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国内均响起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相信志愿军一定会打赢这场战争的口号，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到街上为即将开往朝鲜的军队送行、呐喊助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国内均响起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相信志愿军一定会打赢这场战争的口号，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到街上为即将开往朝鲜的军队送行、呐喊助威。

但在国军战俘营中，却充斥着完全不一样的氛围，许多曾经的高级国军将领直到那时都没能想明白国军那么多兵力，怎么会战败。

所以许多战俘心里依旧是不服解放军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当他们得知中国军队现在要面对美国军队，这个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时，他们不少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去看待抗美援朝战争，不少战俘认定了志愿军会输。

但杜聿明绝对是例外，虽然曾经追随蒋介石和人民为敌，但杜聿明是爱着中国的，他得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很是震撼，志愿军为了中国的边境安全毅然踏上异国他乡，直面最强大的敌人，他为志愿军的胆魄折服，同时，他也相信志愿军有能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他还凭借自己多年对机械化部队以及美军的了解，写了一些材料，总结了美军部队的优缺点，以及美军作战的特点。

他认为，美军的优势是武器装备先进，但缺点就是他们过于依赖武器装备，而战略训练比较单一简单，并且美国步兵作战比较死板，不能依据地形、气候等情况灵活调整作战方向。

杜聿明还依据自己多年作战经验，提出了志愿军面对美军作战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杜聿明把这些材料均上交到了战犯管理所，供管理人员参考，管理人员把他的材料交当时即将出发的志愿军首领那里。

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争进行到关键性时刻，前线急缺物资装备，后勤保障也出现了问题，不能就地制作军粮，国家便号召人民群众为志愿军制作军粮，

当时战俘管理所也组织了战犯为前线志愿军炒制军粮，战犯们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力气大的去搬运食材，其余的就负责清洗炒制包装。

杜聿明当时身体的疾病还未痊愈，但他也即将响应，拖着病体拿着一把大铁锹，在一口大铁锅里炒麦，此时他已经把曾经两党相争的芥蒂放下，心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中国。最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都受到了胜利的鼓舞，国家也没有忘记杜聿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给志愿军写下的建议。

在1959年，杜聿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特赦犯，得到了自由，后来他参与新中国抗日战争史料的编写。

杜聿明将军参加了多次战役，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为中国打跑外来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虽然也因为对蒋介石的盲从，无法看清真正的形势，但在被俘后，也即将参与改造，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拖着病体为志愿军炒军粮，为志愿军分析美军作战的优缺点，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也做出了贡献。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把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2]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杜聿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2]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在校期间，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极认真的学仿。杜聿明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当年年底一期学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2]

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把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越狱逃到武汉，去见邓演达。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随后杜聿明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2]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

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聿明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抗日战争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把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2]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同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把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1942年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3]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4] 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而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负责殿后的200师为第三路。[5]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要求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战，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1945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把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把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把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把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把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945年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阳。

1946年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1946年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2]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同年9月21日，东北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把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把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向其主力攻击。[7]12日，杜聿明把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把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遂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掩护阵地。[7]6日，杜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把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7]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所俘。

战俘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象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主要成就

人物功绩

杜聿明参加黄埔军校一期，荷枪实弹，浴血东征、打倒军阀，中年时对日抗战，先是古北口长城各役，次为装甲兵部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苦战，缅甸战役，协助盟军打垮日本部队，冒千辛万苦，经野人山归国。

四个地区的苦战，实非一般人所能考验的，第一：昆仑关之攻克，完全是攻坚作战。第二：血战缅北，用担架抬行，身染重病，死里逃生。第三：东北作战，人事环境复杂，时而北，时而南，疲於奔命。第四：最痛心者淮海大战，困守陈官庄，携杖指挥，跛足而行，在冰天雪地之中，挨饿受冻。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很珍惜这种工作机会，因此，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真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同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1962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都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个人作品

杜聿明于1961年起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著有：

《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

家庭成员

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杜聿德。

母亲 高兰庭

妻子 曹秀清（共产党员)

