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立白描技法，被称为宋画第一。李公麟不施色彩的线描技法，影响了后世桐城文人画的审美取向。桐城派文人崇尚简淡雅致，与李公麟的艺术风格有精神契合。他强调“画以载道”，将文学与绘画结合，这一理念被桐城文人后学继承，如方以智、姚鼐等均注重艺术的思想性。李公麟《五马图》

桐城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涌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尤其在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等领域贡献卓著。

创立白描技法，被称为宋画第一。李公麟不施色彩的线描技法，影响了后世桐城文人画的审美取向。桐城派文人崇尚简淡雅致，与李公麟的艺术风格有精神契合。他强调“画以载道”，将文学与绘画结合，这一理念被桐城文人后学继承，如方以智、姚鼐等均注重艺术的思想性。李公麟《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等作品，在桐城士绅中广为流传。明清时期，方氏家族等桐城藏书家，常收藏李公麟画作，其艺术成为桐城文人雅集的重要话题。李公麟作画注重细节考据（如《孝经图》），影响了桐城学者对文献与实物结合的研究方法。李公麟的艺术成就与文人精神，成为桐城派美学与学术传统的隐性资源之一。

方学渐

明末清初桐城方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桐城学派的奠基人。他继承王阳明心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理气合一”，强调实践与经世致用。这一思想为桐城派后来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传统奠定了基础。通过《心学宗》《性善绎》等著作，系统阐述其哲学观点，影响了方以智、方苞等后代学者的学术方向。他支持地方书院，促进科举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通过讲学，培养了大批弟子，推动了地方文教发展，形成了尊师重教的地方传统。其子方大镇、孙方孔炤、曾孙方以智均受其学术熏陶，形成“方氏四代”学术世家。方学渐确立了方氏家族“以学传家”的传统，其子孙在理学、科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使桐城方氏成为明清学术史上的显赫家族。他提倡“孝悌忠信”，塑造了桐城士绅阶层的道德典范，影响地方社会风气。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追溯学术源头时，常提及方学渐的开拓作用。方学渐通过学术思想、教育实践和家族传承，深刻塑造了桐城的文化基因。他既是桐城学派的思想先驱，也是方氏家族学术链的关键一环，其影响延续至清代桐城派的兴起。

张英

清代康熙朝重臣，历任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他参与编修《一统志》《渊鉴类函》等国家典籍，被康熙帝赞为“有古大臣风”。其子张廷玉为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父子二人并称“父子宰相”，使桐城张氏成为清代最显赫的官宦家族之一。张英通过《聪训斋语》，提出“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的治家原则，推动家族形成“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科举与仕宦盛况。张英以“让他三尺又何妨”一封家书化解邻里纠纷，因此诞生的六尺巷，成为中华礼让文化的象征。张英著作《笃素堂集》《存诚堂集》等作品，其诗文与经学思想影响桐城派发展。他主张“勤俭持家”“和顺受福”，晚年隐居龙眠山，以书画自娱，体现士大夫的淡泊境界。《聪训斋语》被曾国藩列为必读家书，其“随分知足”“礼让谦慎”的理念超越时代，至今仍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参考。

戴名世

清初桐城派重要先驱人物，对桐城文化、文学及学术传统影响深远。戴名世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章应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反对浮华文风。他的古文创作以简洁质朴、情感真挚著称，为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文论奠定了基础。虽因“《南山集》案”获罪，但其文学理念被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和发展，成为桐城派的核心理论来源。戴名世致力于南明历史编纂（如《孑遗录》），保存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料，体现了他“以史鉴今”的学术追求。这种注重实证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桐城派后来的考据传统。他主张学问应关注现实，批判空谈性理学风，这一思想与桐城派后期“经世致用”倾向一脉相承。《南山集》案为清代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这一事件促使桐城派文人谨慎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间接影响了桐城派“温柔敦厚”文风的形成。他的悲剧命运成为桐城士人的集体记忆，强化了地方文化中对学术自由与政治风险平衡的思考。清代中期以后，戴名世被重新评价为“桐城文脉的殉道者”。

方苞

桐城派核心奠基人之一，对桐城文化、文学及学术传统影响深远。"方苞提出"义法"理论，强调文章应"言有物"和"言有序"，成为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这一理论影响了清代古文创作的方向，奠定了桐城派的学术基础。他反对明代以来的浮华文风，提倡回归唐宋八大家的简洁质朴风格，其作品《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被视为古文典范。方苞通过讲学培养了大批弟子，包括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中坚人物，形成"桐城家法"的师承体系。他编选的《古文约选》被列为科举参考书，直接影响清代士子的文风，推动桐城派文论成为官方认可的学术正统。方苞精研《周礼》《仪礼》，著作《周官集注》《礼记析疑》体现了他"以经证史"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桐城派"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学术传统。他注重文献考据，反对空谈，为桐城派后期与乾嘉学派的交融埋下伏笔。后世将方苞与刘大櫆、姚鼐并称"桐城三祖"。方苞官至礼部侍郎，其"文以载道"的主张通过政治地位得到推广，提升了桐城派在全国的影响力。他在文章中揭露社会弊端，体现了桐城派"经世致用"的现实关照。以文学理论、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确立了桐城派的基本框架，使其从地方文风发展为全国性文学流派。他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更渗透到桐城的地域认同、家族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中。

吴汝纶

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晚清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桐城文化、教育及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汝纶继承了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先贤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推动桐城派文风的革新。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语言简练。他提倡文学应服务于社会现实，注重实用性和思想性，影响了桐城派后期的发展方向。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主张引入西方科学教育。他推动桐城当地学堂改革，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桐城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他的教育思想通过弟子和著作广泛传播，影响了桐城乃至全国的教育实践。他通过讲学、著述和提携后进，他培养了众多桐城本土学者，延续了桐城文化的学术传统。吴汝纶支持变法维新，其开明态度影响了桐城士绅阶层，促进了当地社会风气的开放。吴汝纶以文学、教育和社会活动为纽带，将桐城派的影响力延续至近代，并推动了桐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学术传承，更在于为桐城注入了开放与革新的精神。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剧目，将黄梅戏从地方小戏推向全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她的表演风格细腻生动，唱腔甜美，极大提升了黄梅戏的艺术地位。严凤英通过饰演独立勇敢的女性角色，如《女驸马》中的冯素珍，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刻板形象，对桐城乃至全国的观众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她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成为桐城文化记忆中的伤痛。严凤英虽主要活跃于安庆及更广阔的舞台，但作为桐城籍艺术家，她的成就与精神深刻丰富了桐城的文化内涵，并推动了传统戏曲在当地的传承与发展。

来源：最桐城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