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文山又名周盛连，广东省仁化县长江圩人。青年时期当过纸棚“打杂工”。他身材既不魁梧，资质也不敏捷，而且没有文化。只凭着狠毒、狡诈、蛮干、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特别是崇义西南地区，奸淫烧杀，鱼肉人民，为害几十年。

引子

＃本文摘自《崇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8年3月)，作者曾广济，原标题《匪首周文山罪恶的一生》

正文

周文山又名周盛连，广东省仁化县长江圩人。青年时期当过纸棚“打杂工”。他身材既不魁梧，资质也不敏捷，而且没有文化。只凭着狠毒、狡诈、蛮干、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特别是崇义西南地区，奸淫烧杀，鱼肉人民，为害几十年。

这三省毗邻的汝城、仁化、大余、崇义，正是五岭山脉的罗宵山脉南段与大余岭和南岭相连地带。这里山岭重复，溪水纵横，山高林密，涧深岩邃。盛产竹木，农产丰富。山间小块平原，自成村落。在升平时候，是尧天乐土，在离乱年头，却又是盗贼出没的渊薮。因为地连三省，统辖不一。每遇有强盗股匪活动，各省各县，只顾本境安宁，把盗贼股匪赶离自己辖境就算了事。甚或睁眼闭眼，不加闻问，这样就给那些狡黠的强人土匪以可乘之机。他们到处抢劫，杀人越货，出没在三省毗连几县的圩镇与群山之中。往往起事时只几个匪徒，不用三年两载，便形成股匪，啸聚山林，为害乡里，周文山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民国初年（大约1916--1918）周文山在大余县内良的八公坑纸棚内当“打杂工”。一天，他上山去折胶叶，偶然打个呼哨，只见路上几个商人扔下包袱，拼命奔逃。他觉得奇怪，走过去看，几个包袱丢在路边，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烟土（鸦片烟并），他喜出望外。这一下便触动了他当土匪的心机。回到纸棚，他对同棚伙计说：“这没本钱的买卖做得”。几个人商量之后，决定上山当土匪。

有时周文山一人去拦路抢劫，他用绳子把山路上面林子里的小树拴好连起来。当有人路过时，便先扯动绳子，满山小树动摇，发出瑟瑟索索的声音，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后，自己便下山栏劫，搜取过客的财物。有时过客虽然人多，因不明真相，也只好任他把财物拿走，不敢抗拒。以后几个人越来越大胆，便买枪聚众，大干起来。

那时正是军混战的年代，地方官员朝秦暮楚，哪有心思过问这些“癣济”之疾？因此不过几年，周文山竟聚有几百人，发展到明来明去，杀人放火，洗劫村镇。仁、汝、崇，余相连的山区都笼罩在周文山股匪的阴云之下，百姓过着终日惶惶，不得安生的日子了。

从民国八年（1919）开始抢劫圩镇至民国十四年（1925）冬天下山，前后六、七年中，曾多次洗劫文英、古亭、关田、聂都、乐洞；大余的沙村、吉村、内良，河洞，湖南汝城的集龙、热水、东岭、鱼王，广东仁化的长江、扶溪、城口等乡镇村落。其中民国十年（1921）在聂都打死刘性敷，打伤刘心凯。民国十三年（1924）抢文英，捉去张林柱父子。抢古亭路过文英时烧毁水头何建章房屋和上达铁罗湾屋。在古亭绑架邱福隆儿子，日将何姓老头。回归途中又捉乌洞径蔡传琳和他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至小陈洞又绑架聂都做客的邓仁仪。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十三日劫古亭，绑架巫义泰父子和周姓少女。民国十三年（1924）劫聂都，烧了老虎石、成塘子吴姓房屋数十间。民国十四年（19 25）正月，在樟冬坑大坳上绑架吴国淙。这一年还绑架了乐洞人黎宗藩，强制替他当秘书。至于栏路抢劫、打劫村僻人家，用酷刑逼取财物，牵走耕牛的事，真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因遭周的残害而家破人亡的更不在少数。