子女

长子：杜致仁

次子：杜致勇、儿媳王贵华

三子：杜致严

长女：杜致礼，女婿杨振宁[1]

人物评价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如果说张自忠是中国传统武将的代表，胡琏是中国儒将的代表，邱清泉是中国少壮派猛将的代表，那么杜将军则可算是中国少有的西方化将领的代表。在抗战中，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中为数不多的“闪电战”的坚持者。与大多数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积极防御，稳打稳扎的战术不同， 杜聿明的作战特点就是进攻。以优势的火力压制敌手，以最快的攻击速度打挎敌人，其经典战役就是昆仑关大捷。当然， 杜聿明的成功与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分不开，他所掌握的部队是国民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也是他有条件去完成他的军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败却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面对解放军“运动战专家”粟裕将军的口袋战术， 杜聿明坚持进攻战术，以至最终被分割包围，遭俘虏。他一生流血流汗，移孝作忠。

杜聿明治军作战，是一把好手，且为国家建立新军（装甲兵、伞兵），培育许多青年干部，对同学、同事、同乡、亲友、部属，十分友善。热心爱护，从无骄傲之气，他后来官拜东北九省长官，对前师长关雨东（关麟征，字雨东）公，仍然是肃然致敬，可称为四维八德的实行家，当之无愧。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杜聿明手中有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部队，因此杜聿明的胜利，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胜利，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杜聿明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

杜聿明，从陕北走出的抗日将军

作为第一期黄埔生，他的“国际抗日名将”之誉来自昆仑关大捷。

作为国军将领，第一次赴缅远征作战，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自己也身染重病，几乎殒命。1944年，滇西反攻的胜利，一雪前耻。

他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十年后获特赦，便将余生投入到战争史的研究中。他的一系列军事著作，是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珍贵史料。

陕北米脂县的杜家石沟镇，有一座背依小山颇为气派的仿古建筑，便是京兆杜氏纪念馆。占地1600平方米的纪念馆，分设三个展厅、九个展区，其中有一个展区是杜聿明展区。

纪念馆是米脂杜氏家族举全族之力，从2009年始，耗资700余万元，于2013年5月23日建成，如今已成为米脂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榆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身为抗日名将，杜聿明不仅是米脂县和榆林市的荣耀，他的抗战功绩为他所赢得的声誉，早已超越了国界。

八年完成将军之路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农历11月28日出生于米脂县桥河岔乡吕家硷村杜家湾。杜聿明家是地主，有土地一百余垧（一垧为四亩）。三分之二出租，其余雇长工耕种。

杜聿明的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但他没应命履新清政府给他的即补县知事一职，而是到西安长安大学堂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1916年前，杜聿明随其表兄李鼎铭先生，在陈岔觉民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20年夏，随父进入榆林中学，成为首批丁班学生，与谢子长、闫揆要等人同班。在校期间，他学会了步枪射击，并拥有“枪响鹰落”的好枪法，而且对军事知识、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4年，杜聿明与关麟征等一批陕籍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在于右任的推荐下，这批青年获得考试资格，经考试全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六个月的受训结束时，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捍卫革命政权的武装，以黄埔师生为基干，成立了两个教导团。杜聿明在教导团第一团一营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升任副排长。

1925年，在讨伐叛军陈炯明攻打淡水县城一役中，杜聿明与陈赓最先登上城头，打开城门，迎来大部队歼灭残敌。战后，他受到蒋介石的夸奖。

但此后有一个时期，杜聿明的职业生涯颇为不顺。他帮助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在河南开办开封军校时，因胡景翼病逝，受到岳维峻的排斥，返回米脂。回到陕北后，杜聿明出任国民军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后任特务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奉命率部在北京碧云寺守护孙总理灵榇。

不久，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分三路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进军。杜聿明归队心切，只身离开北京，南下至浦口，被反动军阀孙传芳部队逮捕入狱。后带领众难友越狱，来到南京近郊，乘船抵武汉。

