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作为明代崇祯时期苏州金阊五云居的坊刻本通过走私贸易传入日本并迅速衍生出庆安四年《官板四书大全》、万治二年《四书大全》、《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以及元禄四年《鳌头新增四书大全》的翻刻、重刻本。这些刻本在承袭了明代版本版式的基础上，还保

藤原惺窝 、 林罗山 、 林鹅峰 、林春信、 熊谷荔斋、 山鹿素行 以 及 贝原益轩 等学者 不断 为 《四书大全》 添加训点 和 注解 ，不仅显示了日本对明代理学的多元化认识，还体现了明代理学“新注”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影响意义 。

明代《四书大全》承绪朱熹《四书 章句集注》 的 “ 四书 ”注解，又 以 倪仕毅的《 四书 辑释》 为 底本，成为士子科举考试的范本。 自 明永乐十二年 （ 1414 ） 《 四书 大全》 成书 后，除了国子监的 官板 刊刻外，建阳 、金陵、苏州等江南书坊也多有刊刻。在江南坊刻中尤以苏州坊刻最为精美，根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 “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1]， 足见苏州坊刻的影响力。 隆庆开关（ 1 567 ）以后 ， 明代坊刻 《 四书大全 》 远播 日本。 此时， 江户 （ 1603-1868 ） 德川 幕府为了积极推广儒学教育， 以长崎 为贸易口岸不断购入《 四书大全 》 等 宋明理学的重要典籍[2] 。 藤原惺窝 (1561-1619) 、林罗山 (1583-1657) 等 禅僧开始脱离五山禅林转向儒学，并开创了江户朱子学。 为 了方便 识读 “ 四书 ”， 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朱子学者对 其 文本添加 日文 训点并翻刻 出版，其中由藤原惺窝、 鹈饲 石斋 (1615-1664) 删补并添加训点的《 鳌头 评注四书大全》 就是 《 四书 大全》 的代表 性训解著作[3] 。 而藤原惺窝训解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所采用的底本则是苏州坊 刻的 “ 徐九一 太史 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 ”。 可见 明代《四书大全》 在 日本 的流布及再阐释不仅 显示 出十七世纪儒家典籍在东亚传播的联动性， 还体现 了江户 朱子学 思潮的动态形成过程。

然而，关于明代坊刻《四书大全》在日本的流布及影响研究，目前中日学界既缺乏对苏州坊刻的重视[4]，也鲜有触及《四书大全》与江户朱子学的关联性问题[5]。在东亚范围内，日本虽然没有实行科举取士，但却积极吸收、接受科举考试范本《四书大全》，这不仅体现了“四书”在海外传播的影响力，还显示出朱子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因此，笔者以藤原惺窝训解《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为线索，在调研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图书机构的基础上，考察明代苏州坊刻本“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版式及内容特点，分析其与藤原惺窝《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差异，进而探讨明代理学“四书”新注对日本江户朱子学思潮兴起的影响意义。

一、 关于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

《四书大全》成书以后，从国子监到民间书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除了较为常见的内府本外，主要的坊刻本有黄氏仁和堂刻本、余氏双桂堂刻本、魏氏仁宝堂刻本、刘氏庆源书堂刻本、赵敬山刻本、德馨堂刻本、留畊堂周誉吾刻本等[6]，版本种类繁多。根据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记录，日本现存明代《四书大全》主要版本有如下九种[7]。

◎《四书集注大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周士显校正 明永乐刊本共十八册

◎《御制性理四书集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明刊本共十七册

◎《四书集注大全》十八卷首一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周士显校正 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共十八册