周文山抢劫钱财，较之一般土匪厉害。他不但抢劫人民财物，连他同伙的分赃也不放过，不过不是抢而是用别的方法罢了。比如他在掳人勒索方面，就花样翻新与人不同。他把来的年青女子作为货物，作价招标，让他的同伙来投标。得标的就从应分得的赃款中扣付女子身价，然后把女子领去作临时老婆。等这女子家中拿钱来赎人，所交的卖身钱又归周文山，而这个得标的喽啰不过做了几天或几十天“新郎”，便人财两空了。古亭某姓姑娘曾罹过这样命运，蔡传琳的女儿，也被拿出来招标了，只是被她原来的叔母刘氏（即周抢得的第一个押寨夫人）所救，才没受到糟蹋。

周文山不但在抢攒钱财时又狠又毒，而且在储藏金银的时候，也做得狠毒出奇。据说他每逢埋藏金银时，便叫一个喽啰挑着金银到深山里去，要喽啰挖出大小两个坑，用小坑把金银埋好之后，他乘喽啰不备，用枪打死，埋在大坑里，还说是替他守窖呢。这些屈死的喽兵都是他平日记恨在心的。有曾经接近过周文山的人说，他性情猜忌，怀疑身边长得清秀的喽兵和他的小老婆有不正当关系，为了不让“家丑外扬”，便一举两得地叫这些人死后替他作“守财奴”。因为他为人狡诈，这样的行动又绝秘密，人们不易察觉。但久而久之，他的亲信从他和大小老婆的争吵中，探索出这个秘密来。

提到周文山的大小老婆，人们不由得会对他激起强烈的憎恨，而对他的老婆和他们的亲人寄以无限的同情和怜悯。

就拿他的大老婆刘氏来说吧。刘氏是竹洞刘义洪的女儿，嫁给乌洞径蔡传斌为妻。在民国十三年（1924）正月初，周文山趁他们新婚后第一次归宁（俗称转门）的机会，在竹洞坳拦劫，把刘氏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原来刘氏身长面白，长得漂亮。周文山早闻艳名，垂涎己久。无奈刘家是殷实人家，竹洞村又人多势众（居民多有枪支，且又团结，小股土匪向来不敢去那里骚扰），无从下手。这回打听得刘氐和丈夫转门，便喜出望外，在竹洞坳上埋伏起来，见刘氏一行来到坳上，他便跳出来阻去刘氏去路，死皮赖脸地说：“刘妈，你来啦！这回你可得跟我去啰！不用回家了”。说完便拖着刘氏并押着蔡传斌等一些人一起上山，到了他的巢穴，便强迫刘氏从他，并威胁说：“你要不从，就把你娘家和夫家都杀绝，眼前就把你丈夫先开刀”。刘氏慑于威势，为了保全丈夫和两家人口，只好忍辱求全，做了周文山的第一个押寨夫人。

其后周文山利用各种手段，先后弄到六个小老婆。其中最后一个叫黎日英的，原是他抚养的过继女儿，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日英出落得很有几分姿色，又当妙龄之际，自然更加妩媚。这时的周文山是年过花甲的老翁了，但他淫心未减，竞不顾他老婆的吵骂和他亲家（日英的生身父母）的劝阻与反对，硬逼日英和他结婚，做了第七位小老婆。直到如今，有人提到这件事，黎日英还是恨声不绝呢。

周文山不但在家里拥有“美妾娇妻”，就是外出“视察”也要找个临时“伴宿”，或是轧个姘头，而且在这些事情上还要恃强霸道，巧取豪夺呢。民国二十二年（1933），聂都有个朱茂顺与杨姓养女有私，周见杨氏漂亮，就硬和她往来，还嫉妒朱茂顺，扬言要杀他。吓得朱躲避了几个月，后来由江源标从中周旋，罚朱土纸五担并扫大街一个月，才算了事。大凡周文山见到老百姓家里长得漂亮的妇女，便想玩弄，“文”的不行，就用武的。

周文山强盗生涯的时间越长，作恶就越多，人民就越恨。仁、汝、崇、余各县都在加强防剿措施。周文山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安危，他想用多年抢劫积累的无数金银，经营一个安乐窝，享受后半世荣华。这，只有“下山”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放下屠刀，改恶从善，不过是一种“隐身术”罢了。

