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是我们逃亡以来过得比较平静的一年，没人欺负没发生意外。转眼1978年春节到了，我们还破例看了两场电影，因为当时电影市场已经开始松动了，比较好的进口片也可以上映了，我还给全家人买了新衣服，春节的时候，大家走访拜年宴请不断，真正达到了苦中作乐。
1977年是我们逃亡以来过得比较平静的一年，没人欺负没发生意外。转眼1978年春节到了，我们还破例看了两场电影，因为当时电影市场已经开始松动了，比较好的进口片也可以上映了，我还给全家人买了新衣服，春节的时候，大家走访拜年宴请不断，真正达到了苦中作乐。
转眼到了3月份，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头做小蜡鱼，炉子上放着一盆蜡，时间在下午两点左右，王全桂像发了疯似的从外边跑进来，吓得我一哆嗦，把蜡盆也弄翻了，好悬没着了火，我忙问她："又出了啥事了？"只见她又紧张又兴奋地对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要落实政策了。"当时对这个词我很陌生，我又问她："什么叫落实政策，你是听谁说的？"她说："今天我到长祥叔家里去了，正好遇上鞍山来了俩人，这两个人我没见过，但肯定是鞍山曲艺团的，他俩说现在党要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很多人都回去落实了，就是没有单田芳的消息，我们到这儿来打听打听，单田芳你们认识不认识，见过面没有？因为你们都是说书的，想必能有所耳闻吧。"王全桂又兴奋地对我说："我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单田芳的爱人叫王全桂。"那两个人说："哎呀妈呀，可把你们找着了，我们就是鞍山市文化局临时抽调的干部，专管落实政策的。"
我听到这儿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恐怕是鞍山下的套，我埋怨王全桂说："你太冲动了，你又不认识那两个人，干什么向他们说实话，一旦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跑到长春来套实情，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王全桂一听就急了："你这个人太多疑了，长祥叔、玉兰婶都可以作证，我又不是小孩子怎么会上当，不信你去问问？"此刻我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先到街上买了一张报纸，然后又带着全桂去了长祥叔家里，我不亲耳听到是不放心的。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长祥叔、玉兰婶。他们夫妻都是说书的老艺人，一直在长春曲艺团工作，和我家是多年的朋友，但只是同行，没有什么深切的交往。老夫妻已经退休了，但人缘很好，尤其对我们伸出同情之手，知道我们落了难，长祥叔在四马路遇上全桂卖水泡花，就把她请到家里，又给做饭又给泡茶，玉兰婶听到我家的遭遇还掉下了同情的眼泪，哭着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这是招着谁惹着谁了？"老夫妻还告诉全桂一旦有了困难就找他们。通过那次见面，全桂和我经常到长祥叔家里去，每次人家都是盛情款待，要知道我们那会儿是什么身份？人不人鬼不鬼，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有人敢款待我们或者接近我们，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还是那句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人家纯属是雪中送炭，而不是讨好上级、阿谀奉承的人，换句话说也是我们的恩人，在那个时候很多熟人见着我们就躲了，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生怕受到株连，相比之下，长祥叔和玉兰婶够得上人上人。
他家住在新市场内，我和全桂很快就赶到了，见面之后，我问起了鞍山来两个人的事，长祥叔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孩子，这回该你们转运了，现在党提出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你就是冤案，还不赶紧回鞍山去平反？"我详细地了解了情况，长祥叔说的跟王全桂没有啥两样，我听后这才放了心，我想要见鞍山那两个人一面，长祥叔说人家有事走了，那时我的心里像敞开了两扇大门，头顶上的压力几乎消失了，腰板似乎也直起来了，我跟全桂转身回到家里，告诉慧莉和老铁你们把手边的活全放下，咱家开个会，于是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我把落实政策的情况说了一遍，我说："咱们自从离开杜大，在外面流亡了四年多，所受的苦难，一言难尽，这下可盼到有希望了，我打算和你妈回鞍山去落实政策，为了以防万一，把你们俩留在长春，看着这个家，愿意干活你们就干活，不愿意干活就听个信，咱们也要留个退身步，万一落实不了政策，或者发生什么意外，你们也有个安身之地。"
