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9年的昆明，那届世博会真是热闹，第一次把“世界”两个字摆在自家门口，来自全国、全世界的人挤成了潮水。江西馆排场不小，按计划，是要让人记住“江西”这两个字的。那天上午，打开馆门，他穿着一身深色西服，镜头扫过去，精神面貌不差，还在镜头前说了几句场面话。下午，
在世博会上消失的副省长：胡长清的最后一程
人会在近千万人面前忽然不见吗？还真发生过。更要命的是，这个人还是江西的副省长，马上就要进京任职。你说巧不巧，正风光的时候，人没了。
1999年的昆明，那届世博会真是热闹，第一次把“世界”两个字摆在自家门口，来自全国、全世界的人挤成了潮水。江西馆排场不小，按计划，是要让人记住“江西”这两个字的。那天上午，打开馆门，他穿着一身深色西服，镜头扫过去，精神面貌不差，还在镜头前说了几句场面话。下午，央视做了个简短采访，电视里播出来，看着气色红润，谁会想到第二天戏就反转了。
转折来得特别生活化。第二天，江西团里临时遇到点麻烦，得请示。一屋子人去找“胡副省长”，敲门没人，打手机也没人接。先是以为忙，过一会儿，还是空响。场合太大，谁都不敢拍板，大家心里有点打鼓，派了人沿着场馆、酒店来回找。那时候的手机信号没现在这么好，拨着拨着就成了无人接听的嗡嗡声，越找越慌。
消息逐级往上报，秘书长那边也急，电话一通通打过去，像往湖里抛石子，不见回音。一直到下午，他那头突然回拨过来，显示的就是他本人。那一刻，秘书长是真的松了口气。对方语气不紧不慢，说有点急事要回南昌，因为昆明直飞的票买不到，就先去深圳转机。听起来合理吧？还特地说，不用安排人随行。
如果故事到这儿停下，最多就是个“领导忙中有急”的小插曲。可惜没停。北京那边同样在找他——要提前对接他进京的事。他的电话，还是联系不上。偏偏现在大家都习惯看定位了，秘书这边一查，屏幕上亮着的，不是深圳，是广州。
为啥要说自己在深圳？人在广州，嘴上却绕了个弯，像是怕谁知道似的。办公室里没定论，有人担心是不是出了安全问题：一位副省级干部，到了这种大场合，确实不排除意外。也有人压低声音说，会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先一步躲了？又一想，不太像。他在江西口碑不差，写得一手漂亮字，讲话也稳，从基层摸爬上来，一路没出过大岔子。身边很多人都愿意给他作保。
他少年时确实吃过苦，湖南农村的孩子，条件拮据，读书读到半路断了粮，去部队穿上军装，就图个能吃饱。年轻的时候，他是典型的“靠自己往上走”的那一类人。后来从军队转地方，进了劳动系统，又去保险公司，过了几年，机会来了，被调到北京，见了世面，再往后借着风往江西一落地，位置就靠近了省领导班子。1998年，他只有五十出头，进了副省长的行列。这些年，他习惯把自己当成一个“拎得清”的人。
正因为他的履历漂亮，大家才更想把这次失联朝“意外”那边想。可等到人真被找到的时候，房门一开，台词全变了。
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十四楼的一间客房，房卡显示是1430。调查人员赶到时，他正躺在大床上大睡，空调呼呼吹，床头柜上还放着矿泉水和两部崭新的手机。醒来那一瞬，他并没有惊慌失措，甚至还带着一点“被打扰”的不耐烦。
接下来是一遍例行检查。行李箱里，翻出一张假身份证，两只还没来得及贴膜的新手机号卡，扎成一卷的两万元现金，还有一小盒蓝色的小药片。每一样东西，单拎出来都能讲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另一层意味。你想，一个副省级干部，正常办事用不着假名吧？带着两部新机子做什么？随身揣着那么多现金，是怕留下记录？至于那盒小药片，翻译成委婉点，就是“补身子”的，懂的都懂。