民国十四年（1925）冬天，周文山顺水推舟地率部下山了。被崇义县政府报请上级任命为“边区大队长”。从此，山上的土匪变成山下的霸王。

原来那年（1925）春天，周文山为了报乱石坑的仇，在樟冬坑大坳头绑架了聂都团总吴为和的儿子吴国淙。当时周文山发出黑信，要吴为和交出四支步枪和多少银元前去赎尸。吴为和一面派代表和他谈判放人，并劝他下山；一面到余、崇、仁、汝四县去告状请兵进剿，组成合围的形势，对周施加压力，迫使就范。

当时刘氏也极力反对杀害吴国淙，她对周说：“你要了人家的钱，要了人家的枪，又要人家的命，这不做绝了么”？吴为和派去的两个代表（一个是竹洞的周振生——刘氏的舅父，一个是聂都刘学礼——刘氏的本家）也再三劝周不要杀害吴国淙，给自己留条后路。

周文山在内外形势逼迫下，又得到不给治罪并许为大队长的允诺后，终于下山了。

下山后，首先是要做点“好事”，一则在人民面前表示忏悔，二则要在政府面前立下功劳。

第一件“好事”是拿出一点钱给蔡传斌娶回一个老婆。事情是这样的：刘氏虽被周文山抢去了几年，但她还是难忘结发之情，留恋与原夫往日的恩爱。这回下山了，照理可以破镜重圆，无奈周文山死死拖着不肯放她。因此刘氏硬要周文山替蔡传斌另娶一个老婆。周文山一方面慑于雌威，一方面也觉得这是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好办法。便拿出一些钱替蔡传斌娶了一个老婆。这时的蔡传斌虽有一万个不愿意，也不敢不依从。因周文山手上有人有枪，啥样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才叫“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好把满腔仇怨埋在心底。待到抗日前夕，蔡某便抛弃家庭，从军去了。

在另一方面，周文山为了讨好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力镇压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次与红军、赤卫队打仗。1 930年革命高潮时期，赤卫队攻占崇义县城，就是周文山前来夺回去的。在镇压黄世宰农民暴动时，烧毁大密三条坑房屋的，还是周文山。他立下了这些“功劳”，赢得了国民党政府的信用和重视，被依为“剿匪”的主力。

但是，花无长好，月不长圆。几年比较没事，这位大队长渐渐要被人忘记。正好这时（约在民国二十三、四年）1934、5年，聂都有个陈耀廉，还有刘学芬，他们把周文山的种种不法告到县里，因此撤了他的大队长职衔，在家里坐冷板凳。他对这事是不会甘心的，除了对陈直接施加压力报复，还采取另外一些巩固地位的办法——那就是“养匪自重”。

他有意派出小喽啰，发给他们枪支，上山当土匪，拦路劫抢，打家劫舍。他却在家中坐地分赃。等到闹厉害了，地方商民士绅又要求政府叫他出来剿匪。他一出来，“土匪”就没有了。他又受到了重视，不坐冷板凳了。闹得最大的一次，要算在1940年前后黎英、黎雄的股匪事件了。

黎英、黎雄是亲兄弟，家住白溪田心村（是周文山在白溪的乡邻），周文山有意发给他兄弟俩一些枪枝上山当土匪。这俩人早就知道周文山的厉害；先叫你上山当土匪，以后他又来剿你立功，所以他们俩人表面上听周文山的话，暗里却加紧扩大势力，到了1940年前后，已有一百多人，渐渐地就不听周的指挥，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了。

这时正是蒋经国在赣南的时候，为了剿平黎英、黎雄这股土匪，也利用起周文山来，任命他为余、崇、犹边区剿匪大队长。对周文山来说，这是“皇太子”的荣命，怎不感到感笼若惊，感恩图报？因此更加不顾什么“绿林义气”而积极设法剿平这股土匪了。他毕竟是个老手，密派心腹打入黎英、黎雄股匪中间，终于在1941年正月打听确实：黎雄带着一个女人和几个土匪在白溪早堂纸棚内。周文山带兵围住纸棚，将黎雄打死，当场割下头来。接着在五洞茶头聂家捉住黎英，也砍下脑袋。周文山带着这俩颗人头到赣州向蒋经国报功，受到了蒋的嘉奖。