那时慧莉已经跟刘长生结婚了，根本没有举行婚礼，就是草草了事。姑爷刘长生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无依无靠，对我们的话言听计从，把女儿交给他我放心。孩子们听了之后，又惊又喜，那会儿的人都有神经质，对什么事情都是假字当头，不相信这是真的，老铁说："爸，你万一回去出了事怎么办？"我说："我在外边的罪已经遭够了，再不想继续流亡下去了，此次回鞍山我也豁出去了，能给我平反是最好，平不了反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你们自己保重好了。"老铁说："爸，这是好事，但要慎重，你还是考虑两天再决定。"
于是我买了许多报纸，所有的报纸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标题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叫各级政府认真处理。我几乎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想，后来我断定这肯定是真的，这才下了决心。
我和王全桂两天后就踏上通往鞍山的列车，在车上我浮想联翩。自从1970年2月2日我们一家被遣送到杜大大队饱经磨难和痛苦，度过了四个年头，1974年4月25日又开始了流亡生涯，在外头东躲西藏，历经磨难，又度过了四年多，多难熬的岁月啊，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简直想都不敢想。这次回鞍山，我一定要挺起腰杆把我一肚子话说出来，如果落实政策是真的，他们没理由不给我平反昭雪。假如是假的，我中了圈套，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在外头流亡这种生活，反不如进监狱踏实。王全桂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们俩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于晚上十一点多钟到达鞍山，投宿成了问题，我们在火车站广场徘徊了好半天，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落脚地，因为我们不能住旅馆，一没有介绍信，二没有证件，旅馆也不会接纳我们，最好找个熟人，找谁呢？思来想去，后来想到还是到老团长张树岭家里。去试试吧，毕竟我们是同事，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被打成封建堡垒头子，这也算病相怜吧。
就这样我们厚着脸皮到了张树岭家，给我们开门的正是我那个小兄弟张全友，张全友一看是我和全桂，惊叫了一声："田芳哥，嫂子，是你们？"我点了点头说："全友啊，我们是回来落实政策的，因为这趟车到站的时间太晚了，没法找住处，想在你这儿将就一晚，你同意吗？"全友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快进来，进来。"他很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我问全友："有没有落实政策这件事？"全友说："现在报纸上没有别的，全是落实政策、拨乱反正，但是好像咱们鞍山反应不大，听说也有落实的，也有没落实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听罢之后心里多少有点失望，当晚无话。
到了第二天，我跟全桂商量，咱们还得找个长期住的地方，落实政策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于是我们又找到了市场的陈二哥，陈二哥也是个热心人，过去跟我们处得不错，虽然他家也不富裕，但为人仗义慷慨，我们见面之后，三言两语便把这个事定下来，有了住处我们的心踏实多了，谈到落实政策的事，陈二哥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田芳，你要多个心眼，鞍山这个地方坏蛋太多，即便落实也不是简单的事。"我说："反正我这次回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也豁出去了。"陈二哥很支持我，他说："你们住到我家，吃好的没有，填饱肚子还是不成问题的。"全桂和二嫂住在里屋，我和二哥住在外屋，因为他孩子多，我就住在大躺柜上，好在4月份的天气已经渐渐回暖。
我躺到柜上说什么也睡不着，说是落实政策，但也不那么简单，从哪里人手呢？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我是曲艺团的人，我还得找曲艺团，团没了人还在，起码我也要找到打我的那位亲师弟，后来实在困极了，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大决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是一项极其英明的、伟大的、明智的举措。然而，在地方上贯彻执行方面却是阻力重重。我真是个倒霉蛋，什么不顺当的事都能临到我头上，本来抱着很高的期望回到了鞍山，却没想到接下来却是屡撞南墙，坎坷而不平，我原以为中央最高决定是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结果在地方上却真有阳奉阴违，他们找出各种借口，不认真执行。
