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5000年，鼓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庙堂之上，黄帝大战蚩尤，“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周公制礼作乐，以鼓为八音之首。民间之事，迎神赛社盛会，村社都有社鼓；婚丧喜寿礼仪，乐人专事鼓吹；酒令击鼓传花，戏曲鼓板领奏；农事击鼓插秧，围猎以鼓驱兽。千里无
中华5000年，鼓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庙堂之上，黄帝大战蚩尤，“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周公制礼作乐，以鼓为八音之首。民间之事，迎神赛社盛会，村社都有社鼓；婚丧喜寿礼仪，乐人专事鼓吹；酒令击鼓传花，戏曲鼓板领奏；农事击鼓插秧，围猎以鼓驱兽。千里无云祈雨天；万家灯火元宵夜。鼓声都是少不了的。
鼓带给人们的或是血脉偾张，或是动感活力，或是悲怆锵然，或是激昂坚毅。鼓声穿透五千年，哪里是它的原点？哪里能串联起它历史的轨迹？哪里有它丰富的活态展示？走进临汾市襄汾县，让我们在这里寻找答案。
上古传说、文献记载，最早的鼓是鼍
鼓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鼓”。那时候，人们在舞蹈时配以敲击石器。古代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场景，即是原始人在狩猎获得丰收时，以鼓舞表达愉悦心情的写照。
鼓的产生，最流行的说法为黄帝取“夔皮”冒鼓。
相传黄帝征服蚩尤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夔”与“鼍”古文相通。《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鼓其腹而熙”，又有“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有记载说：“帝颛顼乃令鼍先为乐倡，鼍乃偃寝，以其尾鼓腹，其音英英。”后人认为所谓鼍其实就是巨鳄，它用尾巴敲击自己的肚子，发出好听的音乐。而以鳄鱼皮之坚硬，制成鼓后就算不能“声闻五百里”，想必敲击起来也十分响亮。
渊源探究，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目前最早鼓的实物1980年，考古学家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大墓中，发现了鼍鼓8件，土鼓6件，其距今已有4300—4500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规格上来说极其罕见。
陶寺鼍鼓的鼓腔呈竖立的筒状，用天然的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后制成，外部施以彩绘图案。鼓皮虽已腐朽，但鼓腔内还常有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或数十枚。表明这种木鼓是用鳄鱼皮蒙的“灵鼍之鼓”。
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有“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的描述。所谓“灵鼍之鼓”也即用鼍皮蒙的鼓。后来，周人还沿用这种鼍鼓奏乐。周诗中有“鼍鼓逢逢，曚瞍奏公”的记载。由此可见，从陶寺王国到商周时期，鼍鼓始终是王室、诸侯、方国首领专用的重要礼器。
土鼓是泥质陶器，形似长颈葫芦，上为筒状高颈，下部圆鼓腹，腹底中尖，凸出一孔与上口连通。鼓腹的周围一圈有三个小孔，颈腹之间置有双耳，可供人提抬。通过比较研究，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见于《礼记·礼运》和《礼记·明位堂》中“土鼓、蒉桴、苇窿、伊耆（qí）氏之乐也。”
记载，起源甚早、史前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土鼓”。这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鼓的实物。同土鼓相伴出土的还有石磬。石磬由青灰色石灰岩打造而成，长80～90厘米。倨句形，上端两面对钻一个穿绳的孔，这种石磬，当是悬挂在磬架子上的特磬。石磬作为中国古代的礼乐重器，是华夏文明中最具特色的表征符号之一。由于目前还没有发掘资料显示发现过更早的石磬，陶寺出土的这些石磬，应可以被认为是石磬的早期形态了。
