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的300余名师生由长沙徒步至昆明，途经湘、黔、滇三省，行程约1663公里，历时68天。

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的300余名师生由长沙徒步至昆明，途经湘、黔、滇三省，行程约1663公里，历时68天。

湘黔滇旅行团行进途中

因南京沦陷，长沙临时大学无法继续教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校方决议：

“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2月，全校师生分为3路出发，其中有一路是湘黔滇旅行团，由300多位师生组成。

这是抗战时期极为特殊的一个旅行团，他们将“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的理念贯彻全程，横跨了湘黔滇三省。而他们主要依靠的交通方式是：

步行。

跋涉数千里的收获

一路上，同学们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

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了一个诗歌采风小组，深入百姓生活，广泛搜集民歌。

采集的过程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刘兆吉回忆道：“文化越不开通的地方，男女的关系越隔膜。一般妇女乍逢我们这些异言异服的外乡人，简直像怪物一样地看待……要向伊们口中调查歌谣，也许会加给调戏妇女的罪名。”

有一次，刘兆吉到一座山寨采风，刚爬到半山腰，就听见山上有人喊话。不一会儿，下来几个苗人，经过翻译才知道，苗人刚才是在发出警告，如果刘兆吉再往上走，就要放滚石檑木了。

1938年3月30日，钱能欣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寨门前挂有警告木板，上书：

请勿黑夜入寨，免遭误伤。

最终，在老师闻一多的指导下，诗歌采风小组精选了771首民谣，编成了《西南采风录》。

这本书被学界誉为“现代《诗经》三百篇”，其中不乏直抒胸臆、体现民间疾苦的佳句：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浊水，世上官多不太平。”

湘西神像为远古神话研究提供了重要印证

闻一多教授也是旅行团中的一员，他在贵州大地上饱览奇妙的自然风光，创作出百余幅写生作品，其中一些作品还陆续发表在《美术》等杂志上。

闻一多的塑像

闻一多的这些写生作品，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类，其中以人文景观为主的又可分为寺塔牌坊、庙宇屋舍、路桥和佛像四大类。

据马学良回忆，1938年，闻一多在跟随旅行团南下途中，在湘西一个苗寨的村外露天坝发现有一尊人首蛇身的神像。此石像是一个人头，长有两条蛇的身子，蛇尾相交。

当时，闻一多未能向周围苗族调查此神像的姓名、来历以及职司等，但他在这尊石像前徘徊很久，神采飞扬，兴奋不已。他认为，这一实物为他的远古神话研究提供了重要印证。

他研究伏羲的一些论文如《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等，就是根据在湘西见到的原始宗教神像，并结合民间流传的神话写成的。

“西南三千五百里”

在旅行过程中或宿营休息时，辅导团的老师们也会结合当地的地理山川、民风民俗开展现场教学。

钱能欣将沿途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翔实可靠的文字资料。李继侗介绍云南农村的情况，袁复礼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

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也是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员。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正是这次旅行，让他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败落，使他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

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也具有了一种使命感。

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终于于4月28日到达了昆明。这次“小长征”，不仅影响了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后来西南联大的性格。

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胡适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美国学者易社强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

“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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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