拿我来说吧，在我回到鞍山的第三天，我找到了鞍山曲艺团，结果老团早已不复存在了，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曲艺团余下的人划归到鞍山市歌舞团一个曲艺队了。于是我振作精神鼓足勇气，找到了市歌舞团。歌舞团就在烈士山下，原地没动，我跟门卫一打听，知道办公室在二楼。我上了二楼，楼道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从一个房间中传出讲话的声音，我寻声走过去一看，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边坐着不少人，有一个人站在前面讲话，讲什么我没听清楚，但讲话这个人我太熟悉不过了，正是打我的那位师弟，造反派的那位连长。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从里边走出一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原来是小将队的刘玉斌，当初我俩关系也不错，刘玉斌没认出我来，他问我："你找谁？"我一笑："玉斌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单田芳。"刘玉斌恍然大悟，这才认出我来："哎呀，原来是田芳啊。"从这句话可见我跟当年已经大不相同了，人又土又老，不仅没牙，而且嗓音嘶哑，难怪刘玉斌没认出我来。刘玉斌一听是我，兴奋地对屋里开会的人说："田芳回来了。"
屋里的会议停止了，人们拥到楼道上，把我围住，打我的那位师弟也出来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半我认识，有一半很陌生。那位师弟说："啊，原来是田芳啊，你啥时候回来的？"我说："就这两天。"他说："你是不是落实政策啊？"我说："是。"他说："落实政策的事，你应该去找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们这儿没这个权力。"接着众人七嘴八舌地问我："住在哪了？全桂在哪儿？听说你从农村跑了？有这么回事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我一概没有回答，只是说了句："唉！一言难尽啊，等有了时间再唠吧！"接着我又说："别影响你们开会，我这就去文化局。"说着，我离开歌舞团，直奔文化局。
原来的文化局搬家了，我费了好半天劲，才找到新局址，他们在三楼办公，我推开文化局的门一看，楼道里也是空空的，每个门外边都有标牌，我推开一间房门，屋里坐着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我问道："这是不是文化局？"有一人回答："是啊，你找哪个部门？"我说："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哪屋？"他往大门口一指说："就是门旁边那间。"我这才发现，一进文化局的大门旁，有一间很不显眼的房子，没有木牌标志，只是门的窗户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几个字，要不注意很难发现，就好像一个人捉迷藏一样躲到难以发现的地方。我一看，心里就凉了一大截，这与报纸上登的轰轰烈烈那种平反的气势大相径庭。
我又轻轻地敲敲门，听见有人说："请进。"我这才推开门，进了屋，这间房子不大，放了三个办公桌，挨着门有一张比较大的办公桌，一看就知道是负责人坐的地方，那位负责人长得又高又胖，一张大圆脸，有点儿络腮胡子，我一看也是位老熟人，他就是原话剧团的团长王 xx ，我一看遇上熟人了挺高兴，赶忙说："这不是王团长嘛。"
他把笔放下看了我一眼，面沉似水，毫无表情，连半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头一句他就问我："你来干什么？"我听了这句话非常刺耳，我说："我来落实政策。"他用鼻子哼了一声："你来落实政策？你有什么可落实的？"
我一听这话，实在是接受不了了，顿时是火冒三丈，我心里早已做好了跟他们博弈的准备，于是反击道："老王，我怎么就不能落实政策？你给我说清楚了，哪个文件规定的，谁都可以落实政策，唯独没有单田芳的份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他一听我这话不对劲，毫不示弱地说："落实政策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得分什么人、什么事才有落实政策的可能。"我又问他："难道我就没这可能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你坐到这儿管什么？你不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吗？难道我找你找错了吗？"他往椅子上一靠说："我没工夫答理你。"
我听罢火更大了，我说："你要不是这儿的负责人，我还不爱答理你呢，你觉得你了不起，我还真就没把你当盘菜。"老王听到这话，把钢笔一摔，转身走了，我们俩唇枪舌剑没有十句话，我心里又气又痛快，气的是遇上了这么个对头冤家，痛快的是十年了，我从来没敢这样跟领导说过话，总是低声下气，跟奴隶没啥两样，这回有党中央给做主我还怕谁？所以刚才放了几个响炮，我心里痛快极了。
这时办公室有个姓张的小伙儿还是不错的，他跟我说："老单，你消消气，因为最近落实政策的人比较多，老王的压力也很大，有点儿脾气暴躁，请你谅解。"说着他递给我一张表格说："你把这个填好了，凡是要求落实政策的人都得填这个，再留下通信地点以便联系。"三笔两笔我就把表填完了。
小张从外边把王团长又找回来了，王团长余怒未消，气哼哼地对我说："你把表填好了就放到这儿，回去听信儿吧。"我问他："得多长时间？"他说："这可不一定，能不能落实政策这得由上边做决定，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鞍山扎营了。"他冷笑一声说："那是你的事，我就管不着了，你把材料写好交给我就行了。"
