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琴：亲爱的粮食

摘要：1978年的秋天，我五岁，得了急性肾炎，最直观的是脸肿得像白面馒头一样，还亮晶晶的。可是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生病了。父亲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母亲是家里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两个哥哥也正是“猪狗都嫌”的调皮捣蛋年龄。一家人都不在家，母亲在屋檐下靠近窗户的地面上铺了

亲爱的粮食

文｜王琴

1978年的秋天，我五岁，得了急性肾炎，最直观的是脸肿得像白面馒头一样，还亮晶晶的。可是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生病了。父亲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母亲是家里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两个哥哥也正是“猪狗都嫌”的调皮捣蛋年龄。一家人都不在家，母亲在屋檐下靠近窗户的地面上铺了一张草席，我就在草席上一个人玩。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病的，父母回家都顾不上我。父亲要去两三里外的水井里挑水，要把石砌的水缸灌满；母亲要喂猪、煮饭，还要去村头吆喝两个哥哥回家。按照他们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太乖，不哭不闹，谁知道就生病了呢。尽管晚上睡觉时，母亲不容易褪下我衣裤，她也是以为我“长胖了”。

发现我生病了的是胡婆婆，我家一位寡居的邻居。某一天下午，头上裹了黑帕、胸前围了黑色围腰的胡婆婆怀里抱了一把柴火从我家经过。那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坐在屋檐下，笼罩在对面山头映射过来的余晖之中。胡婆婆牙齿缺了，嘴巴瘪了，说话有些漏风。她照例会说几句话逗逗我：“小女娃，你妈不要你啦，你哥哥呢，都不管你啊，哎哟，好乖哦……”说完这些，她又走近几步用一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看，还在我脸上摁了几下，又在我露出来的脚踝上摁了几下，我就哇哇哭起来。胡婆婆大声喊母亲的名字：“快点，你女子病了，肿得一按一个深坑……”

母亲和父亲爱吵架，年轻夫妻在生活这张网里矛盾重重，苦累，鸡零狗碎，太多的不如意要发泄。我生病了他们又开始吵，彼此推卸责任，责怪对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母亲背起我就往卫生院赶，父亲跟在后面，他们又一路吵到了乡上。我记得那时的天，一点点地从明亮到昏暗又进入黑暗，我也记得母亲在有着坑坑洼洼的黄泥巴路上小跑。我在她背上，双手搂着她的脖子，脸靠近颈窝，贴近她凌乱的头发，屁股托在她的手心里。虽然感受到了路的颠簸，又感到很安心，就连他们的争吵也觉得好听。

乡卫生院的医生是父亲中学时的同学柳医生，他也像胡婆婆那样摁我的腿，说这么严重了，都肿上大腿了，得赶紧往县城医院送，恐怕要住院，不要耽搁了。母亲就哭起来了，边哭边骂父亲，也骂她自己。现在想来，母亲也很可怜，她十八岁就当了母亲，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还来不及疼爱另一个又来了。她唯一表达对生活不满的武器就是哭骂。

父亲连夜返回家去准备住院的东西，我和母亲在乡卫生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柳医生拦了一辆运木头的车，送我们去了县医院。接诊的医生是给母亲做节育手术的田医生，算得上是熟人。看见我浑身肿得不像样，她怒斥“哪有这样的父母，再晚一点这个女娃就报废了，没命了”。

住进医院，接下来就是每天吃药打针，打的是青霉素，一看见护士端着白瓷盘进屋，我又哭又闹又哀求，太疼了。

肾炎的治疗对饮食有严格的要求，要少盐甚至无盐。上世纪七十年代，川西北的农村条件很艰苦，一日三餐都以粗粮为主，早上玉米面糊糊，中午玉米面干饭，晚上又是玉米面糊糊，有时间了，也不过是加一点菜叶几块红薯。山区水田少，况且还没有包产到户，就我家那样的条件，是分不到几斤细粮的。

我生病了，吃的还是父亲带来的玉米面做的糊糊。无盐的玉米面糊糊太难吃，任凭母亲怎么哄怎么吼，我都吃不下。她硬喂，我就用舌头往外抵出去，吐掉。现在想来，小小的我可能也有点“持病而娇”，借机耍赖撒娇。

田医生一天要来几次病房，看见我吃不好饭，摇头叹息。那个年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家家都养了一堆娃，吃喝是头等大事。可是，田医生还是给母亲送来了一小布袋的白米。

