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巡在睢阳的事迹，史书记载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官方战报里张巡的战绩，如《资治通鉴》曰：“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馀，杀贼卒十二万人。”这不仅让人感慨，睢阳战场和郭子仪等人的正面战场
张巡在睢阳的事迹，史书记载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官方战报里张巡的战绩，如《资治通鉴》曰：“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馀，杀贼卒十二万人。”这不仅让人感慨，睢阳战场和郭子仪等人的正面战场完全是两个平行世界。郭子仪带领包括回纥人在内主力歼灭关中燕军主力的香积寺决战，在唐军的战报中也不过斩首6万。按照一比一的伤亡比，燕军在张巡这里至少付出了20万人伤亡的代价，15万南下的燕军全部被消灭一轮都不够。就算燕军后来能拉起大批壮丁，张巡仍然以不到1万人的民兵，消灭了燕国大部分的兵力。当然，有了令狐潮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官方的战报只能当故事看。燕军围攻睢阳到底有多少部队？这个数字根据史书中几组相应的数其实并不难推断。
尹子奇本部从山东第一次南下时有5000人，时隔两个月后再次南下，其部队数量也不会相差太大，因为河北燕军主力当时都在太原附近，这两个月尹子奇手中很难有额外的部队补充进来。同时，手握重兵的史思明在河北专制一方，安禄山死后已经开始谋划割据，洛阳的“大燕国”朝廷已经无力约束他。因此，在尹子奇南下后，河北方面没有再为他提供过支援。南下睢阳作战的尹子奇部燕军，除了从河北南下的尹子奇本部5000名正规军，还有攻克雍丘的数千民兵，总人数在1万人左右。
正常而言，洛阳方向的安庆绪应该会向尹子奇部提供支援，其人数同样可以估算出来。围攻南阳的燕军，最初安禄山给了2万人。其统帅利用私人关系从燕国朝廷或者兄弟部队借兵，又在占领区募兵扩员，把规模扩充到了4万人。蔡希德部从史思明处获得的初始兵力大约1万，之后和南阳方面类似，通过向非前线兄弟部队借兵、在占领区募兵等方式，扩充到了2万。也就是说，燕军的区域主帅如果能有效利用各种手段，能扩充一倍左右的战斗兵力。这么算下来，睢阳之战爆发时尹子奇有1万余人，经过半年的努力，等他最后一次围城时，大约可以把本部兵力扩充到2万上下，其中至少有5000名河北正规军，可能还有一部分洛阳安庆绪派来的精锐。
所以，睢阳之战大部分时候的状况和雍丘之战类似。至德二载正月二十五，尹子奇率包括5000正规军在内的1万余燕军开始攻击睢阳，当时张巡还在宁陵，两地距离很近，步兵不过半日内便可到达，于是张巡带领所部3000人前往救援，唐军守军达到6800人。尹子奇部兵力优势不明显，在攻城战中也无法发挥单兵优势，双方连续拼杀十六昼夜，尹子奇攻城不下，趁夜退军，丢下一部分车马牛羊被唐军缴获。三月尹子奇再度派兵包围睢阳，仍然被张巡击退，双方继续在这附近僵持。
睢阳城内本有6万石存粮，足够守城唐军吃上一年。但因为虢王李巨分给了濮阳、济阴二郡半数存粮，此时城内的粮食只剩3万石。唐代的粮食一石为75至80市斤，如果唐军将士不把粮食分给城内百姓，以一天一斤的消耗量计算，只要不缺水，6800名唐军依靠这些存粮仍然可以勉强支撑一年。但由于一月和三月的两次围城都在不久后被击退，唐军并没有太大危机感，在初期应该分给百姓不少粮食。七月初尹子奇部扩军到2万人左右之后，燕军卷土重来再次围城时，很快就完成了对睢阳的彻底合围。到八月，睢阳守军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缺粮现象。
南霁云于八月和闰八月两次外出求援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闰八月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时，曾说睢阳“不粒食已弥月”，可见八月开始，城内在叛军长期围困下已经逐步断粮。闰八月十五，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归来时，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又在宁陵借得3000士兵。这支援军只有1000人冲入重围。援军遭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归来时和叛军硬碰硬恶战，抢夺了大批珍贵的牛，为城内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按照记载，这支军队“驱贼牛数百入”。