我气哼哼离开文化局，回到老陈家见到了全桂，全桂赶忙问我："怎么样，都看见谁了？"我说："出师不利，弄了一肚子气。"接着把经过讲了一遍，我冷静了一会儿又说："跟咱预料的差不多，看样子一时半时解决不了问题，就得有打持久战的准备。"王全桂又问我："打你那个师弟你见到没有，我看关键的人物就是他。"我说："见到了，假情假意的，也没说几句话。"王全桂说："你也别发火，打口水仗解决不了问题，看来啊，还得讲究点儿策略，这个事你就甭管了，你写材料，我去处理别的事。"
于是我买来纸笔，在老陈家痛定思痛，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材料。过去我写过数次申诉材料，但有些话不敢说，现在不同了，该说的话我应该写在纸上。我利用三天时间终于把这份材料写好了，又跑到文化局交给了王团长。我俩这次见面只是点点头没说话，我把材料放到桌上转身就走了。这三天当中，王全桂可没闲着，整天早出晚归，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到打我那个师弟家里去了，也见到了打我的那位师弟，全桂说："他的态度还挺好，他说一切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让我不必着急，该他办的事他一定办。"还留全桂吃了晚饭。
为了促成此事早点解决，王全桂开始走动人情，也不知她从谁嘴里打听到的，打我的那位师弟的大哥就住在陈家附近，王全桂买了不少礼物，带着我亲自去拜会他们，师弟的大哥两口子都不错，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王全桂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了我家的遭遇，恳请这位大哥让他兄弟帮着早点解决，他大哥满口应承说："你们放心吧，明天我就把他找到家里来，好好跟他说一说。"我们表示了谢意后，就离开了他家，这位李大哥倒是个讲信用的人，后来听说他真把那位师弟找到家了，怎么说的我不知道，那位师弟也比较言而有信，可能也看到国家的政策是不可改变的了，不落实政策也不行了，他自己干了哪些事他最清楚，能减少几个对立面对他也没什么坏处，他果真也去文化局跑了几趟。
但是道路依然是非常坎坷的，一晃我和全桂回到鞍山十来天了，有关落实政策的事毫无消息，我们简直是度日如年。当初根本不敢奢望落实政策，希望渺茫，虽然着急，也无可奈何，现在看到了曙光，难免火上加火。干什么都得讲策略，我也没有闲着，我抓紧机会把那些挨过整的人和需要落实政策的人找到了一起，包括马凌云、冯世福等，大家开会商量怎么办。这些人都抱怨说没有一个落实政策的，什么结果也没得到，因此大家跟我一样，也是万分着急，最后我们十多个人找到了市委宣传部，要求见部长，宣传部的同志问明来意之后，派了个处长接待了我们，我们纷纷提出申诉的理由，那处长安慰我们说："落实政策是个大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落实的，也要分清真伪，因此你们都回去耐心地等待。"我们说："等不及了。"那处长再也不理我们转身走了。
这简直是逼上梁山哪，怎么办？大家商定还得用大字报的形式申诉我们的苦衷，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大字报，终于又出现了，从市委宣传部，贴到文化局，几经反复，宣传部终于表示向市里打报告，尽快给我们解决，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依然是音空信渺。
我们没有办法，再次找到市委，要求见见市里的负责人，后来市里答应，你们先回去，这件事一定抓紧处理，我们只好又回来了。
我和全桂从回鞍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手边带的那点钱早已花了个精光，我没有办法了，只好找到文化局，见到了当时的文化局高局长。高局长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知道我遇上了困难，他说："这样吧，念你是文艺界的老人儿了，暂时借给你一千五百块钱，但说明白了，如果落实了政策，这笔钱你还是要还回来的，如果落实不了政策这钱就等于救济你了。"1978年的一千五百块钱可是钱哪，当时最大的面值是十元钱，一千五百元就是一百五十张，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钱揣到兜里，回到住处，见着王全桂我就说："你猜我给你带回什么好东西了？"王全桂焦急地说："快说吧，神神秘秘的干什么？"我把钱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她顿时惊呆了，说："你哪来的这些钱？"我说："这是文化局的高局长借给我的，他知道咱家困难，这笔钱作为救济金帮咱们渡过难关的，不过将来有钱了还得还给人家。"王全桂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这可是一笔救命钱哪！
我们用这笔钱先租了一间半房子，暂时住了进去，因为落实政策还没有结果，还得打持久战，这笔钱还得省吃俭用。晚上我睡不着，仔细分析了这件事，假如文化局对我落实政策一点信心都没有，是不会借给我这笔钱的，高局长如此大方说明我落实政策是大有希望的，于是我又看到了一缕曙光。