透过土鼓、鼍鼓、石磬这三样远古的“乐器”，我们依稀可见当时威风庄严的表演气氛。这说明在陶寺王国时期，鼓已经成为人们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重要乐器。
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苏秉琦先生曾拟过一首《晋文化颂》，其中有一句“汾河湾旁磬和鼓”，即是陶寺的发现。他指出：“‘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由此，襄汾陶寺，成为鼓乐文化的源头。
由于鼓声洪亮而致远，当时的人们认为鼓神力非凡，其声音就像雷声一样可以引来雨水，滋润农作物生长，可以破坚冰，驱严寒，使大地回春，催万物生长。所以，《易经·系辞上》中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之说，鼓亦成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被广泛应用于祭祀、庆典、婚嫁、战争等重大活动之中，尤其是每逢年节和重大祭祀活动，都要“鼓之舞之”，上祭祖先神灵，下娱平民百姓。
时空梳理，襄汾鼓乐串起一部历史从陶寺遗址的帝尧时代到21世纪的今天，时光走过了4000多年，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流行在襄汾的鼓乐，在诸多节点上，依然可以串联起一部鼓的历史。夏代，陶寺鼍鼓“以鼓明礼、以鼓通神”的功能得到延续。
《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之鼓足”，虽未明确指向襄汾地区，但结合襄汾在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推测当地鼓乐在形制与功能上，与夏代整体礼乐体系保持一致，鼓身制作可能延续了陶寺鼍鼓的木质桶形结构，同时在纹饰装饰上融入夏代特有的图腾符号，强化礼仪象征意义。襄汾作为夏代重要的聚落分布区，当地部落或方国在军事活动中，可能借鉴了“擂鼓进军、鸣金收兵”的模式，为后世春秋时期跑鼓车从战车、战鼓演变而来埋下伏笔。
2003 年10月，山西省襄汾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距张槐村 0.5 公里处检查文物保护情况时，于遗址内一座灰坑（H1）中采集到一件大型石磬，年代为夏代。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石磬与鼓常常共同出现在各类祭祀、庆典等重要场合。
在远古时期的音乐体系里，鼓以其雄浑厚重的音色，奠定节奏的基础，营造出磅礴大气的氛围；石磬则凭借清脆、悠扬的音质，为音乐增添灵动、悦耳的色彩，二者相互配合，刚柔并济，共同构建起和谐美妙的音乐旋律。
周代，春秋时期，晋国上演了“武公伐翼”的战争。相传，襄汾境内被称为“乡村狂奔”的跑鼓车就诞生在这场战争中。2700年前，晋鄂侯（即姬郄，一名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晋国的国君。）逃之“鄂邑”，为御敌追剿，在今襄汾县汾城镇尉村建立了军事堡垒，称“鄂公堡”，安排驻军，演练车战，擂鼓进军之技。鄂侯六年，鄂侯薨世。驻军有的走，有的留，军事器械弃之于此，曾军事排练用的战鼓被当地人改作为戏耍、娱乐之用。后鄂公堡演变为村落——尉村，战鼓就成了襄汾县最早有鼓车的开端。
汉代，群雄争霸的三国时期，襄汾的造鼓成了气候。《襄陵县志》载，“北许世以造响铜乐器为业，庄人多明七音者”。据考证，公元210年前后，即东汉后期，该村即有铜器制造。一程姓灶具匠以制造铜灶具为业，当时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两军交战，必有锣鼓助阵，擂鼓励气，鸣锣收兵，程氏便改镟为锣，改锅盖为钹和铙，经他制造的锣鼓精制美观，声音悦耳。消息传至曹营，曹操不惜花费重金，在庄东建起堡寨和寺院，封大将许褚为侯，驻守堡寨，制造铜器，并操武练兵。许褚死后，后人为纪念他，改八家庄为北许村，从此北许锣鼓名扬华夏。此后，北许锣鼓制造技艺按照父传子、师传徒两条继承脉络，一直传承至今，已有300多代。
唐代，被称为“北方傩戏”的襄汾花腔鼓产生。唐杜佑《通典》载：“拍板，长阔如手，重十余枚，以韦连之，击以代拍”。《旧唐书·音乐二》载：“板，长阔如手，厚寸馀，以韦连之，击以代拍”宋陈《乐书》还曰：“拍板，长阔如手掌，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韦编之。……唐人或用之为乐句”的记载可以见证。