虽然援军损失惨重，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毫无价值。缴获的数百头牛，加上带回来的战马，都是宝贵的肉食。这时的守军本部和援军加起来不过2000人。睢阳城破在十月初九，距离此时的闰八月十五不足两月。以数百头牛为肉食，每天能分得十头左右，一头牛能出肉数百斤。也就是说在极度保守的估计下，唐军战士一天至少能分到一斤牛肉，加上剩余的战马，足够每天饱餐了。考虑从此时到破城守军在持续减员，需要消耗的牛更少。所以，这最后的两个月，牛肉都吃不完的唐军战士，真的有必要大规模有组织地吃人吗？按照《新唐书》的口径，2000唐军在最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吃掉了3万幸存的百姓！以60天计算，每天吃掉500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四个唐军每天就要吃掉一个活人！且唐军还在不停减员，理论上人均吃人的数字还得更大。这个恐怖故事，从常理推断，怎么都不可能是真的。对于这阶段睢阳城内的真实情况，《旧唐书》中所录南霁云在外求助时所说的话，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城中之人，分当饵贼。但睢阳既拔，即及临淮，皮毛相依，理须援助。
唐军口粮危机最严重的反而是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期间，这段时间内，唐军存粮面临枯竭。按照记载，当时唐军“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可谓悲惨至极。但是这阶段唐军还没完全断粮，每天有少量米的配额，勉强果腹维持生存。这一阶段，大规模吃人的现象在睢阳城内普遍存在，但主要是城内民众之间的“人相食”，南霁云明确说了闰八月时“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此时只剩数千人幸存。这当然是修罗场一般的地狱景象，但是唐军士卒中或许存在个别吃人现象，却绝非普遍情况。
按照后来朝廷争议张巡事迹时的口径，论者提及守城唐军存在个别吃人现象时，明确说了“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也就是说，在闰八月唐军粮食最少的时刻，存在着一定的吃人现象，但并不普遍，有数百人成为受害者，无从考证他们是无法作战的军人同袍还是普通民众。等南霁云的援军到达，并不惜损耗三分之二兵力抢到燕军几百头牛后，唐军的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最后的两个月内，守城唐军每天至少能分到一斤以上的牛肉，还有一定马肉，完全不需要再吃人肉。睢阳城最初5万百姓，有近半数在前几次围城间隙中逃亡了，但是留在城内的3万百姓毫无疑问落入了围城战时惯常的悲惨境地，被迫人相食，到最后幸存者寥寥。这是战争常常带来的可怕灾难，但并不是张巡的暴行。
那么，饿得半死的睢阳守军既然咬牙挺住了最艰难的岁月，为何粮荒得解之后，睢阳守军反而在最后时刻没能守住，睢阳城很遗憾以三天的时间差沦陷了呢？传说中“张巡杀妾飨将士”，这个以现代人伦理来看极端可怕的故事，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线索？
尹子奇七月初六再次围城后，睢阳城陷入危局。按照《新唐书·张巡传》的记载，被围困的睢阳城内“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除了许多人被饿死之外，活着的人都“痍伤气乏”，也就是因为传染病而变得缺乏战力。考虑到当时攻守双方死伤枕藉，又时值盛夏，有大规模瘟疫传播非常正常。合围之后，唐军在饥饿和瘟疫双重打击下很快只剩下1600士兵。等南霁云第二次突围时，唐军只剩下600能战之人，包括无力作战的伤兵在内也只剩下1000余人。后来南霁云带了1000生力军及大量缴获的牛入城，大大加强了守军力量。但这些援军不久之后很可能也感染了瘟疫。同本传记中如此记载了睢阳的最终沦陷：“十月癸丑，贼攻城，士病不能战。”按照《新唐书·张巡传》的原始记载，最终让守军士兵们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更多是“病”，而不是“饥不能战”。
也就是说，南霁云奋勇突围并带来了援军，援军牺牲大半换来了充足的口粮，为睢阳防务带来了转机。但是八月和闰八月围城最艰难的时间里，守城军民大规模死亡，城内已经开始流行瘟疫，并且让援军同样广泛感染，最终败给了强弩之末的燕军。
张巡杀妾、许远杀书童，并且分肉给士兵，这一切发生在“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的时期，也就是尹子奇七月最后一次围城完成合围之后。当时，双方战事频繁，加上城内大量百姓饿死，即使要吃人，也有新战死、饿死的两军士兵和平民尸体，何须生杀侍妾、书童？他们杀人的目的，更可能是为了治愈士兵间广泛流行的疾病，也就是“痍伤气乏”，并非把人杀了充当军粮。这种行为以现代医学眼光来看可谓极度愚昧，但在当时，活人的肉可以治疗不治之症，是普遍存在的观念。