我记得病房很大，除了床和桌子，中间还可以放下一个火盆，火盆边的瓷盅里就煨着我的白米粥。母亲计划着用米，我要在医院待十多天，一颗米都不能浪费，一小瓷盅的米粥就是我的一日三餐。最后那一顿，母亲用勺子使劲地刮盅底，刮得响，刮得很干净。

白米粥再好，没有盐终究还是不好吃，我吃了几天后又吃不进去了，又开始往外吐。母亲揍了我，她把我反着按到膝盖上，褪下裤子就在屁股上啪啪地来了几下，连连说:“这么不争气，这么不争气，你晓得这个粮食是咋个来的不！”

几天后，我的病情缓减了，有了力气下床玩。在县车队的大伯来看我，送了一个白色的乒乓球给我。我在病房的地面上拍起乒乓球玩，追着乒乓球跑，不小心碰翻了搁在火盆边的瓷盅，雪白的米粥倒进火里，冲起一股烟，还能听到“吱吱”的响声。母亲慌了，伸手就去抓倒在炭火里的瓷盅，可惜一大半的米粥已经倒出去了。我又挨了一顿打，乒乓球也掉进火盆里烧坏了，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就出院了。母亲感谢田医生，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品，就让父亲从老家带了十个鸡蛋，这十个鸡蛋又换来了田医生的一小袋白米。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今年秋天，我带父亲母亲去爱人的故乡，看到丘陵间一坝一坝的收割后留下稻谷茬的水田，父亲连连感慨，真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白米饭。接着，他又开始说起困难年代的吃饭问题。

五岁那年的一些镜头在脑中复活，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才五岁的小孩还能记住那么遥远的事，记忆中的白米粥，有着雪白的颜色，有着那么浓的稻谷香。

包产到户是哪一年，我其实不知道，但是1987年却是记忆中另一个重要的年份。

1987年，我已经读初一了，家里的条件稍微好转了一点，村里每家每户都分了田地。我家也分到了十多亩的山地和三亩多的水田，按照时令种上了玉米、稻谷、油菜、小麦，家里渐渐有了余粮。

我们那个小乡没有设中学，读初中得去隔了一座山的另一个大镇的古城初中。那座山上有很多核桃树，一到秋天，树上就聚满了“呱呱”叫的老娃（学名乌鸦）。那是一种全身羽毛都是黑色的鸟，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小小的身子随着尖尖的嘴里发出的“呱呱”声一前一后地转动。在老家，老娃和喜鹊是两种待遇截然不同的鸟，喜鹊是报喜的，家家欢迎；老娃一身黑寓意“不吉”，被人举起竹竿四处撵。

或许是山高人少，那些黑色的鸟儿就聚集到山上去了，山也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老娃山。

每周，我要爬两次老娃山，星期天下午去学校爬一次，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又爬一次。一直跟随我爬山的还有一个竹编小背篼，里面放着课本、玻璃瓶，还有一袋大米。玻璃瓶里装的是母亲用了菜籽油炒过的腌菜，那袋大米就是我一周的口粮。

家与学校的那条路令很多读书的学生畏惧，走一趟就是半天，和我一同爬山的同学也越来越少，大多几周后就辍学了。

我很少有不想读书的念头。学校里女老师干净的宿舍、整洁漂亮的穿着，还有那小小的香气外溢的教师食堂深深地吸引着我。过上女老师那样的日子成了我读书的动力，爬山算什么呢。

初中三年，很多时候的周末，我一个人背着背篼爬老娃山。我喜欢秋天的老娃山，满山各种杂树的叶子黄了红了，爬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核桃树下，微风一吹，听树叶唰唰唰的声音，听树顶上老娃“呱呱”的叫声，空旷的山也不寂寞了，心里也就满当当的了。

有时候，我一时兴起，揭开布袋，抓一小把米撒在路边，等老娃来吃。可是那些老娃对我的大白米视而不见，还是立在树枝上叫。或许是要等我走了以后再吃吧，等我一周后再次经过，那些白米已经不见了。

这样的事我是不敢对父母说的，他们在家里还是以吃玉米面和各种瓜瓜、小菜为主，稻谷要存起来，除了给上学的我们吃，还要背到街上卖，去换来一家人其他的生活用品。

我们的学校有个锅炉房，蒸学生的三餐。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铝皮饭盒，上面用了红色油漆标注了醒目的编号。每一餐饭，我抓两把大米，淘洗几遍放进蒸笼，等到吃饭时，和同学们蜂拥而上，在热气腾腾的蒸汽中去寻找那个烂记于心的编号。