1926年初，杜聿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治中学兵团一营三连中校连长。同年11月初，因表明自己忠于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杜聿明被学兵团倒蒋派军人禁闭。他随后想办法脱逃，乘船至南京。在南京，张治中带他见了蒋介石，并被任命为中央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1929年，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兼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掀起中原军阀大战时，他已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教导第二师由徐庭瑶任师长，作为第六团团长认真治军的杜聿明，颇为徐庭瑶的赏识与器重。

1932年初，杜聿明奉命率部“围剿”皖北红军邝继勋部，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此役之后，他晋升为少将团长。同年冬升任陆军十七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二十五师副师长。

八年间，杜聿明完成从一个军校毕业生到将军的身份变迁。

激战古北口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2月，又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受舆论压力，蒋介石调派一部嫡系部队北上抗日。

关麟征率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奉命从驻扎的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时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的杜聿明，先行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请示机宜，并了解日军进犯情况。

拜会期间，张学良对第二十五师的装备、编制、训练及生活事务问得很详细，但对杜聿明急切想了解的热河方面的敌情，以及对该师的使用方案则说得极含糊。

3月5日，第二十五师按时到达通县，6日奉命进驻密云，两天后又奉张学良电令，向古北口前进。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北京）最近的关口古道，为北平、天津的门户。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令第二十五师接替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位于古北口长城一线防守阵地，关麟征坚持占领古北口南城的第二线阵地。

杜聿明见对方急于交防撤退，曾向关麟征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关麟征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终，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第一一二师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将主力撤守在古北口以西高地。

从3月10日晨起，日机每小时一批轮换着在我军阵地上空轰炸，持续一日。尚未开战，我军已有相当伤亡。

11日，敌人发起总攻。左翼第一一二师阵地被突破，敌进占古北口关口，乘胜向第二十五师阵地攻击，右侧阵地一个团联络被截断。

关麟征亲率师特务连赴右翼前线，指挥第七十五旅反攻，在争夺一高地时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将敌击退。

关麟征负伤后，副师长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

11日晚，杜聿明与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决定，为迟滞敌人前进，以待后续部队增援，将仅有的两连预备队和师部特务连，立即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南天门一带占领预备阵地，掩护主力逐次转移阵地，节节抵抗，与敌作持久战。

12日拂晓，敌增加重炮和飞机全面攻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我右翼迂回包围。我军死伤虽重，团长王润波阵亡，仍然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敌三次冲锋。但第二十五师的电话总机、无线电报机均被敌机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系，形成各自为战局面。下午，敌迂回至关帝庙师部附近，杜聿明和张耀明便转移到古北口南的预备阵地指挥，第一线部队也撤至预备阵地线，继续战斗。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在战斗中负伤，部队伤亡惨重。

当天晚上，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到达密云，决定令第二师接替第二十五师阵地。杜聿明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后，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参加古北口一役的第二十五师，原由第四师独三旅扩编而成，装备尚未全部完成，尽管有抗日爱国热忱，但缺少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激战三昼夜，伤亡近四千人。此役被称之为“激战中之激战”，取得的战果是，敌人伤亡人数不下两千人，近四十天内未敢轻易冒进。

第十七军在古北口抗日战役中，激战达两个月，伤亡近万人。但长城抗战却以国民党代表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署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而告终。

昆仑关大捷

从1939年夏始，日军在我南海地区调动频繁，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企图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11月15日，日军第五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海军部队的配合下于钦州湾登陆。

蒋介石忙电令杜聿明率第五军由湖南衡山增援桂南。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之中村正雄第十二旅团进占南宁。其时，杜聿明正率第五军赶赴南宁途中。他命令部队向南宁北侧昆仑关一带前进，以阻止日军进一步北犯。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约50公里处，这里地势险要，为南宁之天然屏障，乃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占领南宁后，即以中村旅团及骑兵联队向昆仑关进击。11月25日，第五军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在南宁北侧二塘与北进的敌人发生遭遇战。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奋勇阻击，全团将士浴血奋战，团长邵一之阵亡，官兵伤亡几近半数，但仍顽强地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强攻不成，采取迂回战术，分兵一支占领第六〇〇团后方的回塘。第六〇〇团因腹背受敌，利用夜幕掩护撤出战斗。