◎《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周士显校正 明万历刊本共二十册

◎《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周士显校正 明刊本 共二十册

◎《四书大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周士显校正 明刊本共十九册

◎《四书大全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刘孔敬校明刊本共十八册

◎《四书集注大全》三十八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 撰明内府刊本共四十二册

◎《四书集注大全》三十八卷 附论语考异一卷《孟子考异》一卷 明胡广等奉勅编撰 考异王应麟撰明徐洴辑明刊本三十二册[8]。

由上可知，日本现存明代《四书大全》除内府本外，还有周士显校、刘孔敬校、徐汧辑等刻本，其中以《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居多，该版本即是“留畊堂周誉吾刻本”，而刘孔敬校版是明代梦松轩刻本，徐汧辑版是明代金阊五云居刻本。其中，周士显是明代建宁府的刻书家，周誉吾则是金陵书坊的代表；刘孔敬是建阳书坊刻书家刘龙田之子，天启五年进士；而徐汧（1597-1645）则是晚明殉节的官员，根据《明史》记载，他字九一，长洲人（今江苏苏州），曾任翰林院简讨，崇祯皇帝自尽后，又在南明福王政权下出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9]。此外，从书坊来看，《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是建阳书坊与金陵书坊合作的成果，“刘孔敬校”刻本亦是建阳书坊的产物，而“徐汧辑”刻本是苏州金阊坊刻的作品，可见这些明代坊刻《四书大全》均出自江南书坊之手。因此，无论是文献价值还是学术意义，上述明代坊刻《四书大全》都不亚于内府本。此外，笔者在对日藏明代《四书大全》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江户朱子学开创者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是以“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为底本添加的训解。基于此，笔者以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为线索，调研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的藏本。在封面题签为《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下统称“鳌头评注本”）的藏本中，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外，其他图书机构藏本的书名页皆题有“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金阊五云居藏版”字样，但卷末均标有“鳌头评注/妙寿院惺窝藤敛夫先生辑/删补训点/石斋鹈信之”的刊记。因此，书名页和刊记成为鳌头评注本最显著的特点。

藤原惺窝（永禄4年1956年-元和5年1619年），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被视为日本近世儒学的奠基人。

关于《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明确记录“后西天皇万治二年（1659）京都秋田屋平左卫门刊《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此本系日人藤原肃评注，鹈饲信之点。此本江户时代多次覆刊”[10]。但是，严绍璗却完全没有提及鳌头评注本与“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关系，反而在《官板四书大全》处有“后光明天皇庆安四年（1651）刊《官板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此本系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本之覆刊”的记载[11]。也就是说，严绍璗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将庆安四年刊印的《官板四书大全》看作是“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翻刻本。这就意味着在鳌头评注本之外，还存在庆安四年和万治二年两个版本。根据笔者的调研，国立公文书馆不仅藏有题签为《官板四书大全》的庆安四年本，还保存了题签分别为《大学大全》、《大学或问》、《中庸大全》、《中庸或问》、《论语大学》、《孟子大全》的万治二年本。此外，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也保存了题签为《道春训点四书大全》的庆安四年本。

国立公文书馆藏《官板四书大全》、《四书大全》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道春训点四书大全》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提供）

从书名页和刊记来看，庆安四年本不仅题有“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金阊五云居藏版”的书名页，卷末还标有“庆安四年岁次辛卯夏四月日/洛阳后学石庵鹈信之训点并校雠”的刊记；万治二年本虽然没有书名页，但是卷末却标有“万治二乙亥素秋津辰/寺町通圆福寺前町/秋田屋平左卫门板本/庆安四年岁次辛卯夏四月日/洛阳后学石庵鹈信之训点并校雠”的刊记。不过，由于庆安四年本与万治二年本都采用了明代末期坊刻常见的宋体字，且四周双边，无界，上花口下大黑口，每半叶8行，每行21字，注文双行21字等版式，加之卷末也保留了“庆安四年岁次辛卯夏四月日/洛阳后学石庵鹈信之训点并校雠”的刊记，因此，可以断定万治二年本是庆安四年本的翻刻本。虽然鳌头评注本与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的字体、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等也一致，但刊记却为“鳌头评注/妙寿院惺窝藤敛夫先生辑/删补训点/石斋鹈信之”，版框的上栏加入便于理解原文的“讲章”、“讲义”，属于“鳌头本”，且在版框内也重新补刻了注解，如在“集众音之小而为一，大成也”的原文两侧各插入了“蒙引，乐者，象成者也。故曰成”和“虚斋曰，此箫与吹箫，箫不同，舜者所造之物”的注解[12]。所以，《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应该是庆安四年本或万治二年本的重刻本。

