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晚风。我每天都会分享有趣的事，如果觉得有趣的话，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支持一下，让我们把有趣的故事分享下去，把快乐分享，下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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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曼哈顿的德国移民博物馆里，一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1900 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德裔移民及其后代占美国总人口的 17%，远超英裔的 12%；即便是 2020 年，德裔仍以 14.6% 的占比稳居美国族裔榜首，英裔占比仅为 7.1%。但馆内另一组展品 ——1787 年制宪会议代表的族裔构成、19 世纪国会法案的语言文本、20 世纪总统就职典礼的宗教仪式 —— 却无一不指向 “盎格鲁 - 撒克逊”（简称盎撒）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 “人口数量与文化权重” 的错位，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德裔人口占优的美国，始终被视为 “盎撒国家”？答案藏在美国历史的文化主导权争夺、制度基因传承与身份认同建构中，每一步选择都不是偶然，而是塑造国家文化内核的必然。

美国文化的 “盎撒底色”，并非源于人口数量优势，而是植根于殖民地时期 “盎撒模式” 的先行确立 —— 当德裔大规模移民美国时，盎撒人已通过百年殖民，构建了覆盖政治、法律、宗教的文化框架，后来者只能在这一框架内融入，而非重构。1607 年，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随后的 150 年里，英裔移民通过《五月花号公约》确立 “自治传统”，通过《普通法》构建法律体系，通过新教（尤其是清教）塑造宗教认同。到 1776 年美国独立时，13 个殖民地的治理模式已深度烙上盎撒印记：立法机构模仿英国议会，司法体系遵循英国普通法，官方语言为英语，宗教活动以新教为主导。

此时的德裔移民虽已开始涌入（18 世纪末约有 10 万人），却因分散居住、职业集中于农业（如在宾夕法尼亚经营农场），未能形成文化影响力。更关键的是，德裔移民在政治参与上处于边缘 ——1787 年制宪会议的 55 名代表中，43 人有英裔血统，仅有 1 名德裔代表；1789 年第一届国会中，德裔议员占比不足 5%。这种 “先入为主” 的文化格局，让盎撒模式成为美国的 “默认设置”，后续移民无论族裔如何，都需学习英语、适应普通法、接受新教价值观，德裔也不例外。19 世纪中期，威斯康星州的德裔农场主为了子女能进入公立学校，主动放弃德语教学，改用英语；许多德裔教堂也从德语礼拜改为英语礼拜，这些选择并非被迫，而是融入美国社会的必然要求。

美国制度的 “盎撒基因”，进一步巩固了盎撒文化的主导地位 —— 独立战争虽摆脱英国统治，却继承了盎撒人的政治理念与治理框架，这种制度传承远比人口数量更能决定国家属性。美国的开国者们大多接受盎撒文化教育：华盛顿曾研究英国历史，杰斐逊推崇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的 “天赋人权”，麦迪逊设计的 “三权分立” 制度借鉴了英国的权力制衡理念。1787 年宪法虽创新了联邦制，但其核心原则 —— 有限政府、个人权利、代议制民主 —— 均源于盎撒政治传统，甚至连宪法文本的语言风格，都与英国《权利法案》一脉相承。

这种制度基因在司法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1803 年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确立的 “司法审查权”，其法理基础可追溯至英国普通法中的 “自然正义” 原则；19 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均接受过英国普通法训练，他们在判决中频繁引用英国判例，将盎撒法律传统融入美国司法实践。德裔移民虽在 19 世纪后期开始进入司法系统，却需遵循已有的法律框架，而非引入德国的大陆法系。例如，1900 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德裔法官克里斯蒂安・辛斯海默，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时，仍需引用 18 世纪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的判例，而非德国的《普鲁士邦法》。这种制度层面的 “路径依赖”，让美国即便德裔人口增加，也难以摆脱盎撒文化的制度束缚。

美国身份认同的 “盎撒建构”，是通过精英阶层的引导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将 “盎撒价值观” 塑造为 “美国价值观”，使不同族裔的移民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面临大规模移民潮，德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移民大量涌入，如何让这些移民 “美国化” 成为重要课题。精英阶层选择以盎撒文化为核心构建国家认同：公立学校的历史课本从英国殖民讲起，强调 “五月花号” 的自治精神与独立战争的盎撒传承；媒体宣传将 “勤奋、自律、个人主义” 等盎撒价值观定义为 “美国精神”；甚至流行文化如西部片，也将盎撒人塑造为 “开拓精神” 的代表。

