志之一。

“贤人会议”的悖论

迄今所提及的情况表明，私人治理成功运作的条件将在渔民社区中得到满足。因为渔民从紧密团结的社区中受益，根据理性选择分析预测，他们理应发展一种基于社会规范的私人治理系统。用埃里克森的话说，“在满足长期关系以及长期交流这两项条件后，成员们认为建立一个具有正式结构的组织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一预测部分地实现了。事实上，我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马赛捕渔业中有两个一直存在的最重要的规范。当我查阅档案、采访渔民或只是在马赛港口闲逛时，我被讨论话题转向社区“古老原则”的速度所震惊。这些规范很少被抄录或精确定义，但它们的重要性通过经验的记录被表露无遗。最重要的是，马赛的渔民珍视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他们都相信社区的所有成员是平等的，必须以与其他渔民相容的方式行事。根据这一规范，他们不断尝试适应彼此的行事方式，并确保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渔业中谋生。这一规范与埃里克森在沙斯塔县观察到的“自己活别人也活”的规范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一规范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和放任自流的，因为它旨在适应个别渔民的需要和偏好。渔民们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平等主义传统，其方式与斯科特（Scott）关于东南亚“超国家”（extrastate）空间的描述完全一致。然而，他们的平等规范与一种本质上是公共的、禁止性的规范共存，我称为“保护”规范。根据这一规范，马赛的渔民相信有必要长期保护他们的渔业。他们试图避免过度捕捞，尽量减少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话虽如此，马赛的渔民不仅依靠社会规范来管理他们的渔业，他们还授权给一个名为“贤人会议”的正式实体。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在没有正式管理结构的情况下，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会过得更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像“贤人会议”这样的阶层式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与渔民们的平等主义精神相冲突时，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了。事实上，“贤人会议”的存在本身似乎违背了其所在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贤人会议’的悖论”也可以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中找到。奥尔森解释到，与大中型社区相比，小型社区更不容易出现搭便车问题，因为社会控制会在小群体中发挥最佳作用，从而减少搭便车的风险。“贤人会议”这一在相对较小的渔民社区中出现的组织，似乎给奥尔森的分析增添了些许波澜。人们可以观察到渔民社区的经验状况与私人秩序分析所依据的集体行动理论之间的脱节：如果人们接受关于私人治理的文献的结论，就不会有关于“贤人会议”在渔民社区中出现的合理解释。米尔格罗姆（Milgrom）、诺斯（North）和温加斯（Weingast）在他们关于香槟博览会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悖论：

如果基于声誉的非正式安排能够有效地激发良好的行为，那么正式制度在帮助支持诚实交易方面的作用是什么？……难道一个简单的声誉体系不能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激励诚信交易吗？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