综上所述，目前日本现存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以及鳌头评注本三种《四书大全》都是以“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为底本。其中，万治二年本是庆安四年本的翻刻本，而鳌头评注本则是庆安四年本或万治二年本的重刻本。由此可知，只添加了训点的庆安四年本应该是最接近“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版本。但是，由于《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是藤原惺窝、鹈饲石斋删补并添加训点，所以在版框上栏加入了大量的明代理学解释，随着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兴起，遂成为在江户时代前期影响最大的版本之一。因此，从《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版本的演变线索，可以更加明确地考察其底本“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相关特质。

二、徐九一太史订正 阊云居藏版

自明代中叶，江南的苏州、南京、徽州、扬州等地出版业逐渐兴盛，其中尤以苏州坊刻位居前列，特别是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苏州坊刻规模空前。苏州坊刻做工精良，崇祯四年李廷谟曾言：“坊刻首推武林、阊门，然剞劂之工，考核之严，无出越人之右”[13]。根据《苏州古旧书店志》记录，明代苏州书坊共有七十一家，主要集中在阊门一带，其中就包括“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的书坊“金阊书林五云居”[14]。苏州坊刻的繁荣对十六、十七世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嘉靖倭患的平定，由于“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15]，造成中日走私贸易频繁。巨大的利润对于明代江南坊刻的吸引力巨大，而苏州坊刻的优良品质也迎合了海外的国际市场。尽管明朝政府禁止中国商船前往日本，但在隆庆开关以后仍有大量商船前往长崎。于是，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坊刻大量传播到日本。

根据《明代版刻综录》“三国文二十卷/明张采辑/明崇祯金阊五云居刊”的记载[16]，金阊五云居经营坊刻的时间是在崇祯朝（1628-1644），而张采与徐汧曾同朝为官，同时也是崇祯时期复社的重要成员。这侧面证明了《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底本“徐九一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也应是崇祯时期的版本。实际上，目前关于《四书大全》传往日本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其中，《齎来书目》记载：“享保二十年（1735）第二十番船宁波船书目”记录携带“《四书大全》二部”，而《宝历四年（1754）舶来书籍大意书戌番外船》则有“四书大全/二部内/一部四套二十四本/无脱纸/一部三套二十四本/脱纸一张/入朱点/右乃明之胡广等奉勅所纂修，大书经文朱注，采发明语录文集诸家之说经注者细注，永乐十三年刊”的记录[17]；但是，却缺乏对十七、十八世纪《四书大全》传播至日本的记载。考虑到明隆庆开关以后仍然禁止中国商船前往日本的时代背景，“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四书大全》大概率是伴随着走私贸易才得以传入日本。“徐九一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不仅显示出明代坊刻对日本和刻本的影响，还体现了日本江户朱子学对以《四书大全》为代表的明代理学的接受。不过，笔者在调研国立公文书馆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题签为《徐九一订正四书大全》（下统称“徐九一订正本”）和《鳌头新增四书集注大全》（下统称“鳌头新增本”）的版本。其中，徐九一订正本缺书名页，也没有刊记；而鳌头新增本不仅有“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金阊五云居藏版”的书名页，而且还附有熊谷荔斋跋文以及“元禄四年辛未九月日/洛阳书肆藏版”的刊记。如此一来，徐九一订正本、鳌头新增本与“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澄清的重要问题。

