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远在河南省确山县老街乡的奶奶胡尹氏，与女儿胡凤英、女婿许国顺以及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一家六口在饥荒肆虐的边缘度日，生活异常艰辛。父亲在信中知晓至亲在故乡的艰难处境，忧心如焚。他与母亲反复思量，深知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直接缓解姑姑一家的重担，但作为儿子，

20世纪50年代，河南大地饱受连年自然灾害的侵袭，旱涝交织、粮食歉收，百姓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

远在河南省确山县老街乡的奶奶胡尹氏，与女儿胡凤英、女婿许国顺以及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一家六口在饥荒肆虐的边缘度日，生活异常艰辛。父亲在信中知晓至亲在故乡的艰难处境，忧心如焚。他与母亲反复思量，深知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直接缓解姑姑一家的重担，但作为儿子，对母亲的奉养之责义不容辞。

1956年冬，奶奶与表姐许翠莲在河南合影

为让年迈的母亲免于饥寒之苦，尽一份人子的孝心，同时也能稍稍减轻姑姑一家的生活压力，父亲与母亲最终商议决定，将在老家的奶奶接到相对安稳的昆明，与他们共同生活，以期在异乡给予她一个安定的晚年。

父亲随即写信给姑姑，安排姑父送着奶奶来到昆明，一同前来的还有表姐许翠莲。在昆明暂住几日后，姑父带着表姐返回了河南老家。

1957年1月，父亲结束速成中学学习，调任原昆明军区政治部北郊场干部轮训大队中队长。同年，母亲则奉调前往刚成立一年，位于昆明席子营的中央二机部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现昆明理工大学新迎校区）财务科报到。

父亲负责管理受训学员，与学员同吃同住，也很少有机会回家。母亲则带着奶奶和哥哥继续租住在昆明市三合营瓦仓庄8号院。

这一年，二姨王海琴高中毕业准备高考，就写信给母亲，希望继续支持她完成大学学业。母亲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只要她能考上，我们就全力支持。”后来，虽然以高分达到高考分数线，却又因所谓家庭历史问题，在政审中被拒大学校门外。二姨只能选择就读的建水一中留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1958年初，云南省政府机构精简调整，昆明航空工业学校整体并入昆明工业学校，部分教职员工留用，其余等待重新分配，母亲被列入了待分配名单，并有消息称待岗人员将下放至州市工作。此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哥哥年幼，还有奶奶需要照顾，便萌生了退职的想法。在与父亲商量时，父亲对母亲说：“如果在单位不开心，那就回来吧”。于是，母亲向学校递交了退职申请，回到了家中。

1958年夏，父亲、母亲、哥哥（5岁）与二舅王恒（后排右一）、表舅赵维藻在昆明合影

由于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家中老幼。母亲与父亲商量，想带着奶奶和哥哥回到红河迤萨，与外婆及家人团聚。临行前，父亲专门请假与母亲一道带着老幼一家四口从昆明乘班车颠簸两天，行程二百多公里到达元江县后，又租用两匹马，父亲照看着奶奶由一匹马驮着，另一匹马鞍一侧和背上捆着行李，另一侧挂个空箱子，母亲则挺着大肚子扶着哥哥坐在里面，在晨曦中出发。他们沿着元江河一侧七十多公里陡峭颠簸的山路艰难跋涉，暮色降临时终于抵达迤萨古镇。

同年8月，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全面展开。这一个月，姐姐也在迤萨出生。

大跃进时期，国家因严重“左”倾错误，加上连续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粮食和生活物资短缺。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工资，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并负担二姨中学期间学费生活费，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那个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母亲刚生产完，在家哺育姐姐，奶奶帮忙照看哥哥。三姨和四姨正在上学，外婆虽裹着三寸金莲，却仍要去参加镇上组织的大炼钢铁活动，与一群老太太们满大街四处寻觅废旧钢铁。

母亲回忆，那时全家生活十分清苦，有限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她总是省出自己的每一口饭，尽力让老小不挨饿。有时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悄悄起身用开水调拌点薯粉来充饥。由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姐姐常常饿得哇哇大哭。

奶奶和外婆两位“小脚”老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一同帮母亲操持家务。尽管生活艰苦，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母亲说，三姨性格直爽，有一次做错了事被奶奶批评，她就对奶奶说：“你在家啥都不干，好吃懒做，还是回你们河南去吧。”朴实的奶奶也不生气，用浓重的河南话回应：“俺吃的花的都是俺儿子寄来的钱，俺为啥要走？”事后也不往心里去，依旧和全家和睦相处。

