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判后评：让事实与正义在公道中握手

摘要：“评判”二字，拆开来看，是“判”与“评”——先判后评，判的是事实，评的是价值。倘若事实尚未厘清，价值便如无根之萍；倘若价值尺度扭曲，事实再真，也终被钉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历史评判如此，对人对事亦如此。若想不流于情绪、不堕于偏私，至少要守三道底线：尊重全部事实

“评判”二字，拆开来看，是“判”与“评”——先判后评，判的是事实，评的是价值。倘若事实尚未厘清，价值便如无根之萍；倘若价值尺度扭曲，事实再真，也终被钉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历史评判如此，对人对事亦如此。若想不流于情绪、不堕于偏私，至少要守三道底线：尊重全部事实、持守基本正义、说话公道。三者看似平常，却是防止人滑向“立场先行”“党同伐异”的护栏。以下试作申说，愿与读者共勉。

一、尊重全部事实：让“证据链”而不是“情绪链”说话

人们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被打扮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残缺的“史料”。真正的历史评判，第一步便是拼合碎片、复原“证据链”。

1. 用“总体—过程”视角打捞沉默的多数。列宁早就警告，胡乱抽取个别事实再加以情绪化解读，是最省力也最具欺骗性的方法。年鉴学派提醒研究者把“瞬时性事件”与“长时段结构”并置：前者是新闻标题，后者才是河床暗流。若只盯着标题，就会将一次战役的胜负归因为某位将领的“神勇”或“昏聩”，而忽略财政—后勤—地理—气候的复合结构。

2. 让“反证”获得同等发言权。研究南京大屠杀，核心事实不是“30万”是否精确到个位，而是“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一质性事实已被战犯审判档案、影像、外籍人士日记交叉证实。人数之争属于量的补充，不能也不应撼动质的定性。若有人以“数字考据”为名，行“事件否定”之实，便是在“反证”面前闭耳塞听。

3. 警惕“现代优越感”造成的时间倒错。吕布被讽为“三姓家奴”，若脱离汉末门生故吏、部曲私兵的政治网络，仅以现代“忠诚”概念苛责，便是把古人硬拽到当代法庭。同理，用21世纪的环境标准去宣判第一次工业革命“罪恶滔天”，也是一种时间倒错——评价须以历史条件为参照系，而非以今日尺度为终审庭。

二、持守基本正义：让“进步—人道”成为价值坐标

事实拼图完成后，仍需回答：评判者站在什么立场？唯物史观给出的底线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解放、人民生存状况改善与人类尊严维护。

1. 以“最大多数人的最长远利益”为衡器。秦长城与三角贸易都是“历史进步与道德血泪并存”的案例：长城奠定了农耕文明抵御游牧劫掠的屏障，却伴以“孟姜女”式的徭役悲剧；三角贸易为欧洲原始积累提供资本，却把非洲拖入长达四百年的人口与内战深渊。面对矛盾，评判者既要承认其在“历史尺度”上的结构性作用，也要在“道德尺度”上为被践踏的个体哀悼，并警示后世：任何以“历史必然”为名的非人道代价，都必须被尽可能压缩。

2. 拒绝“成王败寇”的丛林史观。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之所以出现“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两极，恰是“胜者光环/败者诅咒”情绪的延伸。若以“历史作用”作为唯一尺度，易把政治权力竞争简化为“谁赢谁有理”；若辅以“人道尺度”，则必须追问：战争与革命是否给普通人带来可感知的尊严与安全？经济跳跃是否以大规模非自愿牺牲为代价？如此才能避免用结果倒推手段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