杜聿明据形势判断，可趁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优势兵力，进行反攻。当时，南宁兵力尚不及两师。

但是，日军的进攻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意图。12月4日，日军猛攻昆仑关，中国军队因弱不敌强，被迫后撤，昆仑关遂告失陷。

12月16日，第五军对昆仑关发起反攻。

第五军是蒋介石惟一的一支机械化王牌军，该军下辖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及军补充第一、第二团。该军拥有装甲兵团、炮兵队、骑兵团、工兵队、高射炮队等现代化兵种，这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五军的作战计划是，以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袭击五塘、六塘，以截断敌军退路；以荣誉第一师为左翼，协同由第二〇〇师之一部和军补充第一、第二团组成的左翼支队，包围攻击昆仑关及八塘正面之敌；第二〇〇师和骑兵团充任预备队，随时增援。

12月18日拂晓时分，以第二〇〇师为主的主攻部队在战车和炮火的支持下，对昆仑关正面发动猛烈进攻。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松本大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并不时地呼叫南宁日军增援。中午时分，第五军攻克罗塘、同兴西北高地，接着又攻占了石寨隘、同平、枯桃岭，并有一部进至九塘附近。

傍晚，南宁日军急调步兵第21联队增援。该联队分乘31辆汽车沿邕宾公路急进。沿途虽遭到中国军队的袭扰，仍于当晚抵达九塘，并立即发动夜袭。在被第五军占领的阵地前，双方展开白刃战。至19日凌晨，罗塘及同兴北方高地复而又失，被日军攻占。

19日上午，荣誉第一师左翼部队在炮火和战车的掩护下，向653高地发起猛攻。据守在高地的日军用机枪向冲锋的中国士兵猛烈扫射，日军战机也前来助阵，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连长安朝宣和排长杨讣明率领众勇士携带成捆手榴弹突然跃起冲入敌阵，敌阵地上响起一片爆炸声。经过短兵相接，荣誉第一师终于控制了高地。

20日，由于荣誉第一师两日来伤亡较大，杜聿明令第二〇〇师担任主攻任务。该师在戴安澜师长指挥下，强攻昆仑关。日军以密集火力封锁第二〇〇师的进攻路线，阵地上一片火海，第二〇〇师攻势受挫。

鉴于连日来攻击未果，杜聿明改变了战术，决定从外围起，一口一口吃掉敌人。

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杜聿明命令，“以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荣一师准备对罗塘之攻击，同时第二〇〇师由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

24日，荣誉第一师以第二团和迫击炮营担任主攻，以排为单位，前仆后继，用大刀等简陋器械连破日军两道铁丝网，冲入敌阵。身陷绝境的日军在中国勇土的冲杀下，渐渐不支。守备该高地的日军第五中队被全歼。

当罗塘战斗激烈进行时，日军第21旅团前往驰援，被荣誉第一师阻击在九塘东北地区。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到九塘督战，被荣一师第三团当场击毙。

中村正雄生前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顽强的军队……

25日下午，中国的三架轰炸机和一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日军误以为是己方飞机，忙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战机乘机俯冲轰炸扫射，日军损失惨重。第二〇〇师见状迅速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拉锯战。

29日，第二〇〇师攻占了界首附近敌人的外围阵地。随后，新编第二十二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东南各高地等昆仑关外围阵地。桂军韦德团亦攻克六五三高地。至此，四面都能瞰制昆仑关敌阵，敌之右翼高地完全丧失，只负隅公路东侧几个要点。

31日拂晓五时，杜聿明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和来支援的友军四七七团等部队向昆仑关发动总攻。炮弹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射向昆仑关，昆仑关顿时一片火海。同时，攻击部队的重机枪也喷射出猛烈的火舌，以压制敌人火力。突击队员们在战车掩护下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搏斗，日军渐感不支，纷纷后撤，中国军队乘胜冲入昆仑关。昆仑关日军见中国军队攻势凶猛，慌忙中向九塘溃退。