父亲工作认真负责，其管理能力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认可与信任。不到两年时间，他便先后升任轮训大队管理科长、后勤处处长。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与提升，在父亲所在部队的协调下，母亲的工作也得到落实。父亲随即写信给母亲，希望将全家老小接回昆明共同生活。

1958年底，父亲请假前往红河，打算将外婆及全家一同接走。外婆考虑到父亲和母亲即将面临的生活压力，任凭父亲怎样劝说，都坚决不肯一同前往。因逗留时间有限，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先把母亲、奶奶以及哥哥姐姐接回，后续再另行想办法。

返程时，一家人依旧租用了两匹驮马。其中一匹沉稳地驮着年迈的奶奶，另一匹则像来时一样，马鞍两侧分别捆扎着沉重的行李和那只充当临时“座位”的木箱——哥哥就蜷坐在狭小的箱子里，随着马儿的步伐轻轻摇晃。父亲坚实的背上稳稳趴着姐姐，母亲则一手紧紧扶着哥哥的箱子，一手在必要时支撑着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这支负重前行的队伍，就这样踏上了更为艰难的回家路。

母亲后来每每忆起，总说返程比来时艰辛很多。由于迤萨和元江有着近1700多米的海拔落差，漫长而陡峭的山路爬升几乎贯穿全程。天尚未破晓，微光中一行人就已出发。老的老、小的小，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路面布满了硌脚的碎石和深浅不一的马蹄坑洼。上坡时，每一步都沉重异常，气喘吁吁，心跳如鼓；下坡时又得格外小心，提心吊胆地稳住身形。更令人煎熬的是元江干热河谷的酷烈阳光，它像无形的火焰炙烤着大地，毫不留情地倾泻在旅人身上。汗水很快便浸透了每个人的衣衫，沿着鬓角、脖颈不断淌下，湿漉漉地粘着皮肤，衣领处更是洇开深色的汗渍。烈日的暴晒与无尽的陡坡交织，让每一步都充满了辛劳。

返回昆明后，母亲前往昆明市化工局下属的昆明团结化工厂报到上班，并带着奶奶、哥哥姐姐在化工厂旁的村里租用两间房子安顿下来。

刚满三岁的哥哥，被全托送到原昆明军区司令部直供部机关（北郊场）幼儿园。那时，每周一早上父亲从北郊场骑自行车接哥哥去幼儿园，直到周六下午才能把他接到送回家。母亲说，刚开始每次送哥哥去幼儿园都极为艰难，哥哥哭得像个泪人，母亲也满心不舍、倍感心酸。

父亲曾回忆，那时骑车必然要经过华山东路，而这条路坡度极陡，禁止骑车下坡，交警常常躲在巷口拦截处罚违规者。

一天早上，父亲骑着车带上哥哥，从北郊场出发，途经莲花池、圆通街、华山东路，前往瓦仓庄。当他们骑行到华山东路下坡中段时，突然看到一名警察从右侧巷口冲出来，拦住了父亲。警察对父亲进行了一番教育，之后看到父亲是军人，便客气地放行了。

一周后的清晨，父亲像往常一样送哥哥。再次经过华山东路下坡时，他特意放慢速度，看了看巷口，没发现警察，便问哥哥：“看到警察了吗？”哥哥回答：“没有。”就在快到下一个巷口时，又有一名警察跳出来拦车，仔细一看，正是上周遇到的那位。父亲顿时觉得十分不好意思，赶忙道歉。幸好这位警察通情达理，再次放过了他们。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父母为了尽快把外婆他们接到昆明生活，母亲多次写信劝说外婆，并且想尽办法先把他们的户口全部转到了昆明。随后，安排二舅从鸡街前往红河，先把外婆、三姨和四姨接到鸡街，再送上开往昆明的班车。

外婆一行人抵达昆明后，全家八口人搬到了干部轮训大队提供的家属宿舍居住，居住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三姨和四姨分别转学到昆明市莲花中学和莲花小学就读。

一家人终于实现了团聚，生活也暂时安稳下来。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在那个艰难的年代，物资极度匮乏。父母微薄的收入要养活八口人，着实是入不敷出，生活的沉重负担让人倍感窒息。

目睹家中的困境，父亲部队的饲养员叔叔，偶尔会偷偷送来一些喂马用的蚕豆和玉米。母亲推辞不过，只好收下。母亲总是瞒着父亲，把这些豆子和玉米磨成粉，掺进全家的饭食里，聊以充饥。

