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置也很怪，不是居中对齐，而是偏着，刚好落在一团祥云图案的正上方。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是一份看起来已经泛黄的圣旨，纸边有些卷曲，绣线略微褪色。

可奇怪的是，开头那个“奉”字依旧清晰，像是刚绣上去没多久。

绣工繁复，丝线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位置也很怪，不是居中对齐，而是偏着，刚好落在一团祥云图案的正上方。

这事儿说起来没什么稀奇，可是当年正是因为这个字，很多人连想伪造的念头都不敢有。

圣旨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皇帝下的命令。

但在古代，这玩意儿可不是谁都能碰的。

碰了，轻则掉脑袋，重则满门抄斩。

可偏偏历史上还是有人动了歪心思——那会儿权力集中，圣旨一出，地方官吏哪敢不听。

早在秦朝，圣旨其实还没有那么复杂。

皇帝要发话，基本口头说一句，中书官记录一下，传令士兵就出门了。

那时候圣旨连个固定格式都没有，最多写个“制曰”。

有时候传得快了，干脆口耳相传。

可问题也就来了。

赵高和李斯那起事儿，就是靠伪造圣旨，把蒙恬害死的。

那会儿是秦二世在位。

李斯还在做丞相，赵高已经掌握了中车府的权力。

秦始皇死在巡游途中，赵高怕消息泄露，干脆把遗诏藏了，自己写了份假圣旨，命扶苏自尽、蒙恬下狱。

李斯本来有点犹豫，赵高劝他说：“大势已去，不如顺水推舟。”

蒙恬临死前还说：“我没罪。

若真是皇上旨意，也要见过原诏才信。”可惜，没人敢给他看。

这事儿之后，朝廷才开始重视圣旨的制度建设。

到了唐朝，圣旨就开始有了比较规范的流程。

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皇帝签字才算数。

不同的事儿还用不同的纸——封官的用绢，设地方的用白纸，科举的用黄纸。

颜色、字体、哪儿盖章，哪儿签字，全都有章法。

说白了，就是为了不让人钻空子。

可别小看这些细节。

那时候的官员，谁要是收到一份颜色不对的圣旨，立马就警觉起来了。

皇帝也知道，制度得靠细节撑着。

再往后到元朝，圣旨突然变了味。

蒙古人来了以后，开始用蒙古文写圣旨。

对汉人来说，这一下子就难办了。

不认得字，看不懂内容，就算想仿造，也无从下手。

不过元朝的皇帝头衔太长了，每次下圣旨都要列出一大串称号。

像元世祖忽必烈，他的全称是“大蒙古国皇帝、受命于天、大元皇帝……”写一封圣旨，光头衔就要半页纸。

有人笑说：“圣旨还没看完，差事已经干完了。”

可这些繁琐的头衔，却也成了一种天然的防伪。

明朝一开始，朱元璋就干了件大事。

他听了刘伯温的建议，定下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个字当开头。

什么意思？我是奉天命而来，不是自己想当皇上。

这八个字成了明清两代圣旨的标配，谁也不能乱动。

朱元璋出身农家，打天下不容易。

他太明白，权力得靠制度稳住。

所以他在圣旨的制作上下了大功夫。

那时候的圣旨，已经不是纸写的了，是用丝绢织出来的。

锦布为底，金线绣字。

轴柄根据收旨人的官阶来选材料——三品以上的用玉，五品用金属，再下面的用黑犀牛角。

看一眼就知道谁的级别高。

可真正让人头疼的，是那个“奉”字。

这一个字，全靠宫廷绣工手工绣成。

位置不固定，有时候居中，有时偏左，有时刚好落在祥云图案旁边。

每一份圣旨的“奉”字都不一样。

想仿造？先得找出那位绣工的针法，再看懂祥云图案的结构。

关键是，这些绣工是宫里养的，外人根本接触不到。

有个专做绣活的老匠人曾说：“绣一个‘奉’字，得两天时间。

线要选最细的双宫蚕丝，图样还得跟着御用画师画的图来，一针一线都得对着来。”

所以说，别看只是一个字，它就是一整套防伪的核心。

那时候也不是没人动过心思。

明末乱世，有地方官员试图伪造圣旨招兵自保。

结果被锦衣卫查出，满门抄斩。

案卷里写得清楚，那人用的是绢布，颜色也尽量模仿，可“奉”字位置偏了，祥云图案重线错了两针，一下就露馅了。

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圣旨制度，工艺更精了。

乾隆年间，有人私下打听：“这‘奉’字怎么做的？”结果话还没传出城，就被内务府锁了口。

圣旨不是普通的文件，它背后连着的是皇帝的脸面、朝廷的秩序，还有命运的走向。

谁要是动了这个念头，不管你是权臣还是布衣，后果都不轻。

据档案记载，雍正三年，有个地方官不识蒙古文，误把一份旧诏书当作新旨送上来。

雍正看了后没发火，只说了一句：“这圣旨是哪年写的，看不出来吗？”那官员吓得当场跪下，自请降职。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不认真读圣旨了。

参考资料：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李学勤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制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朱维铮，《中国古代官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来源：未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