老家虽是山区，地势条件也有好和差之分。住在山谷里有几亩薄田可以吃米饭馒头的属于条件好的，而住在山上的只能种玉米吃玉米饭那就属于条件差的了。

我们班上就有几个山上的同学，他们也有一个背篼，一样的只有书本，不一样的是玻璃瓶里的菜和布袋里的粮。粮是玉米面，白色的黄色的都有，最令我羡慕的是菜。同样是腌菜，我的用了菜籽油炒，闻起来不香吃起来也不香；她们的菜里却是猪肉，一揭开玻璃盖，红色的一块块的熟腊肉很显眼，总能让我咽口水。

山上的同学蒸饭，稍微复杂点，他们要用冷水撒在玉米面上，搅拌成一团团的湿面，再在表面覆上一层猪肉炒的腌菜。这都是次要的，要命的是吃饭的那一刻。小小的宿舍里，同学的饭盒一打开，猪油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鼻孔里嘴巴里胃里都是香香的猪肉味。他们的玉米面已经被猪油浸过了，黄澄澄白灿灿的，又引得人眼睛发光。玉米面已经不是普通的玉米面了，是用猪油浸泡得软软酥酥、散发着浓郁的猪肉香的、比单调的白米饭还要香很多倍的佳肴了。我饭盒里那大米饭已经不香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几次的欲言又止，我终于还是放下脸面，嗫嚅着和同学商量：可不可以换着吃？哪知道我的白米饭也被同学垂涎了很久，她忙不迭地连连点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交换了饭盒，各自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笑。

初中三年，我吃了很多山上同学的猪肉蒸玉米面干饭，同学也吃了我的很多白米饭。

1987年，我家有了一件足以写进家族史的大事。我家买电视啦！有两根一长一短天线的长虹牌黑白电视。

这是一件比吃猪肉玉米面蒸饭更让人高兴的事。前一年，和我家只隔了一个小小的晒坝、一条窄窄的檐沟的严家就已经买了电视，他们看《昨夜星辰》，看《红楼梦》，只要音乐一响起，不管是“昨夜的昨夜的星辰……”，还是“啊……啊……”，我的心思就不在家里了，三魂六魄都去了隔壁的严家，眼睛隔了几堵墙也似乎盯在那小小的屏幕上。

偏偏母亲和严家阿姨不和，她们总是为了“谁家的小鸡啄了谁家的小白菜”“谁家的黄牛吃了谁家的桑叶”这样的小事吵架斗气，相互叮嘱、呵斥自家的小孩不要和那一家的小孩玩。我想要去严家看电视，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回来挨母亲的一顿好骂，她还要问我：严家阿姨态度如何？有没有给我脸色看，有没有请我坐板凳？一旦知道我是站着看电视的，又是一顿骂，骂严阿姨心狠，小孩站了一晚上腿都站瘸了；骂我太不争气了，不看电视会死啊！

1987年的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村里的稻谷可能是换了品种，大大地增产了。中秋后的山谷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沉甸甸的稻谷穗落到板桶上扎实沉闷的声音，还有此起彼伏的笑声。

我家那三亩多的水田也丰收了，足足在外面请了三天的劳力，才把那金灿灿的稻谷收回家。收回家的稻谷先堆在堂屋里，再每天移出去晒太阳，晒干水分后又一背篼一背篼地背上木楼。我家的堂屋上方就是木楼，父亲母亲在木梯间来回奔忙。堂屋里的稻谷才上木楼一多半，楼板就有点下沉了，母亲赶紧让父亲去找两个圆木来，撑住木楼。这一切都是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的，这也是我记忆中父母不多的快乐场面，他们都是一脸笑容，合不拢嘴地笑，相互看着笑，一派喜气洋洋。

十一月的某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赫然发现堂屋里的两根圆木不见了，正中的木桌上多了一台和严家一模一样的电视。天哪，我家也有电视啦！再也不用贼眉鼠眼地去蹭别人家的电视啦！我高兴得发疯，一连声地问母亲：“妈，妈，这是我们家的电视吗？”母亲笑着说：“不是我们家的，难道是偷来的啊。”

原来，父亲跟母亲商量，总这么去蹭严家的电视也不像话，反正家里粮食丰产了，吃也吃不完，那就卖掉一些粮食，再买一台电视。我不知道那时的电视值多少钱，只知道家里的稻谷只卖了一多半就买了一台电视。家里剩下的稻谷到第二年又收新稻谷时也没吃完。