在奶奶于云南生活的三年间，与外婆及家人和睦相处，父亲和母亲给予她悉心照料，让奶奶的异乡生活充满了亲情的温暖。然而，因父亲在武汉工作的表弟胡德堂提出想接奶奶过去一同生活，再加上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缘由。在征求了奶奶的意见后，父亲母亲虽满心不舍、纠结万分，但最终还是无奈同意表弟把奶奶接到了武汉。

奶奶离开昆明后，母亲依旧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三姨回忆，那时，外婆只要一听说父亲母亲发了工资，就会催促母亲赶紧给奶奶寄钱，还再三叮嘱不要亏待老家的亲人。

时光匆匆流转，尽管父亲心中一直牵挂着奶奶，但因工作繁忙，直至奶奶离世，他也未能及时赶回河南，亲自为奶奶送别，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961年1月，我在昆明出生。母亲常说，我从小脾气就十分古怪。不到一岁时，要是想要什么东西，稍微递得慢一点，我就会急得面红耳赤，浑身抽搐着抽泣，甚至哭到晕厥，也就是俗称的“气死病”。

（上图）父亲母亲于60年代初的留影，（下图由左至右）60年代初哥哥、姐姐我的留影。

快满三岁时，母亲打算送我去幼儿园。可我却死活不愿意去，每次都哭闹得死去活来。无奈之下，母亲经过再三权衡，只得第二次辞去工作回到家中。如此一来，家里少了一份工资收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六十年代初，为保障西南地区部队调动和物资运输，我军在贵州安顺设立油料转运站，确保战时后勤补给线畅通。

1962年底，父亲调往昆明军区后勤部贵州省安顺油料转运站工作。次年初，母亲带着外婆、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和我也一同前往贵州随军。

贵州转运站位于原安顺县幺铺公社云马生产队（现安顺市西秀区幺铺镇云马医院），营区周边荒无人烟，四周是巨大交错的蜂窝状岩溶洼地，奇特地貌如一个个巨大“天眼”。营区坐落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天眼”边缘半坡上，坡头左侧是两排家属平房，右侧是办公区。

1963年春，哥哥、姐姐和我在贵州安顺合影。

我们家居住的是左边一排靠右的两间套，门口有棵七八米高的大槐树。春暖花开时，满树槐花幽香阵阵。孩子们常爬树摘些槐花带回家，让妈妈们做槐花麦饼。

到达幺铺后，由于幺铺没有中学，三姨也就没有了学上，四姨和哥哥则在幺铺小学读书，四五岁的姐姐常带着我玩耍。一次，姐姐背我去营区外找在地里干活的母亲，经过一段坡路被碎石滑倒。姐姐摔趴在地，却紧紧护着背上的我。爬起来后，姐姐摸着摔痛的腿哭起来，我也吓得哇哇大哭。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工作很忙，办公室离家不到二百米，却常深夜才归。如遇紧急油料装卸任务，甚至半夜或凌晨才回，稍作休息又得工作。他偶尔在节假日带我们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安顺古城游玩。那时的安顺只有一条主街和着一条交叉的小河蜿蜒穿城而过。

记得一次父亲带我们去玩，在一家小馆子吃过晚饭后，我因要求未满足就嚎啕大哭，母亲怎么哄都不行。父亲一把抱起我走到河边桥上，把我身体往前一靠吓唬道：“再哭、再不听话，就把你扔河里去了！”，我即刻就停止了哭闹。那场景，我至今难忘。

尽管家中生活条件不佳，但母亲对我格外疼爱。母亲曾回忆，有一回父亲出差，带着母亲和我一同外出，路过一家小饭馆时进去用餐，特意点了一盘猪肘子。我双手各抓着一根骨头，站在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啃着。那副吃相引得周围的客人纷纷好奇围观，好像这孩子许久没吃过肉似的。

还记得一次我感冒发烧，母亲抱着我坐在窗前轻声说：“爸爸请何金科叔叔帮我们去买收音机了，晚上就能听广播了。”说着递给我半块粑粑。我指着粑粑皮上的芝麻说：“妈妈，芝麻。”恰被路过窗外的小伙伴新光（音）听见，他扭头一看我在吃东西，就跑进门大声问：“叫我干什么？”母亲会心一笑，把另外半个粑粑递给了他。

在幺铺生活，沉重的艰辛依旧如影随形。全家九口人的生计，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维系。每月薪水一拿到手，便如流水般迅速花光，常常是入不敷出，到月底就一文不剩，更别谈有什么积蓄了。