从此，“边区大队长”的宝座就更加稳如磐石了。

周文山在山上的时候，一直把陈沙附近的欧沙作为巢穴。那里西通汝城的东岭、鱼王，北连崇义的乐洞，南到仁化的长江。这一带山连着山，既偏僻，又离交通要道不远。

正好作为四出掠夺的中心。下山后，把老巢移到长江圩北边五、六里远的木溪头。他在那里盖了一所大庄园，占地几十亩，内有九个厅堂，几十间住房，有仓库、兵营，修械所、水井等配套建筑。四周围墙高达丈许，四个墙角各有突出的碉堡。住在里面既舒适又保险。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1936）又经营白溪村，把那里作为他的第二巢穴。白溪庄园的规模比长江小得多，但在往来的要道上加建了碉堡，作为外围的防御工事。

从白溪庄园建成之后，周文山便往来于长江白溪之间。

后来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溪了。

周文山为什么不在长江，要到白溪呢？

原来他下山后，虽在长江圩附近建立了庄园，但他与一些小股匪和散匪仍然藕断丝连，甚至把枪枝发给他人去拦路劫抢，他却坐地分赃。弄得商旅脚，市面萧条。长江商团到仁化控告他。有一次仁化县派兵来捉他，围住了庄园，幸亏在刘氏的帮助下才越墙逃跑。刘氏却被仁化县抓去，一年后才被释放，他也重回庄园。但是与长江商团结下了怨仇。

长江圩是粤赣边境的大集散，市区大、商行多，商团武装有几百人。长江圩四外乡脚宽人口多，广东人，民风强悍团结好，周文山吃他们不下。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旧历六月初六日，长江迂迎神赛会，周部和长江商团就打了一仗，周部被打死二人，只好自忍吃亏。回避这是非之地。

白溪是个小山村，当时只是半个保。可是山岭重叠，地形复杂。大量出产土纸竹木。它附近的一些圩镇，如东北边的聂都、关田，东南面的沙村，北面的文英、古亭，西边的竹洞、乐洞，人口都不多，民性淳厚，又没有什么地方武装，正好是他称王称霸的乐土。

另一方面，在白溪比在长江容易弄到钱，条件比长江优越得多，这里有无数的竹山，可以利用；有众多的土纸，可以转手赚大钱。这也是他要到白溪来的重要原因。

他建起白溪庄园之后，想到了要独霸一方，单凭几枝枪、几百人还是不行的，必定要在政治上有上级官府作靠山，才能霸得稳。还得有爪牙插进地方行政机关，才能扎得根住。因此，他便使用各种手段来勾结官府，树立威信，比如他在民国三十五年（六年）（1946、（1947））做六十大寿，仁化县政府送给他一方软匾，上面的大寿字是用仁化县政府印盖成的。崇义县长周国材亲临祝寿，还称他为叔。蒋经国到聂都视察，在他家住过一夜。这几件事给他大大地提高了身价，增大了威信。以后，崇义县政府先后安排他的儿子周振民当文英、聂都乡长，周振兰当聂都乡长，他的亲信肖大勋当聂都、古亭乡长。

这样，他自己当大队长有军权，有武力。在人事关系上有上级作靠山，在乡镇有他的爪牙，这就使得他在以白溪为中心的四外方圆几十里之内，成为一方霸王。他私设税卡，征收过境税，例如，土纸一担，税金小元二元（合1.36元），每当旺季，一天可收税金一担（以六十斤一担计算约八百多元）。他私设公堂，武断乡曲，不论是口角小事，财产纠纷，婚姻问题，他都受理。他断案既简单又干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凭直觉作根据，但一经他判决，谁也不敢不听。当然他也不会白断案的，总得有点油水。