以后几年的寒暑假，我是在电视剧的陪伴下开心地度过的。经典的《西游记》，每个假期都要重播，“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音乐一想起，快乐就随之而来。而这美好的少年生活归根溯源，要感谢亲爱的粮食，感谢那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亲爱的稻谷。

1990年，村里掀起了一股开荒坡的热潮，有劳力的人家都去了村东头的山上开荒种粮食。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太需要粮食了，口粮，养猪，养鸡鸭，酿酒……

我家也需要。父亲是民办教师，工资少；我和两个哥哥都是用钱的机器，交学费要钱，住校要钱，生病要钱……没有一处不需要钱。母亲为了补贴家用，每年都要养几头猪和一大群鸡鸭，这些家禽家畜都需要粮食。

不知道村里哪户人家头一年在村东头开下了第一片荒地，种下了第一片玉米，村里的人一窝蜂就拥上去了。家里有男劳力的跑得快，选择的荒地靠近山脚，地势好，路途近，不窝工。母亲刚有了开荒的念头，山脚下已经被人占领了。母亲只好去山腰开荒，说是山腰，那可是很陡峭的一段路。母亲一大早出门，带上两个玉米馍就出发了，中午不回家，就着山泉水吃馍。母亲说这样快一点，要赶得上春种。

说起来，母亲是外婆外公的独生女，也是在宠爱中长大的女孩。母亲和父亲刚结婚时照了张半身照，母亲一头乌黑的长发编成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笑着，还有个小酒窝。可是我印象中的母亲，是利落的齐耳短发，瘦削的身板，严肃的面孔。她干着男人干的事，拿着砍刀，在东山半山腰开出了一大片的荒地。开出来的荒地，先要用火烧掉那些砍掉的杂树杂草，烧过的火灰就成了粮食最好的肥料。母亲请人耕了开荒地，春雨后种上了玉米，种下了属于她的希望。

1990年的秋天，我家收到了两份通知书，一份是我的，一份是父亲的。

我的通知书来自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父亲的通知书来自邻县的成人师范学校。我们家终于有了吃“皇粮”的人了，还是两个！这在当时成了县里很轰动的一件事，大家都在说“这家人熬到头了，要转运了”。

父亲是老三届，中学毕业后返乡当了民办教师。这个身份让他自卑，他做梦都想当一名公家人，吃国家供应的粮食，旱涝保收。为了这个目标，父亲偷偷自学，随时为市里不定期的“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做准备。

为了这个梦，父亲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又总是和农村格格不入。他这个上门女婿不会为了笼络村里的人低声下气，他的时间除了教书、帮母亲做一些家务，其他的时间就用来看书学习了。下雨天，村里的人聚在保管室聊天扯皮，父亲戴上斗笠拿上一本书就出门了。他会笑着和村里每个人打招呼，但态度却又分明显得冷淡疏离。母亲常常抱怨他“不合群”，也只是抱怨，对于父亲的刻苦又默默地支持，她也知道家里如果有个吃国家粮的人多么重要，收入多了，家里在村里的地位也提高了，除了能听到顺耳的恭维，家里的日子当然实实在在地也会好很多。就像上山开荒这样的事，母亲从不要求父亲一起去，她觉得这是她自己的事。

母亲的辛苦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放在心里。我很心疼母亲，周末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找她，找不到人也要打听她去了哪里。只有看到了她，并喊她一声“妈”，心才落下来，踏实了。

1990年7月，我和父亲同时在县城不同的学校参加我们这一生很重要的考试。我中考，父亲成人考。

还记得考试前第一天晚上，我们学校的考生住在县宾馆一楼，外面的雨下得很大。父亲戴了斗笠来看我，我们站在宾馆大厅门外的屋檐下，父亲的脚下是一摊雨水，他的胶鞋已经湿透了，雨水顺着他拿在手里的斗笠往下淌。父亲只是叮嘱我好好考试，并没有告诉我他也在参加考试。

中考后我就回家了，成绩下来了填好志愿又继续等通知书。那年的政策，填报志愿只能在中师和中专选择其一。我思虑再三下定决心报了中专，心想哪怕考不上还能读高中。

父亲也在家，他很少笑，很少说话，忙过了总是躲到村小学去。母亲依然忙碌，她告诉我父亲也参加考试了。我沉浸在自己焦灼的情绪中，无暇顾及父亲，无聊了也只是站在老屋前的柿子树下，透过院坝外那片竹林向远处的公路望去。