这时候，有个名字浮出水面：江美玲。她十八岁入职赣江宾馆，当年的任务是照应这位新到任的副省长的生活起居。年轻、人也漂亮，按理说就是帮忙打点客房的，谁知道两人的关系渐渐走到了“公事之外”。江西那段时间，他每月给她的零用钱让人咂舌，动辄十万。靠工资？哪够啊。钱从哪儿来，大家心里都清楚。
而那个八月，正好赶上他要去北京的消息落地。北京有他妻子，江西这边的小姑娘忽然嗅到了紧迫。她打电话，声音发软，却说了直接的诉求：想在广州置一套房，最好能长住。于是他连夜动身，换了新号，拿了假证，登记入住。他自以为安排周全，没把“定位”这件小小的现代生活细节算进去，也没想到秘书会在那天必须找到他。这一步棋走得隐蔽，却因为一个电话露了底。
之后的事，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关上房门的那晚也许还在憧憬第二天的安排，第二天门再开的时候，进来的是办案的人。他被带走时，神情平静。后来他对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大意是：别紧张，都是小事，等我出去，给你们每人写一幅字，聊表心意。他始终觉得凭他的“能力”和“面子”，可以压过去。毕竟，他的字，确实不俗，挂在墙上能唬人。
可账不是这么算的。随着人和账本一条条对上，礼金、工程、批文、指标，勾连愈发清楚。数额撑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五百多万，在今天听起来或许不稀奇，但放到那会儿，是压下去也冒油的巨洞。很快，案子移送审判。2000年，南昌的法庭宣读判决，结论干脆利落——死刑。他不服，提了上诉，还是被驳回。结局朝一个方向逼近。
原计划是注射，后来因为条件所限，换成了另一种方式。三月的某天清晨，他被押上车，拉往郊外。临下车前，他嘴角还带着一点怪异的轻松，像是在自我安慰，像在和命运讨价还价。他说的话大意是：级别到了我这儿，也算“破天荒”了。世上最奇怪的安全感，就是在坠落的半途中还想伸手去抓一根虚空里的绳。
几下枪声，尘埃落地。有些风光，到了最后一刻才发现全是空中楼阁。可故事并没在刑场完结。家里人的动作更快——他出事那几天，妻子第一时间让司机去银行取款，一口气拿走了五十万。孩子们的路线早就铺好：先是美国，接着南非，女儿则在纽约落脚。这些安排不是临时起意。你看，表面上他信誓旦旦地在岗位上履职，暗地里却早就给自己和家人留了后路。这不是“小糊涂”，这是有章法的险中求利。
回头想想，他的人生像两条轨道。前半段靠着自律、勤勉、能吃苦，换来了一个好看的位置；后半段则让欲望坐上了驾驶位，一脚油门踩到底。那点“小小的私事”，其实是一根绳，拉出来是一屋子事。他躲开不了的，不只是手机上的定位，还有那份对权力能换来什么的自信。我们常说“别拿鸡毛当令箭”，可他偏偏爱拿笔墨做挡箭牌，以为一幅字就能替自己说话。
写这件事，免不了有人会感叹：要是当年不去广州，不接那个电话，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快露馅？可人到了某个临界点，捂不住的东西，总要漏出来。更何况，他不只是离岗，他把岗位当成了个人利益的跳板。说句更生活的话：你可以说一次“临时有事”，群众能理解；可你让大家知道你“有事”的方式是这样，大家就不原谅了。
最后想起他少年时那句“吃饱就好”的小愿望。人挨过饿，容易对吃饱这件事格外珍惜；可当饭碗变成了聚宝盆，胃口也会跟着变形。如果他能在某个夜里停一停，问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另一面？我们当然无法替他改写结局。我们能做的，大概只是记住：把公器当私器，就是在刀刃上抹油。到头来，油亮的光泽，既照不见前路，也照不回人心。你说，这是不是另一种更隐蔽、更久远的饥饿？
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