我们找到了原来文化局斗批改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向他讨个说法，他的回答是："当时军宣队说了算，决定权在军队手里，我们只不过是个帮手，你们要落实政策找军宣队去吧。"这简直是荒唐至极，那时军宣队早就被解散了，他们是从什么部队抽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回到哪儿去了我们更不知道，这么大的中国，到哪里去找，这不分明是给我们出难题吗？也是变相地不想给我们落实政策吗？我们一气之下找到了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向他们提交了申诉材料，市落实办的人倒是很负责任，他们知道鞍山文化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所以他们高度重视，后来派出了一个调查组，专门处理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这个小组一共有五个人，由一个姓钱的队长率领，他们办事很认真，找了我们每一个人进行个别谈话，对我们的申诉材料做了认真的核实，什么面对面的、背靠背的，逐条落实。其中我要感谢一个人，她就是原曲艺团的家属，曾经担任过斗批改领导小组档案组的副组长，这里我就管她称作小师妹吧。她向市委落实办调查组反映了真实情况，她说的话很有分量，因为她是管专案的，对每个受迫害的都了如指掌，她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真实情况，使落实政策加快了速度。
转眼冬天要到了，我们从三月末回到鞍山，现在已经过了十月一，落实办的人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说："老单，你们的问题基本弄清了，就等着我们上报市委下文件了，你可以放心了。"我一听差点跳起来，一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要落地了，可能因为着急上火的缘故，本来我就嘶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右耳朵也聋得不行。
正在这时，长春方面传来消息，我女儿要临产了，让我们赶紧回去，这边还没有确定消息，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回长春去看看。回到长春后，我把回鞍山的情况对子女说了一遍，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不久我的外孙降生了，取名叫刘洋。就在外孙降生第十天的时候，全桂从鞍山给我发来电报，叫我赶紧回鞍山参加平反大会，我双手颤抖，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连夜我就返回了鞍山。
1978年11月16号，我参加了平反昭雪大会，面对诸多的老熟人、老同事和各级领导，我接过平反书，上面的大意是说单田芳属于假案，恢复公职、恢复名誉、回归曲艺团工作，补发十年工资，落款是鞍山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我真是喜极而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放声大哭，十年的政治压力一扫而光，我又变成了自由人，恢复了自由身，我可以直起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又可以重返舞台说书了，我又回到了我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若不是党的三中全会作出英明决定，我单田芳和许多许多的人哪有今日！
当时革命委员会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文化系统的各个剧团也纷纷恢复了。曲艺团也正式恢复了，政府派了一位苏书记，主管曲艺团的一切大事，苏书记是老党员老干部，办事极认真，也很重视人才，他把我找到办公室对我说："田芳啊，你是曲艺团的老人，这回回来了，应该为曲艺团多多出力啊。"他还说："过去书曲队搞得很棒，现在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过去有七八个茶社，现在一处也没有了，支部把这件任务就交给你了，任命你为书曲队的队长，专门负责恢复茶社召集演员。"
我听罢高兴极了，痛快地接受了任务，这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我要用实际行动迎接我的新生。在此期间我还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在鞍山要安个家，租房子不是长久之计，我托人花了八百五十元在贫民区买了一所小院子，两间正房，两间下屋，独门独院，虽然环境差一些，但也闹中取静，我已心满意足了，就好像从地狱迈进了天堂。屋里的家具都是我儿子领着两个小徒弟打造的，也是从长春运过来的。
二是我忙里抽闲，回杜大去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次重返杜大对我的感触特别深，回想起在杜大那四年的岁月，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1974年4月25日，我冒雨离开这个地方，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抓回来的危险，在外边流亡了四年多，我曾在桥头上发下誓言，要回来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人家抓回来，像周士一样，批斗或判刑，要么就是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光明正大地回来，结果真的应了我第二条的预测。