攻击部队立即向天空发射三枚绿色信号弹，以示昆仑关攻占成功。

1940年1月1日，日军增援昆仑关的部队到达九塘，与昆仑关溃败之兵会合，就地构筑工事，企图顽抗。2日，杜聿明下令乘胜出击，向九塘之敌进攻。3日夜，日军在第五军的猛攻下渐形不支，便施放毒气助战。中国军队不顾生死，仍发起一波波的进攻，终于将九塘之敌击溃。

至此，昆仑关一役全胜。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四十二联队和二十一联队的联队长、第一、第二、第三大队的长官均被我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被我俘虏一百余人。

这一战，我军俘获战利品有：战马七十九匹，山炮十门；野炮十二门，战防炮十门，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八十挺；步枪二千余支。还有子弹，手榴弹和各种炮弹等其他装备物资。

昆仑关大捷，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共有五千五百余人为国捐躯，一万一千余人流血负伤。战后，昆仑关竖起一座“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杜聿明亲笔书写了400字的悼念碑文。

昆仑关大捷使国人振奋，中外报刊纷纷报道。杜聿明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他在其中强调说：“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是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

同古保卫战

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截断了中越通道，进而威胁到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要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向缅甸进攻。中英双方几经磋商，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决定：以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杜聿明分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副司令长官，率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统归史迪威指挥，迅速入缅作战。

3月3日，蒋介石在缅北的腊戍三次召见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命令他火速率师抵达同古，接防英军阵地，阻止日军北犯。8日，第二〇〇师抵达同古，同日，仰光失陷。

据局势变化，杜聿明决定，由第二〇〇师在同古及以南地区阻止日军北犯，掩护远征军主力于平满纳附近集结，实施会战，破敌以收复南缅甸。第二〇〇师受命派出一支部队，在同古以南30公里处的皮尤河大桥附近埋伏，并在桥上安放了炸药。

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五百多人的搜索部队行至桥北端时，突然一声巨响，皮尤河大桥轰然塌毁。埋伏在大桥两侧的中国机枪手一阵猛扫，日军开始向森林中逃跑。此战，日军官兵伤亡二百余人。

完成皮尤河阻击后，第二〇〇师伏击部队改撤至同古以南前沿阵地鄂克温。20日和21日，日军以一个联队附炮六门猛攻鄂克温，日机也轮番轰炸同古。但是，第二〇〇师英勇抗击，日军始终未能得逞。24日，日军在猛攻鄂克温的同时，又以一部向同古以北八公里的克永冈机场迂回。当晚，机场失守。

杜聿明调第二〇〇师向同古集结，全力保卫同古。在连夜召开的营以上军官会议上，他将第五军“攻必克，守必固”的口号阐发为：“攻必克”，我们已把这三个大字刻在了昆仑关！“守必固”，我们也必将把这三个大字埋在同古城下！

3月25日，同古三面被围，只有城东通往瓢背中国第五军指挥部的道路尚控制在中方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下令火烧同古四周森林，以阻止敌军进攻。同时，命令紧缩正面战线，加强工事，严阵以待。

傍晚，日军从城南开始渡河向同古攻击，敌机30余架在同古上空轮番轰炸。同古局势十分严峻。26日，日军在空、炮、战军配合下，以三个联队猛攻同古。第六〇〇团阵地被突破，部分敌军冲入市区，双方发生激烈巷战。第二〇〇师伤亡惨重。

同日，日军飞机90余架，飞越同古上空，轰炸同古北侧的平满纳。致使中国大量援军无法继续前进。7日，日军主力再次猛攻同古不下，开始向同古施放数百发糜烂性毒气弹。第二〇〇师许多官兵中毒，形势颇为严峻。

史迪威一直要求第五军发起反击，杜聿明只好向蒋介石发出“十万火急电”，报告第二〇〇师由于得不到援军配合，不能如期开始攻击，并要求准予“继续在同古附近攻击敌人”。

同时，杜聿明一方面打电话给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命令他继续死守，等待援军；另一方面电令新编第二十二师立即展开攻击，以解第二〇〇师之困。