德裔移民在这一 “美国化” 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盎撒主导的身份认同。20 世纪初，德裔创办的报纸《纽约时报》（最初为德语报纸）改为英语出版，发行量迅速扩大；德裔企业家亨利・福特虽保留德国姓氏，却在工厂推行 “美国价值观” 教育，要求工人学习英语、参加美国国庆活动。更关键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为避免被视为 “外敌”，主动淡化德国文化特征 —— 一战时，许多德裔家庭将德语姓氏改为英语拼写（如 “Schmidt” 改为 “Smith”）；二战时，德裔士兵在美军中英勇作战，通过保卫美国证明自己的 “美国身份”。这种 “去族裔化” 的选择，让德裔逐渐融入盎撒主导的主流社会，却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 “盎撒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 “盎撒认同” 并非排斥其他族裔，而是一种 “文化整合框架”—— 它允许不同族裔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却要求在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层面遵循盎撒传统。20 世纪后期，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美国开始强调 “多元文化主义”，德裔文化、爱尔兰文化、拉丁文化等都得到尊重，但这并未改变盎撒文化的核心地位：英语仍是唯一官方语言，宪法仍是基于盎撒政治理念的根本大法，新教仍是影响最广的宗教。例如，2020 年美国总统拜登（爱尔兰裔）就职典礼上，仍以新教祈祷仪式开场，宣誓时手按《圣经》，这些仪式细节都延续着盎撒文化传统。

如今，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档案馆，1787 年宪法原件旁陈列着《五月花号公约》的复制品与英国普通法的早期版本，三者并置展示，无声地诉说着美国与盎撒文化的渊源。馆内的解说词写道：“美国的诞生，是盎撒政治传统在新大陆的创新与延续，这种传统塑造了美国的制度与身份。” 这一解说，恰是对 “德裔占优却称美国为盎撒国家” 的最佳诠释 —— 国家的文化属性，从不取决于单一族裔的人口数量，而取决于谁构建了最初的文化框架、传承了核心的制度基因、塑造了共同的身份认同。

理解美国的 “盎撒属性”，不仅能帮助我们读懂美国的历史与文化，更能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核，是历史选择、制度传承与身份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能与人口统计数据形成错位，却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轨迹。这种错位并非矛盾，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正如美国，即便德裔人口占优，也始终带着盎撒文化的烙印，在传统与创新中不断前行。我会从“经济结构中的盎撒主导权”“外交政策的盎撒基因延续”“教育体系对盎撒文化的强化”三个新维度展开，结合19世纪美国工业资本布局、20世纪英美特殊关系、现代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等具体细节，进一步剖析美国虽德裔人口占优却被称作盎撒国家的深层逻辑，以流畅段落衔接，避免重复前文内容。

19世纪中期的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主导的钢铁产业正蓬勃发展，匹兹堡的钢铁厂产出占全美钢铁产量的40%，但掌控这些工厂金融命脉的，却是纽约华尔街的盎撒银行家——摩根财团通过提供贷款、收购股权，逐步将德裔创办的钢铁企业纳入掌控，最终形成美国钢铁公司。这种“德裔主导产业生产，盎撒掌控资本与规则”的经济格局，从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成为美国“盎撒属性”的又一重要支撑。尽管德裔在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占据优势，但盎撒人通过控制银行、证券交易所、垄断组织，掌握了美国经济的核心决策权，这种经济主导权的差异，远比人口数量更能决定国家的文化属性。

19世纪末，美国铁路建设热潮中，德裔工人承担了70%的铁路修建工作，却几乎没有德裔进入铁路公司的管理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盎撒人占比超过90%，他们制定铁路运价、规划线路布局，决定着铁路产业的发展方向。更关键的是，盎撒人通过制定经济规则巩固优势：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起草者均为盎撒精英，法案虽表面打击垄断，却在实际执行中更倾向于保护盎撒财团的利益，德裔创办的中小型企业反而更容易成为打击对象。这种“规则制定权”的掌控，让盎撒人即便在经济领域不直接参与生产，也能通过制度设计维持主导地位，德裔则只能在既定规则内发展，难以突破盎撒资本的掌控。