徐九一太史订正金/四书大全/阊五云居藏版”的刊记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提供）

徐九一订正本采用了明末万历、崇祯时期“白口长字”的版式，且在每一卷的卷首以及正文中插入了大量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朱公迁《四书通旨》的注解。同样的注解方式也出现在明末建阳书坊与金陵书坊合作的《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下称“周会魁校正本”），但却不见于明代内府本《四书集注大全》。可见采用固定形式引用《文献通考》和《四书通旨》也是明末坊刻《四书大全》的重要特征。不过，徐九一订正本与明代内府本、周会魁校正本在文字内容上存在不小差异。其中，关于《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的注解，明代内府本和周会魁校正本的解释同为“爵之饰，所以文之也”[18]，但徐九一订正本却改为“爵之餙，所以文之也”[19]。“餙”通“饰”，属于同义异体字。在《孟子》“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的注解中，内府本采用的是“坊以止水，以其事于我而祭之”的解释[20]，而徐九一订正本和周会魁校正本却解释为“坊以止水，以其有功于农而祭之”[21]。此外，徐九一订正本与内府本、周会魁校正本的字体、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等也有所不同。可见徐九一订正本是有别于内府本和周会魁校正本的另外一个版本。

然而，有意思的是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鳌头评注本以及鳌头新增本不仅继承了明末坊刻引用《文献通考》和《四书通旨》的形式，还在《论语》和《孟子》的两处的注解采用了与徐九一订正本一样的解释。可见日本江户时代的翻刻、重刻本与徐九一订正本的版本契合度很高。但是，从版式来看，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鳌头评注本与徐九一订正本的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等完全不同，却与鳌头增订本一致。同时，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鳌头评注本以及鳌头新增本在部分注解处还都采用了黑底白字的阴刻，但却不见于徐九一订正本。此外，关于《孟子》“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注解[22]，徐九一订正本的解释是“新安陈氏曰，贼仁贼义，细分之，有绝本根，伤枝叶之残”[23]，但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鳌头评注本以及鳌头新增本的解释却都是“新安陈氏曰，贼仁贼义，细分之，有绝本根，伤枝叶之殊”[24]。由此可见，日本江户时代翻刻、重刻的庆安四年本、万治二年本、鳌头评注本以及鳌头新增本皆源自“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金阊五云居藏版”版本系统，但却有别于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徐九一订正本。

藤原惺窝注，鹈饲石斋点校，《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国立公文书馆藏本。（图片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数字化档案库）

如前所述，鳌头评注本是对庆安四年本或万治二年本的重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版框的上栏加入注解，即“鳌头评注”。在“鳌头评注”中，藤原惺窝不仅引用了宋濂、丘濬、蔡清、林希元、高拱、张居正、袁黄、董其昌等明代理学家的注解，还涵盖了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王畿等的心学思想；特别是他还插入了批判理学的李卓吾和具有西学思想的徐光启的注解。《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不仅在版本上受到“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影响，还多元化地接受了明代理学、心学乃至李卓吾、徐光启的思想。不仅如此，藤原惺窝还辑入了自己以及弟子林罗山的解释，如“惺斋曰，愚按不睹不闻，他人不睹不闻也”[25]；“惺斋按，严而泰，和而节，犹云礼而乐，乐而礼也”[26]；“余按，微婉二字，成十四年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成章[27]”；“道春按，集注学之不已，其进不已”；“道春按，胡氏所引古注者，孔安国之说也[28]”等。藤原惺窝对于《四书大全》的理解已经不满足于明代理学的范畴，而是在更加多元化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适合日本学者自身认识的诠释。因此，《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是在苏州坊刻“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本”基础上对明代理学、心学等进一步深化理解的成果，显示出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朱子学的认识，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主要显示以下四个特质：一是该版本是明代崇祯时期苏州金阊五云居的坊刻本；二是它是在隆庆开关以后随着走私贸易传入日本的；三是该版本在日本的翻刻、重刻本中不仅承袭了明代版本的版式，还保留了苏州坊刻过程中修改的注解部分；四是日本重刻本的“鳌头评注”不仅引用了明代理学、心学等注解，还插入了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注解，显示出逐渐本土化的趋势。因此，“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作为明代苏州坊刻《四书大全》的代表因其极其鲜明的特色在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初期就传播至日本，并率先从版本方面展开了日本化的进程。