据传说，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阳寿已尽，阴府判官因感于太宗为国为民之情，不忍世因主而乱，所以私自改了生死簿，为其增加了寿数而触犯天条，依律当诛，但玉皇感其为民之初衷，从轻发落，给予游乡示众。有一名叫花庆的鼓师，为判官之举所动，回家后苦思冥想，七天水米未进，到第七日子时幡然醒悟，于是操鼓而击，为后人留下这铿锵激昂、节奏明快、独树一帜的精美鼓乐，后世为纪念他起名“花庆鼓”也称“花腔鼓”。这一时期，鼓乐艺术在襄汾一带盛行。
目前流行的锣鼓的许多曲牌都是从唐代历史人物、传统故事中而得名，如《秦王点兵》《四马投唐》《天下归唐》《唐王大得胜》等。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曾赋诗《南出雀鼠谷答张说》，诗中写道“背陕关山险，横汾鼓吹频”。由此可见，鼓乐艺术在襄汾的繁盛。
宋代，襄陵民间斗锣鼓起源。由当地民间艺人根据“花鼓”乐改编创新而成。以乐器简单、演出方便，曲牌短小精悍、鼓点紧凑、节奏明快而深受百姓喜爱。以致传承数百年不衰。襄汾的鼓文化历史，还在金代墓葬出土的砖雕中得以生动呈现。
1965 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与襄汾县文化馆对襄汾县荆村沟的金代墓葬进行清理发掘，这座砖砌单室墓里，出土了一组模制的散乐砖雕，共7位男像呈立姿，其中便有引人注目的“鼓舞”者形象。在这组砖雕里，大鼓手形象尤为突出。其头戴花幞头，圆形大鼓置于鼓架上，他双手持槌，一手扬起，一手奋力敲击，双腿微微下屈，仿佛正蓄积全身力量，欲击出更为响亮的鼓音。
人物浮雕清晰，形神兼备，从这一砖雕便能感受到，在当时的演奏场景中，大鼓具有统领其他乐器的重要作用，其激昂的鼓点或许正是整个表演的节奏核心，带动着音乐的行进与情绪的渲染。与大鼓手呼应的，是腰鼓手。其中一位腰鼓手头戴花幞头，腰跨腰鼓，肩系帛带，左手稳稳扶住一侧鼓面，右手则有节奏地击打另一侧鼓面；另一位腰鼓手同样头戴花幞头，腰跨腰鼓，肩系帛带，右手执桴上扬，正欲重重击鼓，左手抚于另一侧鼓面，神情专注，仿佛沉浸在鼓乐的韵律之中。腰鼓的加入，让整个鼓乐节奏更加丰富多变，与大鼓的厚重沉稳相互配合，一轻一重，一快一慢，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氛围。
而在鼓乐声中，还有一位 “鼓舞” 者翩翩起舞。舞者头戴花幞头，上身着紧身衣，下身着裙，腰系革带，革带上还悬着鸾铃。其挥动双臂，身姿灵动，随着鼓乐的节奏旋转、跳跃，鸾铃也随之发出清脆声响，与激昂的鼓点、悠扬的笛音、清脆的拍板声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金代乐舞图。这一“鼓舞”形象，不仅展现了当时民间乐舞的风采，更反映出鼓在金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广泛存在，它不只是祭祀、军事中的重要器具，已然融入普通民众的娱乐、艺术表演之中。
1991年3月，襄汾县贾罕村村东出土的一座金代砖雕墓，同样为我们研究襄汾鼓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墓门西上方的奏乐砖雕中，有一位头戴簪花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的人物，双手执鼓锤，右手高举，左手低垂，正作敲击架鼓状。其身姿微微侧转，面向鼓面，仿佛正全神贯注地将力量倾注于每一次敲击之中，生动地再现了金代鼓乐演奏时的场景。
这些金墓中出土的“鼓舞”砖雕，为研究宋金时期襄汾的鼓文化提供了直观且珍贵的实物资料。从砖雕人物的服饰、动作、所持乐器，我们能窥探到当时鼓乐演奏的形式与风格，以及鼓在各类乐舞表演中的关键地位。表明在金代，鼓乐不仅在民间娱乐活动中蓬勃发展，还成为人们寄托情感、展现生活的重要艺术表达形式。
明代，襄汾县令伯村、夏梁村转身鼓产生。转身鼓是在迎神祭祀活动中专为神表演的，是隆重仪式和庞大仪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一直为令伯、夏梁两村特有。
清代，以邓庄鄢里和南贾东张、荀董村为代表，阴阳鼓形成。改革开放后，襄汾县威风锣鼓队曾与其他县区队一起被选拔到北京，参加了国庆40周年庆典活动和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表演。锣鼓争锋，铙钹竞鸣。