为在生活的困境中多寻得一丝生机，母亲绞尽脑汁想办法。她与外婆、三姨利用房前屋后每一寸狭小空地，精心种植着时令蔬菜、土豆和包谷。在阳光炽热的午后，或是露水未干的清晨，她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附近的山野、河沟边，弯着腰，仔细寻觅那些能充饥的野菜，带回来洗净后，成为饭桌上勉强果腹的补充。

多年后，母亲每每回忆起在贵州安顺的这五年时光，总会坦诚地说，那是她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压力沉重到如大山般难以承受的岁月。生活的重担几乎将她压垮，她日夜操劳，只为让全家人勉强维持生计。那种看不到尽头的匮乏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底。

以至于后来，每当提及那段浸满汗水与泪水的日子，母亲的眼眶总会不由自主地泛红，声音哽咽，最终化作无声的泪水悄然滑落。那段记忆，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的印记，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沉重历程。

为了结母亲对安顺幺铺的牵挂和记忆，2016年9月20日，我们陪同她老人家前往了故地。母亲站在我们曾经住过的平房地基遗址上，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经历，双眼饱含热泪感慨万分。

母亲站在安顺幺铺，我们家曾经居住过的残存房子地基上留影。

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后，美国取代法国介入越南事务，扶植南越政权阻挠统一，欲将越南南方变为殖民地和反共前沿。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威胁越南与中国安全。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责任，中国反对美国侵越，1965年后全面援越抗美，先后派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部队进入越执行任务，父亲所属后勤保障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根据当时部队所执行的遣散规定，像外婆这样的旁系亲属不得继续随军生活。

母亲与二舅商议之后，决定把外婆、三姨、四姨，还有刚刚年满七岁的姐姐，一同送到二舅所在的鸡街铅厂暂时安置，这样彼此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三姨回忆，他们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到达鸡街后，才发现二舅家的住房条件比想象中还要拥挤。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处，外婆、三姨、四姨和年幼的姐姐，只能暂时被安排到铅厂附近一个早已废弃的公共澡堂的一间空房里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外婆他们离开后，母亲依旧时刻牵挂着远在鸡街的亲人们的生活情况。为了尽可能地补贴二舅家的日常开销，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母亲仍总是按时将生活费寄回鸡街。她深知在那样的环境中，每一分钱都弥足珍贵。母亲的这份细腻关怀与深切牵挂，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地的亲人紧紧相连。

外婆、三姨、四姨和姐姐在个旧生活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外婆曾带着她们前往建水与二姨相聚。有一天，姐姐和二姨家一位邻居家同龄的小女孩在校园游玩时，看到一副挂在柏树上的吊环。姐姐顿时来了兴致，爬到高处抓住了圆环。没想到姐姐手劲不足，一松手便滑落下来，致使手臂关节骨折。这一摔可让外婆和大家心疼不已。父亲接到二姨的电话后，特意请假赶到建水，把姐姐接回了安顺。伤好之后，姐姐的手臂关节处留下了永久的痕迹。

后来，二姨与同样在建水一中任教的姜同高结婚，1966 年大儿子姜华出生。二姨与家人商议后，便把外婆接到建水生活，帮忙照顾孩子。

建水一中坐落在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建水文庙内。后面几年每到寒暑假，母亲也常送姐姐和我去建水看望外婆。

外婆和二姨家住在一座南方传统四合院的一堂两房，外婆住在左厢房。院子正中有棵高大的紫薇树（我们称它为“抓痒树”），春日里满树绽放着粉红花团，格外艳丽。四合院旁边有一个小山包，我和表弟姜华时常爬到山顶玩躲猫猫。文庙大门前的学海周边、高大的攀枝花树下，都留下了我们童年美好的足迹。

在父亲部队的官兵以及街坊邻居的眼中，母亲是一位热情好客、贤惠细心且尊老爱幼的部队家属。在我们的深刻记忆里，但凡曾经与我们家做过邻居的街坊们，都与我们家保持着深厚真挚的情谊。

1966年初，经父亲所在部队推荐，母亲被原昆明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评为1965年度“五好家属”。这不仅是对母亲个人品德的肯定，更是对她多年来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精神的赞誉。

随着援越抗美斗争的不断推进，为确保援越的军用装备物资在运抵云南之后，能够在火车与汽车、准轨火车与米轨火车之间顺利实现调运转运，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于昆明东郊组建昆明军区后勤转运总站。该总站下辖昆明王家营油料中转站和（红河州石屏县）宝秀油料中转站。