三、明代理学 “四书”新注与江户朱子学思潮究

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1542-1616）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都）开创德川幕府，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与此同时，德川家康积极推动儒学的普及，尤其重视朱子学。根据《德川实纪》记载：

虽全以马上得天下，固生而知神圣之性质，则须知非能以马上治之之道理，常尊信圣贤之道，大凡欲治天下国家，行为人之道，英断不外乎此道，自治世之始屡屡得助于文道。（中略）常反复令侍讲四子书、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又六韬三略，时常览和书之延喜式、东鉴、建武式目等，藤原惺窝、林道春信胜等自不待言，南禅寺三长老、东福寺哲长老、清原极臈秀贤、水无濑中将亲留、足利学校三要、鹿苑院兑长老、天海僧正等侍坐之际，常说物语文武周公之事[29]。

于是，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十七世纪日本江户时代逐渐兴起了朱子学的思潮。当然，除了德川家康对朱子学的重视，五山禅林的启蒙、佛教势力的衰退、朱舜水等代表明末清初文化学者的刺激以及姜沆等朝鲜儒学者的影响[30]，这些历史因素都是促成江户时代朱子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藤原惺窝《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底本“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及其传播路径来看，《四书大全》作为明代理学“四书”的注解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兴起具有另一种影响意义。

日本对“四书”的训解肇始于室町时代的岐阳方秀（1361-1424），他开始公开讲解《四书集注》并为其原文添加训点。根据《南浦文集》记载：“我今说集注和训之权舆，昔者应永年间南渡归舩载四书集注与诗经集，传来而达之洛阳，于是慧山不二岐阳和尚始讲此书为之和训以正本国传习之误”[31]。 而在《桂庵和尚家法倭点》“大明永乐十三年乙未，撰四书五经大全二百二十九卷。此时天下破弃古注，无家藏古书一本者也”的记载之后，还记录“东福不二岐阳和尚，初讲此书，凡正本国传习之谬，以便于丛林说禅，宜于士俗世话为要而已”[32]。岐阳方秀尝试从训读的方法入手纠正古传旧注对“四书”理解的影响。日本儒学者通常将汉唐儒学典籍的注疏看作旧注，而宋明理学注解看作新注。但是，岐阳方秀的训读并没有涉及《四书大全》等代表明代理学的典籍。真正触及到《四书大全》的是应仁元年（1467）入明的室町禅僧桂庵玄树（1427-1508），根据《跋朶云居士四书后》记载：“应永年间，南渡归船，始载朱文公四书集注与周诗集传而达洛焉。……然后览倪仕毅辑释再也三也。相次，阅永乐所进大全书焉。近又游于江南窥四书详说，其余注释粹者数部”[33]。从桂庵玄树的记载来看，五山禅林在十四、五世纪就已经开始关注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新注。桂庵玄树从明朝回到日本后定居在萨摩讲授朱子学的同时，修订《四书集注》的训点，所以他也被称为萨南学派的创始人。桂庵玄树之后，南浦文之（1427-1508）继续改订桂庵玄树的“四书”训点，并对江户时代朱子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桂庵玄树的游历轨迹来看，他所接触的“四书”，特别是《四书大全》应该也是江南苏杭地区的刻本。而无论是桂庵玄树还是南浦文之，他们对“四书”的理解主要源自明代理学。这与后来藤原惺窝也深受明代理学影响保持了思想上的连续性。

桂庵玄树撰，《桂庵和尚家法倭点》，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刊本。（图片来源：京都大学稀有资料数字化档案库）