2023年7月11日，在山西省群众文化活动——锣鼓大赛中，襄汾万都村镇银行威风锣鼓队演奏的《尉迟战鼓》获得一等奖。
2024年7月13日，在临汾锣鼓直播PK大赛中，襄汾万都村镇银行威风锣鼓队重新演绎了曾于1990年登上亚运会开幕式舞台的《亚运雄风》。百人队伍的鼓点铿锵有力，节奏变换利落，再现威风锣鼓“高光时刻”在决赛中夺得“金鼓王”称号。
特色独具，鼓乐文化的诸多信息活态保存襄汾的鼓乐文化不是孤立、散落、单一的珍珠，而是一条闪闪发光、璀璨无比的项链。千年的发展，横向看，襄汾鼓乐包含了鼓乐器制作、表演、创新、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项内容，纵向看，几千年的发展，鼓乐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到充足的养料，它的鼓乐演奏千姿百态、独具特色。
跑鼓车，鼓与车结合。500公斤重的车载着直径1.8米的鼓，三个壮汉驾车辕，二三十名青壮年分列两边拉梢绳，拖着鼓车风驰电掣而过。跑鼓车跑出的是速度，跑出的是精神，跑出的是一种彪悍、野性、恢宏的气势和尚武崇文拉鼓车的文化底蕴。
每年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中旬，襄汾县尉村都要举办鼓车节，节日里，车与鼓完美结合，鼓乐与体育竞技同时亮相。引起了国内外多少媒体的关注和县内外多少群众的趋之若鹜。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身鼓，以转身击鼓动作为主而得名，是独具一格的干鼓表演。即不用锣、镲等任何铜器伴奏。四面扁鼓分别置于架上，8名鼓手每二人同击一面鼓，用敲、打、撩、挑、擦、碰、磕等方法，用击鼓心、鼓边、鼓帮等手法，奏出变化多端的声响，并在击鼓的同时，做出灵巧的踏步、悠步、掏腿、迈鼓、转身、换位、转圈等高难度击鼓动作，能打出“通几查”、“查通几”、“凤凰双展翅”、“狮子滚绣球“等多套精彩鼓点。击鼓舞蹈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击鼓起舞，转身绕槌，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多变的鼓乐，轻盈的舞姿使人叹为观止、倍感愉悦。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腔鼓，俗称“阴鼓”。表演者和伴奏者均戴“阴曹鬼怪”的面具，使用扁鼓、梆子、小锣、夹板四种乐器，无锣和铙。“五鬼闹派”和“众鬼闹判”反映了山西傩文化的一个侧面，惩恶扬善，寓教于人。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锣鼓制造，自20世纪80年代，北许先后办起了9个锣鼓厂，8个锣鼓表演配套的服装工艺厂。鼓的型号，其直径从大到2.5米的天下第一鼓到小到直径15厘米的童鼓，共有20多个不同规格和种类。如今，北许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夏鼓乐第一村”。
北许锣鼓制作技艺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独具特色、不断发扬光大的鼓乐艺术，使诸多历史信息得以活态保存。
跑鼓车，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们依稀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场景；花腔鼓，列入山西省非遗普查十大发现，打破“北方无傩”的传统认识；阴阳鼓，一大一小，代表了一阴一阳，将道家的思想赋予在了鼓的形制与演奏中。还有那遍布城乡的威风锣鼓、花鼓、腰鼓，从三岁孩童到耄耋老人都能“击鼓而舞”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是当地民众娱乐、竞技、祈福的重要方式，更是地域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
鼓，由襄汾而起源；鼓，在这块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上发展变迁而千姿百态；鼓，在这方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发扬光大而生生不息。它是这里的人们血液里演绎出的爱，肺腑中呵护起的自豪。贴近它，一座中国鼓乐历史的活态博物馆就会走进你的心里。
来源：旅游小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