27日下午两点多钟，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在克永冈附近的一个村庄与日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黄昏时分，日军在第六十五团的攻击下后撤了几里路，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28日，同古守军继续与敌苦战，双方伤亡均很惨重。敌人曾化装成英缅军及土人，赶着牛车，暗藏武器，企图蒙混进城，幸而被第二〇〇师事先发觉，设法将其消灭，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六挺，迫击炮七门等。

第二〇〇师设在河东的指挥所，被迂回之敌越河袭击，一度与城内部队中断通讯。城内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队夹击，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才恢复了联系。

同一天上午八时半，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向位于同古北侧的南阳火车站发起攻击。在战车的掩护下，步兵突破了南阳车站至公路间的敌军第一线阵地。这时，该团第二营罗营长发现敌人后方炮兵阵地动摇，敌人拖着大炮向后撤退，他及时指挥战车和步兵第四连冲到敌后，摧毁了敌人炮兵阵地，缴获山炮一门，炮弹二十余发，轻重机枪四挺，冲锋枪和步枪二十多支。

29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战车掩护下，再次向南阳车站进攻。由于车站建筑物坚固，地形复杂，战车行动受阻。上午，该师只攻占了车站外围据点。下午， 第十九军补充第二团一部在车站西南面与敌人展开战斗，一时间枪声大作。新编第二十二师乘势猛攻车站，但仍未奏效。

第二〇〇师几近弹尽粮绝，援军又被日军阻击在南阳车站。而日军已开始向同古后方包抄，企图围歼第二〇〇师。

史迪威依然命令第五军迅速反击。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力量，进攻不仅会徒劳无功，且会损兵折将，杜聿明不忍心看到第二〇〇师被敌围歼而全军覆没。

第五军最早的前身是1937年组建的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为首任军长。1938年，该团扩编为第二〇〇师，杜聿明为师长。同年12月，第二〇〇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杜聿明任副军长。不久，该军又改番号为第五军，杜聿明升任军长。从装甲兵团成立的第一天起，杜聿明就没有离开过这支部队，将士们的每一张面孔，杜聿明都是那样的熟悉。他不能眼看着第二〇〇师被围歼。

29日夜，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下令第二〇〇师放弃同古，迅速突围。拂晓，第二〇〇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渡过西当河，撤至叶法西。当日军又出动飞机、战车发动猛烈进攻，进城后才发现同古已是一座空城。

日军横田大佐在日记中对此役的记载是：“南进以来，未遭受如是之劲敌。”

败退与反攻

曼德勒会战失败后，杜聿明第五军由于后退回国的路被堵死，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

史迪威和罗卓英却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蒋介石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聿明召集各部首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但此时，畹町、八莫、芒市、惠通桥及密支那已陷入敌手，撤回国境，只有更向密支那西北。一路所经之处，均为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供不上，环境异常艰苦，官兵尸骨暴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团长柳树人等，在与敌激战中身负重伤，不治亡故。第九十六师副师长刘义宾、团长凌则民，也为掩护主力部队而献出了生命。第五军出征时四万二千人，战斗死伤人数七千三百人，撤退死伤人数为一万四千七百人，是前者的一倍多。

回国后，陆军第五军扩编为陆军第五集团军（后又扩编为第二兵团），杜聿明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反攻日军，杜聿明所率的第五集团军所向披靡，先后攻占了龙陵、双披、于隆、邦打、拱撒、河边寨等日军据点，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主力，打开了通往畹町的大门。配合盟军攻克畹町，打通了西南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为缅北失败雪耻，报了一箭之仇。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奉命接收东北。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派杜聿明回徐州，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被解放军所俘，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俘生活。

1959年9月30日，杜聿明被特赦。1961年3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3年6月，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在台湾、美国生活多时）在女儿和女婿以及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辗转回国，与丈夫在北京团圆。

1964年10月，杜聿明任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他先后撰写了《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等军事著作，为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7岁。

来源：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