1966年6月，父亲再次临危受命，赴任昆明转运总站（昆字319部队），担任总站党委书记兼站长。这一年暴发了我国历史上持续了十年之久的一段严重政治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年，父亲先行前往昆明安置妥当之后，我们全家随后搭乘火车从安顺迁往昆明。同行的还有升任转运站政委的施作兵叔叔的爱人邓佐英一家。

经过近一天一夜的行程，傍晚时分，火车抵达昆明东郊站。车刚停稳，就看见父亲和许多叔叔见他们早已在站台等候。见到久别重逢的父亲，我心里十分高兴。父亲将我抱起，一同乘车，大约二十分钟后，到达牛街庄昆明军供站。

由于转运站刚刚建立，临时办公点就设在军供站院内。

父亲领着我们到他的临时办公室休息，静候晚饭。我满心好奇地爬上凳子，摆弄着桌上的办公用具。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瞧见那红蓝相间的笔杆，满心喜欢，便举起来问道：“爸爸，这是什么呀？”父亲洞察了我的心思，微笑着看了母亲一眼，对我说：“喜欢就送给你啦。”那一晚，我开心极了。就连晚饭吃的馒头和面条，也格外香甜。

回首这段充满艰难与波折的岁月，母亲的身影一直是家庭中最为坚韧的支撑。为了奉养奶奶、减轻姑姑的负担，她与父亲共同商议，将老人接到遥远的昆明；为了顾全家族里的老老少少、分担外婆的忧愁，她勇挑重担，承担起全家绝大部分责任；在饥荒年代，她省吃俭用，凭借柔弱的身躯抵御饥饿的侵扰；为了实现家族团聚、伺养老幼，她以无尽的辛劳、默默的付出和深沉的爱意。这份爱，是家族记忆中最温暖且最令人钦佩的永恒印记。

昆明转运总站机关营区位于贵昆公路东郊牛街庄火车站对面。下属勤务连和机关干部家属则安置在东郊两公里外的凤凰山脚的贵昆公路旁（原昆明陆军学院对面）。

转运站官兵素有“穿军装的装卸工”之称，主要担负昆明凉亭、王家营、牛街庄、羊方凹（军用油料）等货场的军用物资转运任务。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常人难以想象。遇紧急装卸任务，连续奋战几昼夜、吃住在货场是常事。

父亲在牛街庄转运站工作的宿舍兼办公室工作。

在军供站住几日后，托运行李到达，我们随即搬到八公里转运站家属区。哥哥姐姐转学到原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大院（即步校，后为陆军学院）内的石塘山小学。

我们家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土坯房里，有两间相连的大通间。进门最里面靠窗右侧是烧柴的土灶，左侧堆着柴火，灶旁放着从贵州搬来的大水缸和饭桌凳子。进门右侧有道门通里屋，里屋安放了一张大床、两张小床一字排开，两口木箱、一口皮箱、一口帆布箱便是全部家当。这一年，随着文革的深入出现社会动荡，生活物资紧张，母亲也照例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养鸡。

1967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四姨中学毕业，分配到原个旧市高压电瓷厂工作。至此，母亲完成了对三个妹妹的生活供给，家里生活也稍有了余裕。

随着美军在越南军事介入加剧，我军出国部队增多，后勤供应强度剧增。为支援物资转运，在母亲带领下，一个由转运站部分干部家属组成的临时“装卸队”成立了，主要负责除武器弹药外的生活给养和水泥等建筑物资的装卸。从此，不论寒冬酷暑，母亲每天一大早便与其他家属一道，乘车前往六七公里外的凉亭货场，或到陆军学院旁的昆明军区后勤部物资供应站，参加搬运装卸。

母亲回忆，搬运工作又苦又脏且没规律，劳动强度和工作量，与战士们不相上下。有时正吃着午饭，列车一到就得立刻放下碗筷投入工作。尤其遇到准轨（标准轨距）和米轨（窄轨）同站台搬运，时间要求更紧，需尽快腾出站台让后续列车进入。搬运木箱包装的被装等物资还算顺手，最难搬运的就是纸袋、麻袋、布袋包装的水泥、大米和面粉。不仅沉重易滑，而且粉尘弥漫。一天下来，满身尘埃，鼻孔和眼睛都被灰尘糊住。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还要忙着做饭收拾家务。待一切收拾妥当，才打来一盆热水洗去满身灰尘。有时她会唤我过去，帮她擦擦后背，我虽没多大力气，却擦得很认真。

