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福建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5 年 9 月 22 日，

福建省纪委监委官网弹出一则不足百字的通报，头砸进福州官场的平静水面

——“福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福建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一天，距离高明 1983 年 8 月踏上仕途，已过去 42 年；

距离他从政法系统卸任，过去了 5 年；

距离他出生的那个平潭渔岛，仿佛隔着一生的浮沉。

这位从海岛基层走出来的 60 后官员，曾踩着福建改革开放的节奏，在县域治理、开发区建设、临港产业布局中留下 “实干” 印记，最终却没能逃过反腐利剑的审视。

他的故事，是福建本土官员晋升样本的缩影，更是 “能吏” 栽倒在贪欲陷阱里的警示注脚。

1960 年 1 月，高明出生在福建平潭的一个渔村。

彼时的平潭，还是个被台湾海峡风浪裹挟的孤岛，靠渔业、盐业谋生，进出岛全靠轮渡，遇上台风天就成了 “与世隔绝” 的海上囚笼。这样的生长环境，让他后来的仕途里，始终带着一股 “要改变闭塞” 的执念。

1983 年 8 月，23 岁的高明揣着大学文凭（资料未明确本科院校，推测为当时的地方性院校），被分配到平潭县岚城公社任党委代理秘书。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公社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进度表”，桌上堆着渔民纠纷调解记录、乡镇企业登记申请 —— 这些琐碎到骨子里的工作，成了他基层治理的 “第一堂课”。

“那时候他不像个‘干部’，倒像个跑腿的。” 一位平潭老干部回忆

“渔民因为海域划分吵架，他光着脚去海边劝；公社办的水产加工厂缺原料，他跟着渔民出海收鱼货；连村民家的孩子上学难，他都去县里教育局跑名额。”

就是这份 “不端架子”，让他在 1985 年调任屿头乡党委副书记时，成了渔民眼里 “能办事的小高”。

在屿头乡，高明分管经委工作，赶上了福建 “乡镇企业萌芽” 的风口。

他顶着压力，把乡集体的废弃盐场改造成水产加工厂，引进冻库设备，让渔民的鱼货不再 “靠天卖价”，能远销福州、厦门。

1990 年，他升任屿头乡党委书记，又牵头修了乡级公路，结束了屿头岛 “无陆路出岛” 的历史。

1992 年，高明调任平潭北厝乡党委书记（后北厝撤乡设镇，任镇长、镇党委书记）。

北厝镇紧邻平潭县城，是当时平潭发展的 “桥头堡”。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县财政、跑福州交通部门，争取到资金修建北厝渔港。“

那时候渔港建设，他天天泡在工地上，晒得跟渔民一样黑，脚底板全是蛎壳划的口子。”

一位参与过渔港建设的老人说，渔港建成后，北厝的渔民再也不用把船停在露天滩涂，台风天也能保住渔船，“渔民们都喊他‘高书记’，不是因为官衔，是因为他真的帮大家解决了吃饭的营生。”

1995 年 1 月，35 岁的高明兼任平潭县政府县长助理，仍挂帅北厝镇党委书记。

这种 “党政一肩挑” 的安排，在当时的福建县域里并不常见，足见上级对他的信任

—— 既懂基层治理，又能抓经济发展。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公社秘书，蜕变成能独当一面的乡镇 “一把手”，而平潭这片渔岛，也成了他仕途起步的 “第一块跳板”。

1995 年 11 月，高明离开家乡平潭，调任罗源县政府副县长。这是他仕途里第一次 “跨界”

—— 从海岛县到山区县，从熟悉的渔业经济到陌生的农业转型、工业萌芽。

罗源当时是福州下辖的 “穷县”，以水稻、竹木种植为主，工业几乎是空白，他分管的 “经济口”，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他到罗源第一件事，就是跑遍全县 11 个乡镇，回来在县政府会议室挂了张‘罗源湾资源分布图’。”

一位罗源退休干部回忆，高明当时提出 “向海要效益”，力推罗源湾沿岸的简易码头建设，

“那时候没钱，他就找福州港务局‘化缘’，争取到旧设备；没施工队，就动员沿岸村民出工，给村民记工分、补粮食。”

简易码头建成后，罗源的竹木、食用菌终于能通过海运销往外地，县域经济增速从 1995 年的 8.2% 提升到 1998 年的 11.5%。

1998 年 5 月，高明迎来仕途的 “关键一跃”