当我再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村里那些朋友，包括整过我的那些人，一看见我都傻了眼，有人惊喜地喊道："老单回来了，老单回来了。"第一个迎接我的，是我在农村的好朋友叫刘凤江，他把我让到屋去，嘘寒问暖。时间不大，屋里窗外包括院里挤满了人，他们就像看新奇动物一样盯着我，当我说到我这次回来是办户口和粮食关系的，我已经被彻底平反昭雪了，不知是谁还带头鼓起掌来。
后来我听说，整我的那个安大舌头听说我回来了，怕我报复，早已躲得无影无踪，还有整过我的那几个干部，躲躲藏藏不敢露面，就是那黑老包脸皮厚些，还特地到刘凤江家里看了我。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又到孟家房岗看了看我曾经住过的两间房子，那位替我们通风报信的孙正平就住在这里。我进屋看了看，当初我和慧莉糊的窗户纸和报纸还在，我们使用过的东西，有一部分也还在，看着那熟悉的环境，我不禁热泪盈眶，如果说当年我憎恨这个地方，这会儿反倒有些恋恋不舍了，我又看了看前后园子，以及我熟悉的街道。当初我沿着这几条街道挨家齐尿，对人低声下气连腰都不敢直起来，现在我变成了这里的客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说大笑了，真是先后两重天啊。大队干部一看，人太多了。还特为我在大队会议室里召开了个欢迎大会。我含着泪讲了话，大家掌声不断。老实说，我对农民朋友怀有特殊感情，因为他们太朴实太可爱了。
书说简短，几天后，该办的事都办完了，我与乡亲们握手告别，我在农村的那些朋友，一直把我送出杜大好远好远，再三对我说："老单啊，祝贺你又重返故乡啊，可别把我们忘了啊，有时间就到乡下来走走，现在农村大变革，跟你在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我也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回到了鞍山。
第三件事就是解决我一双儿女的工作问题，因为他们受我的牵连失学的失学，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现在我落实政策了，按着国家政策，他们也跟我一块回了城，安排在鞍山市曲艺团做临时工作。
有人说，人要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人要走了运，连城墙都挡不住，这话说得一点儿都不假。落实政策后，一顺百顺，两世为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办理茶社的事情，原来茶社的房子都被街道和公社占了，现在我得要回来，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终于把房子要回来了。在铁西先后开了两个茶社，一个是繁荣茶社，一个是百花茶社。文化局给拨了一部分资金，购买了茶壶茶碗和桌椅板凳，经过装修，两座茶社比原先的茶社强多了，同时我又招回十几名老演员，成立了书曲队。遗憾的是有的老演员已经故去了，有的已经失去了说书的能力，好在他们都有后代，新成立的书曲队也有二十多人。因为我着急上火嗓子坏了，耳朵聋了，牙也没有了，需要抓紧治疗。后来动了三次手术，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缺牙的地方也套上了新牙套，经过多次针灸，耳聋也治好了，要不怎么说一顺百顺呢。人在倒霉的时候，怎么也治不好，现在心里这一舒畅，什么都迎刃而解了，这不是运气是什么？不相信这个不行。
1979年5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又重返舞台开讲评书了，十几年没登舞台了，头天晚上我显得有些紧张，激动得睡不着觉。5月1日这天，竟下起了大雨，我心里很别扭，心说这么大的雨，谁还能来听书？真是开门不顺。吃完晚饭之后，有几个朋友打着雨伞穿着雨衣陪我来到迎春茶社，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茶社门前挤着四五十人，我还以为发生什么意外了呢，到跟前一打听，原来是屋里头没有座位了，很多人进不去，都挤在门口。当我跨进茶社大门的时候，不知道哪位书迷喊了一声："单田芳来了。"二百多位书迷把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当时我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登上三尺书台之后，往台下扫了一眼，台下竞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声音颤抖嗓子哽咽，含着眼泪向众人频频致谢，由于我太激动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身上的热血在沸腾，我在想难道这是真的吗？是做梦咋的？可眼前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要用我刚治愈的嗓子报答观众的热情，从这天起，我说起了《隋唐演义》。
十年浩劫结束了，人们渴望娱乐，但当时娱乐场所又不多，茶社成了他们唯一开心的地方，所以业务相当之好，由于听众太多，连台上都坐满了人，茶社不得不限制每人只能买两张票，多了不卖。离我们不远的百花书社也开业了，买卖也是相当之好，曲艺团的苏书记乐得合不拢嘴。因为供不应求，接下来我又与铁东文化馆、太平村文化馆和长甸文化馆的负责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开辟了三家临时书场，那些没有平台的演员也有了平台，业务好自然收入多，新成立的曲艺团小日子蒸蒸日上。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