那时生活环境条件差，几十户家属和勤务连几十号人共用一口水井。每天各家必做的家务就是去井边打水挑水，倒进家里的大水缸，这口大瓦缸至今还保留在我家小院里。

我们家南面不到一百米是贵昆公路，北面不到二百米是贵昆铁路。铁路主线旁有一处蒸汽机车倾倒废煤渣的场地，我们称为“火车倒炭”的地方。每当听到火车发出特有的长鸣声（预示即将倒渣），母亲和孩子们就会提着竹篮和簸箕飞奔过去。母亲也常带我们在“倒炭”场旁的路埂上守候。当冒着浓密蒸汽的机车长鸣驶离，大人小孩便蜂拥而上，用簸箕等工具拼命把滚烫冒着热气的煤渣往自己身边扒。等瓜分完一大堆煤渣，各自再慢慢仔细分拣。那场景，已永远定格在了记忆里。

为帮母亲分担家务，哥哥姐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焦炭炉子生起来，煮上米饭，等母亲下班回来做饭。

父亲任务繁重，通常都是偶尔周六晚回家一次，周日晚又得离开，多数时间只有母亲陪伴我们。父亲每次回家基本骑自行车。有时周日醒来，就见父亲把自行车翻过来“大卸八块”进行保养。我凑过去蹲在一旁细看，后来父亲拆车时，我总在旁帮忙打下手。

记得一天下午，母亲带我去牛街庄看望因工作繁忙许久未归的父亲。父亲陪我们吃过晚饭，天色渐暗，母亲便牵着我往回走。顶着当空皓月，四周寂静，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沙沙作响。突然路旁山坡树林中传来一声小动物的惊叫，吓得我直往母亲身边靠。母亲安慰道：“别怕，可能是小猫抓小鸟。”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讲故事。偶有汽车灯光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黑夜。

这一年，哥哥小学毕业，到离家七公里多位于官渡古镇的昆明市第九中学住校学习，每周六傍晚回家住一晚，周日下午返校，全靠一双腿往返于学校和回家之间。母亲说，哥哥学校宿舍睡的大通铺，卫生条件很差。有时回家换下的衣服上有很多跳蚤虱子，身上满是被叮的红疱，也不知受了多少罪。

哥哥住校后，家中只剩姐姐和我陪母亲生活。平日放学，若姐姐有事未归，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助。为分担母亲辛劳，我也学着生火、烧水，并按母亲教的方法，把洗净的米泡入水中，待其吸水膨胀后倒入锅中。接着，我掌控火候，过滤米汤，将米铺在蒸屉上，盖上锅盖静等饭香。这些动作虽笨拙，却是我开始学会对家庭责任的默默承担。

一天，哥哥回家说，同学家有养兔子的，只喂草就能长大，他也想养。母亲给他点钱，等下次哥哥回来时真带回一对小兔子。母亲就在家门口对面菜地边上用废砖和油毛毡搭了个兔窝。从此，我们放学后多了一项家务——提着竹篮去田间地头或铁路边打兔草、采奶浆草。兔子慢慢长大，繁殖很快，养不了就送些小兔子给街坊邻居。在我的带动下，许多人家养起了兔子，生活也得到些改善。

我们家还养了几只鸡，其中有一只母鸡特别能下蛋。每次听到它“咯咯”叫，我都会赶忙跑去捡蛋。有一回，它一口气连下了六个蛋，我便对母亲说：“明天它肯定还会再下一个。”母亲笑着回应道：“不会啦，能连下六个蛋已经很厉害了，再接着下会把鸡累坏的。”我不服气地说：“那咱们就打个赌。要是它明天还下蛋，就把蛋煮给我吃。”听到完母亲的活的，我便开心地跑开了。

第二天放学回家，我眼睛紧紧盯着那只母鸡。看着它慢悠悠地朝鸡窝走去，我便小心翼翼地慢慢靠近。我等啊等，终于，一枚白生生的蛋滚落了出来。我迫不及待地抓起那还热乎乎的鸡蛋，一路小跑着去找母亲。

那天晚上，吃着带皮的鸡蛋，我觉得格外香。

在八公里生活的几年，邻里关系和睦。我们家与副政委施作宾家关系尤好，母亲与其爱人邓佐英相约上下班，两家频繁往来，情深意厚。

一次我放学回家，刚生好炉子、烧上开水，见天色阴沉欲雨。我找来三把伞，顺着母亲下班的小路快步走去。刚过小桥，就见母亲和佐英阿姨迎面走来。我递上伞，佐英阿姨高兴地说：“哎呀，你家小建生真是太懂事了！”听到夸奖，小小的我心里美滋滋的。

父母的过度宠爱和娇生惯养，逐渐助长了我那乖僻且难以驾驭的坏脾气。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表现出任性妄为、肆意胡闹的行为，但无论我多么过分，母亲始终以无比的耐心和宽容对待我，从未曾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体罚，甚至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我。她的无尽包容和深沉的爱，成为我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庇护。