—— 调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尾区副区长（正处级），后又兼任福州科技园区马尾园管委会主任、马尾区委常委。

马尾，是 1984 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 14 个国家级经开区之一，是福州对外开放的 “窗口”，也是福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试验田”。

在这里的 7 年，高明彻底摆脱了 “县域官员” 的标签，成长为懂园区运营、会产业招商的 “经济操盘手”。

当时的马尾，正面临 “从传统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的阵痛。

高明主导修订了福州科技园区马尾园的产业规划，把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定为核心产业，推出 “税收三免三减半”“厂房首年免租”“人才公寓拎包入住” 等政策。

为了招商，他带着团队跑深圳、上海，甚至跟着台商去台湾考察电子企业。

2002 年，他成功引进一家台资电子企业，这家企业后来成为马尾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带动了 10 余家配套企业入驻。

“他那时候跟企业打交道，不搞虚的。”

一位马尾台商回忆，“企业缺工人，他帮着对接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企业进出口报关慢，他去海关协调‘绿色通道’；甚至企业老板的孩子上学，他都帮忙联系学校。”

这种 “保姆式服务”，让马尾的工业总产值从 1998 年的 45 亿元，涨到 2005 年的 120 亿元，

高明也成了福州开发区系统里 “能干事、会干事” 的标杆。

2005 年 12 月，45 岁的高明调任闽侯县委副书记、代县长，2006 年 2 月正式当选县长。

闽侯紧邻福州主城区，是福州 “西扩南进” 战略的核心区域，此时的福建，正掀起 “县域经济大发展” 的热潮，高明的 “实干” 风格，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闽侯当时的短板是交通

—— 县城到福州主城区只有一条省道，堵车是家常便饭；青口汽车城虽已起步，但物流不畅制约了发展。

高明上任后，把 “交通先行” 作为头等大事，亲自带队跑省交通厅、跑发改委，推动福州绕城高速闽侯段、京台高速福州段的前期工作。“

为了一个审批环节，他能在省交通厅的走廊里等半天，中午就吃个盒饭。” 闽侯一位老干部说，2008 年，福州绕城高速闽侯段开工，他几乎每周都去工地督查进度，

“有次暴雨冲毁了施工便道，他凌晨冒着雨去现场指挥抢修，浑身湿透了都没顾上换衣服。”

交通基建的落地，给闽侯带来了 “蝴蝶效应”：

青口汽车城引进了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闽侯县城与福州主城区开通了公交互通，大量福州上班族选择在闽侯置业，带动了房地产和服务业发展。

2010 年，闽侯的 GDP 达到 235 亿元，年均增速 15.3%，从福州下辖县域的 “中游水平” 跃居第二，高明也因此被称为 “闽侯发展的推手”。

2010 年 5 月，高明调任连江县委书记。

连江，拥有 209 公里的海岸线，是福州港的核心港区所在地，当时福建正大力推进 “临港工业”，高明又一次踩准了发展节奏。

他上任后的核心任务，是引进 “龙头项目”—— 中海油连江一体化石化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他带着团队赴北京对接中海油总部，历时 8 个月谈判，解决了环评、用地、海域使用权等一系列难题。

“中海油的人说，从没见过这么‘轴’的县委书记，为了项目细节，能飞到北京跟他们开一整天会。” 连江一位官员回忆。

2012 年，中海油连江一体化石化项目正式落地，总投资超 100 亿元，这是当时福州港引进的最大临港工业项目。

项目投产后，不仅带动了连江港口吞吐量翻倍，还催生了 10 余家配套化工企业，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5000 余个，连江的财政收入也从 2010 年的 18 亿元涨到 2013 年的 32 亿元。

此时的高明，仕途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 从县域主官到省级部门任职的 “跳板”，已经清晰可见。

2013 年，高明调任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这段省级部门的任职经历，虽不像主政县域那样有 “亮眼政绩”，却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人脉网络

—— 国企负责人、省级机关干部、企业工会代表，这些都为他后来重返福州任职埋下了伏笔。

2015 年 4 月，高明回到福州，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后又兼任福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在高新区，他延续了 “产业招商” 的风格，推动高新区修订产业规划，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一年内引进了 3 家上市公司区域总部、15 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区工业总产值从 2015 年的 86 亿元增至 2016 年的 132 亿元，增速居福州各园区首位。