秋天来了，晒坝里有了落叶。山里的秋天总是比山外来得迅猛，一阵秋风过后，树叶就在唰唰唰的响声中飘落下来。高音喇叭在收割了稻谷的山谷里响起来，一会儿是歌曲一会儿又是川剧，一会儿还有一个大嗓门在念邮局有信件的人的名字。

母亲忙完了田里的活，又忙着去东山的开荒地了。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她要去找种在玉米之间的豇豆、南瓜，豇豆人吃，南瓜喂猪。

父亲的消息和我的消息终于等到了，全县六十多名民办教师考试，录取五个，父亲是第三名。我的通知书是乡上的小学校长骑着自行车送来的，他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也是父亲的领导。那天晚上，父亲留校长吃饭，他买了一瓶瓶装酒，母亲从墙上取下了唯一的一块腊肉。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厨房，母亲在案板上忙碌，灶膛里的火很大，红红的火苗映在土墙上，屋里亮堂堂的。

我和父亲同时成了吃商品粮的人，高兴过后，母亲又开始发愁。我和父亲各自要一次性缴几百斤的粮食到粮油站，换来一张收据，有了这张收据，才会办理转户口的其他程序。家里还有存粮，也刚收回来了稻谷，可是我和父亲加起来需要上千斤啊。母亲舍不得这些细粮，她打算加一些玉米。

母亲要去开荒地看看，我也去。那时候我就知道，以后在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少了。我和母亲来到东山脚下，镗过一条不宽的小河沟，开始爬山。通往东山的路很窄，是一条两边都是杂树丛生的土路，路面被牛羊踩踏后积起了半尺厚的浮土，一脚下去脸上身上都是灰。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终于满头大汗地走到了母亲的开荒地。很大的一片玉米地，密密麻麻的玉米秆上长着饱满的玉米棒子。母亲踮起脚去看玉米须，看了一个又一个，然后下了一个结论：玉米须变成棕色了，再过几天就可以掰玉米了。站在玉米地里一块凸起的大石头上，举目远望，群山环绕，树木森森，一块块形状不一的土地隐藏在其中，那是粮食的摇篮，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根本。

从山上回到家，母亲对父亲说，明天就送粮食去粮油站，先把家里的存粮送完，不够再考虑今年的新稻谷。再说，山里的玉米也熟了……

我们都知道，家里的粮食还有大用处，父亲去读书没有工资了，我和父亲除了交学费，每一个月还要生活费，这些以后都要依靠母亲，依靠这些粮食。

母亲说，有土地就好，一年四季都有收成，不怕。

家里请了拖拉机，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送上车，送到了乡上的粮油站。我拿到了那两张写了父亲和我名字的薄薄纸片，上面有鲜红的印章，我和父亲的命运在1990年的秋天转了一个弯。

1992年，父亲读了两年成人师范，回来了。文教办领导原本是要留他在乡中心小学，父亲不愿意，还是回到了村小学。村小学和我家还有严家成呈稍有弧度的“一”字形并列在山脚下，学校边是我家的一块约两亩多的自留地。虽是黄泥巴地，土壤贫瘠，收成不好，但在父亲的侍弄下，还是成了一块令人羡慕的菜园，菜园里的红红绿绿丰富着我们一年四季的日常。

父亲是有了新身份，成了公家人，吃上了商品粮，但是他反而更喜欢土地，更离不开土地，我们任何时候回家找他，都会去学校旁边的自留地。我去找父亲，桑树枝丫间架着外套，他在地里忙碌。周围安静极了，蓝的天空，绿的树林，黄的大地，而父亲，在天地间。

1997年，我在他乡有了自己的小家，那是涪江岸边一个离城镇还有十多公里的乡村中学。学校有个小食堂，但已安家的老师们还是利用厕所边、操场边、宿舍边的空地开出菜园，不用去镇上，各家的饭桌上也很丰盛。我家的小菜园在厕所边，不到两分地，葱姜蒜苗、番茄青椒，都种上了，就如父亲的自留地一样，一类菜一垄地，看上去就是个“百菜园”了。数学李老师的妻子是半边户，她开出来的园子更多更大，除了蔬菜还种了玉米，养了一头肥猪。年终期末考试后，李老师家开始宰年猪，全校老师都去吃疱汤，热气腾腾，无比欢乐。