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更是深刻体现着盎撒文化的基因传承，尤其是“英美特殊关系”的构建与维护，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支柱，这一选择与德裔的外交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却最终由盎撒主导的决策层确定方向。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英裔）提出“十四点原则”，核心目标之一便是维护英美在全球的利益协同，即便当时德裔在美国政界已有一定影响力（如国务卿兰辛有德国血统），却无法改变美国亲近英国、疏远德国的外交走向。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盎撒背景）不顾部分德裔议员的反对，坚定推行“先欧后亚”战略，将英国作为欧洲战场的核心盟友，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价值314亿美元的物资，这种“英美并肩作战”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与盎撒文化圈的绑定。

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仍延续着盎撒逻辑：1949年北约成立时，美国将英国、加拿大（盎撒国家）列为核心成员，赋予其在北约决策中的特殊地位；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虽与英国存在分歧，却最终选择维护英美同盟关系，避免盎撒文化圈的分裂。相比之下，德裔推动的“对德友好”外交主张始终处于边缘——20世纪50年代，部分德裔议员提议加强美国与西德的经济合作，却因盎撒决策层担心“德国重新崛起威胁”而被搁置，直到60年代西德加入北约后，美国与西德的合作才逐步展开，且始终处于英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这种外交政策的倾向，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与盎撒国家保持紧密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其“盎撒国家”的国际认知。

美国现代教育体系对盎撒文化的强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完整链条，即便德裔家庭重视教育，也难以摆脱盎撒文化主导的课程设置与价值传递。在基础教育阶段，美国公立学校的历史教材虽提及德裔移民的贡献，却将盎撒移民的历史作为主线——从詹姆斯敦殖民到独立战争，从西进运动到两次世界大战，教材重点突出盎撒人的决策与贡献，德裔的历史多被简化为“移民群体的一部分”，缺乏对德裔文化、历史的深度解读。更关键的是，教材中传递的价值观完全基于盎撒传统：强调个人主义、竞争意识、有限政府，这些价值观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德裔在内的所有学生，形成统一的“美国价值观”认知。

高等教育领域的盎撒主导更为明显。美国顶尖高校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均由盎撒清教徒创办，其核心课程如“西方文明史”“政治哲学”，重点讲授盎撒思想家的理论（如洛克、亚当·斯密）、盎撒国家的历史发展，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的思想虽有涉及，却多作为“西方文明的补充”，而非核心内容。20世纪后期，即便美国高校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增设“少数族裔研究”课程，但盎撒文化仍占据核心地位——“美国研究”专业的核心课程仍以盎撒历史、文学、哲学为主，德裔研究仅作为选修课程存在，且选课人数不足“美国研究”专业总人数的10%。这种教育体系的设计，让美国学生从幼年到成年，始终处于盎撒文化的熏陶中，德裔文化则成为“个人兴趣”而非“国家文化核心”，自然难以撼动美国的“盎撒属性”。

20世纪末的得克萨斯州，一位德裔农场主的儿子在申请哈佛大学时，在个人陈述中写道：“我的祖父是德国移民，他教会我勤劳与坚韧，但我从美国历史中学会了什么是自由与民主。”这种表述恰是美国教育体系文化传递的结果——德裔文化被视为“家庭传统”，而盎撒文化塑造的价值观被视为“国家精神”，两者虽共存，却有着明确的主次之分。即便德裔人口占优，这种“家庭传统”与“国家精神”的区分，也让德裔难以形成对盎撒文化的挑战，反而主动将自身融入盎撒主导的国家认同中。

如今，在芝加哥的德裔文化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德国文化节”，展示德国的音乐、舞蹈、美食，吸引大量德裔后裔参与。但文化节的宣传海报上，仍清晰印着“美国精神中的德国传承”字样，将德裔文化定位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而非“美国文化的核心”。这种自我定位，从侧面印证了美国“盎撒属性”的根深蒂固——德裔虽在人口、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却在文化认同、制度规则、价值传递等核心层面，始终处于盎撒文化的框架内，无法改变美国的文化底色。

美国被称作“盎撒国家”，并非忽视德裔的人口优势，而是基于文化主导权、经济决策权、外交基因、教育体系的综合判断。德裔的贡献虽丰富了美国的多元文化，却未能突破盎撒人构建的文化框架与制度规则，反而在融入过程中主动接受了盎撒主导的国家认同。这种历史选择的结果，让美国即便德裔人口占优，也始终带着盎撒文化的深刻烙印，成为盎撒文化在新大陆的延续与发展。理解这一现象，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美国的文化本质，更能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是历史、制度、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人口数量只是其中一个维度，而非决定性因素。

来源：晚风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