关于藤原惺窝的思想，他的弟子林罗山说：“凡知先生者，推称中兴之明儒，不知先生者，妄以为无师无传”[34]。可见藤原惺窝的思想应该更加倾向于明代理学。而且藤原惺窝在赴明途中曾于萨摩同南浦文之进行交谈。根据《南航日记残简》记载，“廿七日，龙伯来。幸侃以病不来，故予不会龙伯。会下僧来剃发，与酒饭”[35]。“会下僧”就是南浦文之，虽然《南航日记残简》并未明确记载藤原惺窝与南浦文之的对话内容，但是上垣外宪一基于藤原惺窝入明的目标，认为南浦文之不仅向其介绍了自己的入明经历，还将自己在福建得到的儒学典籍赠送给了藤原惺窝[36]。而藤原惺窝将“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作为《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底本则进一步证明了他对明代理学新注的重视。只不过藤原惺窝参照的版本不是建阳坊刻，而是明代的苏州坊刻《四书大全》。

藤原惺窝重视明代理学新注的特征在他弟子林罗山的思想上也体现地极为明显。关于旧注与新注，林罗山认为：

易古有王弼今有程传朱义，书旧则孔安国新则蔡沉传之，诗旧则毛诂郑笺新则朱子集传，春秋古则三传今则胡氏传之，左氏有杜氏有林氏，礼记有郑氏注又陈澔集说焉。自来古本已废，永乐中翰林胡广等奉勅作四书五经大全皆非古是今，于是乎旧本扫地，又有性理大全者与四五同行于世，是皆以程朱传千岁不传之道故也。与向之所谓训诂词章之俗儒天地悬隔，本朝古来四道儒家以旧本为之，故绵绵不绝。是以或谓余，曰学者先宜以旧注学之，而后又见新说，然则不躐等也。如何。余答曰可也。以余言之，旧注者筌蹄也，新注者鱼兔乎。然亦以此必为鱼兔不可也，小也，不得我道之大鱼大兔也[37]。

林罗山在明确将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归为程朱理学新注的同时，也肯定朱子学者应在修习汉唐旧注基础上按次第研读宋明新注的观点。特别是林罗山以《庄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38]中“筌蹄”与“鱼兔”的关系来解释旧注与新注的关系，指出按照次第研习旧注不一定就能够充分理解新注，从而也就无法认识程朱理学的大道。由此可见，林罗山在强调宋明新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汉唐旧注的基础性意义。因此，林罗山的思想还体现了他对新注、旧注折衷的一面。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图片来源：豆瓣）

林罗山的大部分藏书“罹丁酉之灾”，即明历三年（1657）大火[39]。不过，笔者在考察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装《四书大全》时发现在二十四册“孟子集注大全卷之一”卷末处有墨笔识语为：“丙午之秋为贞春书生诵之/道春/壬子之冬霜月以道春之本写之”[40]。“道春”是林罗山的号，壬子年是庆长十七年（1612）。因此，该卷末识语是庆长十七年十一月依照林罗山本注解对朝鲜装《四书大全》添加朱笔、墨笔的记录。由此也可以断定，明历大火之前林罗山的汉籍藏书中应该是有明代《四书大全》。此外，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庆安四年本的题签为《道春训点四书大全》，而藤原惺窝训解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又是庆安四年道春训点本加入“鳌头评注”的翻刻本，因此可以说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在文本上甚至参照了林罗山的训点。林罗山的三子林鹅峰(1618-1680)在《西风泪露》中也提到“先考弱冠加点于四书章句集注，其元本章图通义罹丁酉之災，其副本大全，余传之”[41]，又在哀悼长兄林叔胜时说：“汝手自加朱句于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讲大学、孝经、小学而渊源录、近思录、大学衍义、学的等周览之”[42]。后林鹅峰又在《四书大全跋》说：“昔尝以四书大全好本授亡嗣慤，慤手自加朱句于全部，校正文字而为诸生讲大学，写家本之点。其后应姬路故拾遗之求，讲孟子至离娄篇。随讲加点及拾遗逝而讲止矣。点亦不暇终之，以史馆之事无监也。慤没后四年，使诸生分就家本写训点，而学庸或问并中庸论语全部及孟子万章已下，悉终其功以达慤之遗志”[43]。林慤（1643-1666）是林鹅峰的长子，又名春信，在他身上寄托了林罗山、林鹅峰的家学厚望，但却英年早逝。即便如此，林家三代人一直持续为《四书大全》添加训点的工作。由此可见，从藤原惺窝到林罗山再到林鹅峰以及林春信，明代的《四书大全》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意义，特别是“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四书大全》一直贯穿在朱子学转变为江户时代官学的整个过程。