母亲在东山的开荒地不能再种了。村里开始执行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没过几年，那里又成了一片绿色。母亲略微有点怅然若失，她说，那片开荒地，前些年对我们家做过贡献。

2000年4月，女儿一周岁了，要断奶。我已调到了县城中学，就送她回乡下请母亲照顾。返回单位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水。看着吃饱喝足后的小女孩满足地沉沉入睡，我的眉头却皱在一起。女儿不喜欢喝奶粉，断奶后吃什么成了问题。

母亲却毫不在意，她说，农村里好米好面比起那些高价的奶粉更有营养，保证把女儿喂得白白胖胖。

母亲知道我要把女儿送回老家，她已经在做准备了。上一年收回来的黄玉米又重新在大太阳下晒了，母亲趴在晒席上一颗一颗地选出了二十斤颗粒饱满色泽新鲜的玉米粒，背到隔壁村临河的水磨房去，磨出的玉米面又用细筛子筛了一遍，就有了煮糊糊的原材料。

母亲煮玉米面糊糊，会熬一点新鲜的猪油，再放一些切得细细的蔬菜叶。母亲说，奶粉再好也没有柴火慢慢熬出来的玉米面糊糊香，有营养，娃娃也喜欢吃。

半个月过去，我回去看女儿，小女孩正自己扶着沙发慢慢走，红润的肉肉的小脸蛋一笑，露出了几颗长好的门牙。

母亲笑着说，放心了吧，城里的小孩哪里有这么好的脸色啊，我们家的粮食好得很，养人得很。

母亲端来煮好的玉米面糊糊，我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女儿大口大口地吃，恨不得连勺子也含进嘴里。往日的记忆就这样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多年前，我在县医院吃白米粥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我和母亲聊起当年事，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一个屁大的小娃娃，咋个还记着那些事，我自己都忘记了。

我知道母亲在回避什么，她不可能忘记，看见落在饭桌上的一颗米饭，也要喋喋不休地说起当年的日子是怎么的艰难，说起我生病住院时田医生送来的大米，说起白米粥打翻后她心里的懊恼……

母亲还记得她还是小女孩时候的往事，她也是她的外婆喂玉米面长大的。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外爷去了遥远的铁厂，外婆也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就留给了缠了小脚的曾外婆照顾。那时母亲的口粮在学校，她身体弱经常生病请假。家里没有母亲的口粮，曾外婆在村里的大食堂吃饭，一碗玉米面她总要剩大半碗，偷偷带回家给母亲吃。

时光总是这么不经过，一晃眼，当年的小女孩也成了外婆，也用玉米面养着她的外孙女。

日子越来越好了，老家的房屋重建了。家里的空间更大了，父亲买了七八个比成年人还高的储备粮食的铝皮柜子，放在楼上楼下的角落里。

经济条件好了很多，家里的收入不再一味依靠卖粮。父亲更是舍不得一粒粮食，每一年家里收回家的稻谷、玉米、麦子、黄豆，晒得干透后装进柜子里，过个一两个月，遇到天气晴好，又慢慢地移到晒坝里暴晒。一年四季，父亲和母亲乐此不疲地翻晒家里存下的粮食，那是属于他们内心的安稳和满足。

一年又一年，家里的粮食越积越多。母亲曾经骄傲地告诉家里的客人，我们家还有十多年前的稻谷。父亲也说，我们家的粮食可以供一家人吃上七八年，不缺粮。

父亲母亲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劳作。他们遵循时序更替春种秋收。谷雨到来，山谷里传来了布谷鸟的阵阵叫声，他们开始春耕；秋分一过，桂花飘香，又到了秋收时节。我们家的粮食就是在父母一天天的劳作中丰盈起来。谚语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他们俩守着家里的粮仓笃定地过着属于他们的日子。

我和爱人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了。爱人常常说，家里要有一块地，心里才会安稳。周末，我们回家，家门口两边窗户外架起的竹竿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晒坝里的稻谷散发着田野特有的清香，都是今年新鲜的粮食。

母亲说，馨儿（我女儿）给她打电话了，春节回来要吃外婆做的新鲜豆腐。而院坝旁边的圈楼上，架着豆荚，今年，父亲在他的自留地里又种了一季的黄豆。

爱人和父亲聊起，他想有块地的理想。父亲哈哈大笑，说，山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他和母亲会一直给我们守着，等着我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