母亲每天清晨做好早餐才唤醒我们。姐姐醒来会自觉起床洗漱，拿着早点边吃边上学。而我总会赖着不起床，任凭母亲千呼万唤，夏天嫌热，冬天嫌凉。当我嫌衣服太冷时，母亲总是把我的贴身衣服塞进自己怀里捂热后，我才肯起床穿衣。

记得有一晚，因要求未满足，我对母亲大哭大叫，不停拉扯捶打她。母亲怎么哄劝都不听。无奈之下，母亲说：“你再闹再不听话，我就走了！”说完转身走进黑夜。我哭喊着紧随其后，真以为母亲不要我了，死死拽着母亲衣角，拉拉扯扯来到小桥边。母亲停下脚步，蹲下问我：“还听不听话？”我满脸泪水使劲点头。母亲接着说：“不听话，妈妈走了，你就见不着妈妈了。”随后牵着我返回家中。那一夜，我在疲惫中安然入睡。

我读四年级时的一个星期一早上，母亲唤醒我，叮嘱自己快起床吃早点上学别迟到。听我应声后，她便急忙出门乘车去凉亭货场装卸物资。

母亲走后，我又呼呼大睡。不知多久，猛然惊醒发现睡过头，四周鸦雀无声。我慌忙起床穿衣，背起书包冲出家门。在经过屋后小河沟上一条粗约二十五厘米的输水管时，因管壁布满露水，加之心急赶路，脚下一滑，连人带书包掉进河里，所幸冬季枯水，未被淹没。

我连滚带爬站起来，全身已浸透泥水。急忙跑回家，脱下湿衣擦干身体，却发现母亲昨天洗的衣服还晾在铁丝上。翻箱倒柜，只找出哥哥穿不了留给我的一套衣服，上衣是件七八成新的宝蓝色中山装。穿上后衣裤都不合身，也顾不上了，卷起袖口裤腿，背起滴水的书包就往学校飞奔。赶到教室时，第一节课已下课。几个同学见我狼狈样子围过来问，我委屈得说不出话，埋头趴在课桌不理人。

放学回家，母亲已在洗那堆泥水衣裤。见我垂头丧气，关切询问。听我含泪叙述后，母亲连忙上下打量着问我伤着没。确认无事后，她抚摸我的头说：“以后一定要按时起床，慌慌张张出门容易出事的。”

那时营区小伙伴不多，但相处融洽。我们常去屋后小河沟摸鱼捞虾，到对面凤凰山捡菌子，一起玩打仗、躲猫猫。在母亲的呵护陪伴下，童年过得简单而幸福。

一次勤务连猪圈搬迁，连队养的母狼狗刚生一窝小狗也要搬走。饲养员找来三轮车，把狗妈妈和狗仔装上车。经过玩耍的我们身边时，大家好奇地围上去跟着跑。副政委靳国宝叔叔的大儿子靳发定（我们叫他小狗哥哥）快跑跳上三轮车，和另一位叔叔一同“押运”。

行至小桥时，三轮车不知何故偏离方向，连人带狗翻进不到两米深的小河沟。我们叫喊着跑过去，只见三轮车斜躺沟底，两名叔叔正拉着小狗哥哥往沟边爬，狗妈妈则口叼小狗仔一只只拼命送上岸。见此情景，小伙伴们笑得前仰后合。母亲们听说翻车，纷纷跑出来查看自家孩子是否受伤，见人狗平安，便有说有笑领孩子回家了。

在八公里居住的几年，母亲老家的哥嫂姊妹常带着孩子来访，我们家成了亲戚们来昆明的“中转站”。每次他们来都很高兴，带些好吃的，或穿上父亲的军装在外面照相留念。临走时，父亲总要送几件军装给他们。要知道，那时穿件军装可是稀罕事。

1969年7月，三姨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鸡街公社（镇）老厂区卫生院工作。次年5月，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随着赤脚医生下乡运动的全面开展，二姨前往原个旧市鸡街公社小芭蕉生产队，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一年后，她被重新分配到个旧中医院工作。由于收入较低，母亲依旧时常补贴她的生活开支。

这一年，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八二三”派和“炮打司令部”派武装人员，分别占南面步校周边和北面石塘山麓的有利地形，并构筑工事。我们家住房正好处在双方交火的一片中间地带，子弹偶尔打在房顶上叭叭作响。尤其“八派”武装人员在距我们住房不到三百米的几座旧窑洞顶架起机枪，有时正吃饭就被震耳的“嗒嗒嗒”声吓一跳。为了安全考虑，勤务连和家属住房的窗户全用砖头封堵。