2016 年，高明升任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达到仕途巅峰。

在政法系统，他推动 “平安福州” 建设，主导网格化服务管理改革

—— 将全市划分为 1.2 万个网格，整合综治、城管、司法、民政等部门力量，每个网格配备 “一格三员”（网格员、调解员、民警），实现 “小事网格办、大事街道结”。

数据显示，改革后福州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从 2016 年的 82% 提升至 2020 年的 95%，群众信访量下降 30%。

2017 年，他还推动成立福州市法学会，吸纳高校学者、律师、法官等加入，试图构建 “法治建设智囊团”，这在当时的福建政法系统中算是创新举措。

然而，就在 “政绩光环” 的背后，争议的暗线早已埋下。

2016 年，高明任福州副市长期间，平潭综合实验区白青乡民政办被查出 “已故人员冒领低保金” 问题

——3 名已故村民的低保金被继续发放，累计冒领 10671.22 元，直至群众举报才被发现。

作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市长，高明被福建省民政厅通报批评，要求 “深刻反思监管责任”。

当时有民政系统内部人士透露：

“低保核查本应是季度抽查，但那段时间高副市长主要精力在高新区建设上，民政工作抓得松，基层才敢敷衍了事。”

更值得玩味的是，通报发布后，高明未公开回应，也未推出针对性的低保监管改革，与他在经济领域 “雷厉风行” 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更大的争议来自他主政马尾期间（结合履历推测为 2000 年后）的 “过度开发” 质疑。

马尾作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 年后迎来新一轮征地热潮，有市民反映，部分地块在未完成拆迁补偿协商的情况下就启动平整，还有 2 个村庄被纳入 “产业园区规划” 后，因项目迟迟不落地，耕地闲置近 3 年。

当时福州本地论坛上，一篇《马尾开发：是发展还是浪费？》的帖子引发热议，质疑 “为了政绩搞土地财政，不顾农民利益”，但这些质疑未获官方回应，高明也未就此接受媒体采访，争议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在 2018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中，高明作为福州代表团团长赴甘肃定西督导生态林项目，推动福州企业在定西投资建设万亩生态林，吸收 200 余名贫困户务工。

这本是正面政绩，但后来有定西当地官员透露：“项目资金的使用监管并不严格，福州企业是否真的按约定给贫困户发工资，没人细查。”

只是当时没人想到，这些 “监管漏洞”，会成为他后来被查的潜在线索。

2020 年，高明从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岗位上卸任，此时的他已 60 岁，距离退休仅剩 5 年。

外界以为，这位从渔岛走出来的官员，会以 “退休老干部” 的身份安度晚年，却没想到，5 年后的一则通报，打破了所有平静。

高明被查，并非偶然。

自 2020 年以来，福建已查处多名涉及土地、工程、国企领域的官员 ——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因 “搞政绩工程（耗资 2 亿元建烂尾歌剧院）、收受巨额财物” 被判无期徒刑；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趋势：福建对 “靠地吃地、靠工程吃工程” 的腐败行为零容忍，而高明长期主政县域、开发区，经手大量土地出让、工程招标项目，恰好处于这一反腐风暴的覆盖范围内。

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披露高明违纪违法的具体细节，但结合他的履历和福建反腐重点，外界普遍推测其问题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在闽侯、连江、马尾、高新区任职期间，土地出让、工程招标中的利益输送；

二是政法系统任职期间，利用网格化改革、法学会建设等项目谋取私利；

三是扶贫协作中，定西生态林项目的资金监管漏洞。

如今，福州高新区的厂房依旧繁忙，

连江的临港石化项目仍在运转，

定西的生态林已郁郁葱葱，

平潭的渔港里依旧停满了渔船

—— 这些高明曾参与推动的项目，仍在滋养着这片他奋斗过的土地。

但他自己，却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光着脚在渔岛滩涂上奔跑的青年时代，也无法面对那些曾因他的实干而受益的百姓。

从平潭渔岛的公社秘书，到福州政法系统的要员，高明用 42 年走完了仕途的 “上升路”，却在终点前栽倒在贪欲的陷阱里。

这，或许就是高明浮沉一生，留给时代最沉重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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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