在那个时代，农村最不好解决的就是婚姻问题。女方和女方家属认为离婚不光彩，多不愿离。因此往往争持不下。但是男方只要到周文山那里一说，把老婆“打把他”（送给他去处理，由他卖也好，嫁也好），那么女方愿离也得离，不愿离也得离。而且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等于周文山家的财物了。任凭他或嫁或卖都可以，女方及其家属只是敢怒不敢言，除非送够买身钱，才能回家。有的夫妻到他家请他解决婚姻纠纷，他叫男的先回去，把女的留下，对男的说：最好不要离，等我替你劝劝，过三个五个月，她回心转意，你来领回去。留下的女人住在他家替他干活。可是等到男的来领人，他却要人家付清几个月的伙食费，付不起钱，就判离婚，女人就算他的人了。这样的女人，都被安排住在一起，像商店货物一样，让人挑选娶走，他得身价钱，没走的继续给他家干活。文英、聂都都有这样真实的例子，也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事。

在抓壮丁那个时期，凡是躲壮丁的，只要到他那里交上五担谷，报个名当兵，他发给一个徽章，便可以大胆在家，乡保长再也不敢抓了。这些各自回家的“兵”又顶了编制的名额，不领薪饷，钱都归他自己了。有的出不起五担谷，就到他家白干活也可以。

周文山从当土匪到“大队长”，几十年中，做尽了坏事，享尽了荣华。他满以为可以在安乐窝里渡过幸福的晚年。

一声霹雳，崇义解放，周文山顿时手忙脚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吧，没有门路；去香港吧，土霸王没见过大世面，怕适应不了。想来想去，还是驾轻就熟，做窜山大王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下，他又“下山”了。当他被带到大余后，给他自由行动的待遇，他却想起了一生作恶太多，恐怕得不到人民的宽想，再次逃跑上山。

他凭着往日的“余威”，凭着手上的快慢机，逼迫几个身强力壮的民夫用箩筐抬着他，东流西窜地躲藏在白溪五条坑、李坑、拐坑等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穷山僻谷中，妄想苟延残喘，逃脱人民的惩罚。然而，人民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逃不了的。

周文山在山上躲藏的时候，两腿患风湿病已不能行走，靠几个民夫抬着走。这时外有解放军追捕的压力，内有疾病缠身的痛苦。也许是他平日作恶过多的报应吧，他此时两腿剧痛，不但白天不能行走，连晚上睡觉也没法消停。他必须命人将他的两腿用绳绷着高高地吊起来，头朝下躺着才会觉得减轻一些痛苦。过去他当山大王、当“大队长”，没少干吊人打人的事，如今不等别人绑他吊他，自己先绑起尝尝滋味。这天他正在扔坑纸棚里坐着，私自庆幸又能再活一天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不由得呀的一声便晕倒了。醒来时，冰冷的镣铐已把他的手脚紧紧地扣住了。

在监狱中，他低垂着头，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生意，角的肌肉不时地抽搐着。这说明他内心的恐俱与疾病的痛苦都到了相当的程度。当他还没有受完审的时候，一天，他头一歪倒下去，这个杀人魔君便呜呼哀哉了。

附近乡镇的人民，本来就等着公审枪决周文山，来解解心头之恨，如今听说他自己死了，群众愤怒地咆哮了，他们不听解放军和政府干部的劝阻，竟把周文山的尸体分了，拿到河滩上包着砂子砸成肉泥，让它顺着流水，饱饷鱼虾去了。

作为历史的陈迹，周文山在崇义儿十年的所作所为以及人们对周文出这个反面人物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模糊了。但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说，却还有提一提的价值。

霉菌只能生长在见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

土匪只能产生在政治腐败的旧社会。

崇、余、仁、汝的山川岩谷，依然如旧。但是自从解放以来，人们再不用担心走山路会遇拦路抢劫，住在山洼里也不用患愁明火夜劫；风大山上可以乘凉，章冬坑里可以唱歌。年轻的出纳员，背着鼓鼓的钱包，大胆地走向山僻小道，回工厂、林场去开支。饱经世故的老人，看到直摇头。小伙子却一点也不理解老人的心理，他们没有老人这样的经历呵！老人最后用叹羡的音调，进出一句：“你们有福，生长在新社会呵”！

资料来源：

《崇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8年3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