哥哥在昆明九中读完一学期后，转学到昆明铁路中学继续住校读书，并随学校停课八个月，参加昆明十万军民滇池“围海造田”工程。

1972年春，父亲母亲和我们在昆明合影。

1970年8月，为确保勤务连和部队家属的安全，转运站决定将勤务连移防至站部与贵昆路相隔的平房大院，全部家属则临时分散转移站部驻地。

站部院子不大，仅有一栋内走廊式办公与住宿混用的二层楼、一栋车库、一栋厨房和饭堂、一块篮球场、一排果树兼休闲区，二层楼后面是一大块果树和菜地。

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一同搬进了父亲位于一楼端头的一间狭小宿舍里。这间宿舍的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空间极为有限，但却是我们一家人暂时的栖身之所。尽管环境简陋，母亲依然尽力将这个小空间布置得温馨舒适，以确保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

次年7月，十五岁的哥哥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局机务段工作，统一安排在八公里石塘山开挖供全局使用的防空洞，并住进集体宿舍。姐姐转学牛街庄山头的昆明铁路中学初二年级，我转学与铁一中一墙之隔的昆东铁小五年级。

我们一家四口，仅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桌子，外加摞在一起的两口大木箱和皮箱、帆布箱，剩下不到三平方米的空间，全家人转身都困难。我和姐姐做作业，就搬来一大一小两个方凳放到窗外墙角，权当临时课桌椅。

母亲利用一楼中间走廊端头一小块空间，在楼外生好的焦炭炉后提进来，放在靠窗墙角，每天为姐姐和我做饭炒菜。父亲则在机关食堂就餐。对门的运输股长何钧科叔叔见状对母亲说：“你们还做什么饭啊，一起到机关食堂吃就是了。”母亲回答：“不行，这样影响不好，那么多家属看着，我们决不能带这个头。”

尽管我们所处的居住环境相对狭小，条件也显得颇为有限，但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与父母亲亲密无间地相聚在一起，这份简单而真挚的天伦之乐，无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受。母亲深知家庭的重担，为了不让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分心，不给他增添任何额外的负担，她总是选择默默无闻地承受着一切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从未有过半句怨言。不仅如此，她还时常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不要因为家庭琐事而影响到父亲在部队中的工作。以至于家中的哥哥，由于学业繁重，他很少有机会能够抽空回家，与我们共享家庭的温馨。即便偶尔回来，也仅仅是稍作停留，稍事休息，便又急匆匆地赶回学校。

姐姐放学回到家，帮母亲做完家务后，便独自去写作业了。而我呢，把书包一扔，就去找部队里的驾驶员、饲养员、放映员、炊事员、卫生员、文书等“各大员”们一起玩耍。

有一天，我玩得太尽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吃早餐时，才猛然想起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我急得直跺脚，眼眶泛红地问母亲该怎么办。母亲赶忙把父亲叫回来想办法。父亲找来了文书，请他帮忙写一篇作文。文书问清题目，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就写好了一篇短文。我赶忙接过短文塞进书包，朝着学校飞奔而去。我利用课间操的时间，偷偷地把作文抄在作文本上，这才交了差。

一天傍晚，吃过饭后，我和小伙伴们在营区旁的菜地里玩打仗游戏。在撤退奔跑的时候，因天色已暗、视线不清，跳进了战士们浇菜的粪池里。我跳挣扎着好不容易爬了上来，这一幕引得伙伴们哈哈大笑，他们跑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打着手电筒，与父亲一同找到我时，我正满身粪茬站在菜地边瑟瑟发抖。父亲把我带到菜地旁的猪圈，用胶皮水管反复冲洗我的全身。从那以后过了很久，我总感觉身上还残留着一股难以忘怀的味道。

回首在昆明八公里和牛街庄那段交织着艰辛与温暖的岁月，母亲的身影始终是家庭最坚韧的支柱，是家风最无声的塑造者。她没有高深的训诫，亦无刻意的标榜，只是以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为我们浇筑了家风的根基。她以无尽的慈爱和包容化解顽劣，用捂热的寒衣和深夜的守候滋养心灵；她坚持原则自律持家，维系邻里和睦，默默支撑家庭，无言地诠释着奉献与顾全大局。

这份“润物无声”的滋养，将勤劳、坚韧、慈爱、正直与奉献的品格，悄然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指引一生的精神灯塔。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