《旧唐书·隐逸传》中曾记载，武则天时代，一位隐士王友贞的母亲生病，他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母亲的病好了！王友贞因此得到了武则天表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王母大概率是自愈了。但是这样的故事被堂而皇之记入史书，作为感天动地的正面典型来宣扬，足以说明在绝大部分缺乏现代医学常识的唐代人看来，人肉可以治病。《新唐书·孝友列传》中提到当时有一本叫《本草拾遗》的书，明确记载人肉能够治疗不治之症，于是当时许多孝子都在父母重病时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希望能治愈父母。
直至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其中也批判性地收录了一些以人体入药的记载。“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伤残其肢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方伎之流，心乎利欲，乃收人骨为药饵，仁术固如此乎？且犬不食犬骨，而人食人骨可乎？孰谓枯骨无知乎，仁者当悟矣。”李时珍对用人体入药批评严厉，但由于时代和医学技术的局限，他也只是认为这些药方过于反人伦，却未能从科学角度否定其效果。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古人，不过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这些摘编也证明即使到明朝时，“活人肉可以治病”这种愚昧又恐怖的说法仍流传甚广，甚至鲁迅先生笔下清末民初的“人血馒头”也可视为其流毒。
所以张巡、许远杀侍妾、书童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试图用人肉治疗在守军中流行的疑难传染病。用现代人的观念看，这当然很愚昧，杀侍妾、书童也是极不人道的行为，但在古代，奴婢基本就是主人的私人财产。张巡、许远漠视奴婢的生命权，固然会招致后世非议，如清初文学家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就编了一个张巡侍妾转世报仇的故事。但是一定要像王夫之那样，谴责张巡为了守城吃掉3万百姓，恐怕与历史并不相符。后世的人，总是从道学、伦理、哲学等方面为张巡辩护，但真实历史上的张巡和守军多半没有大规模有组织吃人。这个恐怖故事的真正成因，多半是唐朝后来决定表彰张巡时过犹不及，反而把英雄事迹编造成了鬼故事，拿今天的话来说，是标准的“低级红高级黑”。
拨开唐廷事后这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宣传，我们对睢阳之战的经过可以梳理清楚了。张巡以近7000人的民兵，最初挡住了尹子奇1万出头兵力的围攻。到后来，燕军扩充到2万人左右，围城日久，城中断粮加上疾病流行，严重削弱了守军战斗力。从“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看，唐军在最艰难的闰八月初有过小范围的人相食，受害者不知是军是民，但守军并没有系统性大规模杀害平民以充军粮的行为。相反，在南霁云的3000援军付出巨大牺牲抢到几百头牛之后，守军在最后两个月的肉食是相当充足的。但是由于疾病大大削弱了守军的战斗力，张巡和他的部将们最终无法抵挡住敌军的进攻，壮烈牺牲。这样的睢阳之战，才是符合客观战争规律，也是能为人类所理解的英勇战斗。张巡守城期间唯一以现代伦理来看存有争议的行为，是他杀掉了自己的侍妾，试图用来治疗手下士兵的传染病。留在城内的3万平民虽然没有被张巡充作军粮，在饥荒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却被迫人相食，只有400幸存下来，其中的恐怖可想而知，但这本来就是战争巨大破坏的一部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尹子奇部燕军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为何附近唐军见死不救？
本文经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授权，文摘自 张诗坪 胡可奇 著 《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