林鹅峰，林凤冈编，《鹅峰先生林学士全集》，1689年。（图片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数字化档案库）

鵝峰先生林學士全林鹅峰，林凤冈 编：《鹅峰先生林学士全集》，1689年。

此外，在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鳌头新增四书大全》的卷末附有熊谷荔斋的跋文，熊谷荔斋是尾张名古屋的藩儒，他在跋文中说：“本朝刊行大全有年，于兹人易步圣域之捷径。一日书林之客来请赘考征于卷首大几众说之符朱意，概以录之如虚斋十得八九间，亦附一二之异见倍以显至当之正理，是欲为后进讨论之一助，可谓希朱之素志也”[44]。从熊谷荔斋的跋文来看，《四书大全》是日本儒学者通过“四书”新注理解宋明理学的捷径，但是也存在注解繁杂、扞格之处，于是尝试通过在翻刻“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基础上添加自己的解释以正朱子本意。由此可见，明代坊刻“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四书大全》的影响不仅局限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京师朱子学，甚至延伸到地方的藩儒。林罗山的门人山鹿素行（1622-1685）的《四书句读大全》不仅引用了林罗山的注解，还参照了《四书大全》[45]。与此同时，福冈藩儒贝原益轩（1630-1714）由于负责福冈藩的书籍采购工作，能够极早从长崎商人手中获得儒学典籍。根据辻本雅史的考察，《四书大全》是贝原益轩所读宋明理学“四书”注解之一，并成为其编纂《大学》注解所摘录的文本[46]。

综上所述，明代理学新注《四书大全》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射程不仅体现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京师朱子学，还涉及各地方藩儒。而“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作为《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底本既是藤原惺窝理解“四书”注解的基础，也体现了江户朱子学与明代江南坊刻本之间的联动关系。或者可以说，明代以来江南的坊刻本作为一种多元化理解儒学典籍的途径促进了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兴起。

结语

江户朱子学开创者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是以“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为底本，在版框的上栏加入各种注解的《四书大全》重刻本。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图书机构的调研结果，可知只添加了训点的庆安四年本应该是最接近“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的版本。而通过对庆安四年本的版式考察后，发现“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作为明代崇祯时期苏州金阊五云居的坊刻本随着走私贸易传入日本并迅速衍生出翻刻本、重刻本；日本的翻刻本、重刻本在承袭了明代版本版式的基础上，还保留了苏州坊刻过程中修改的注解部分，并进一步在板框的上栏加入了明代理学、心学以及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注解，显示出强烈的日本本土化趋势。这暗合了从室町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宋明理学的日本化进程，而进入江户时代以后，藤原惺窝、林罗山、林鹅峰、林春信、熊谷荔斋、山鹿素行以及贝原益轩等学者不断为《四书大全》添加训点和注解，不仅显示了日本对明代理学的多元化认识，还体现了明代理学“新注”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影响意义。

十七世纪的东亚在经历了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后似乎陷入了一个更加撕裂的历史环境，日本在开启德川幕府统治时代的同时，为了防止天主教的传播采取锁国政策；而中国则处在明清鼎革的历史转折期，虽然明末隆庆开关取消了海禁，但仍然禁止海商与日本贸易。即便如此，当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重要图书机构的藏书追寻明代苏州坊刻《四书大全》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轨迹时，我们显然看到了十七世纪东亚历史形态的另外一面——开放性与多元性。一方面，明末江南商船频繁赴日开展走私贸易；另一方面，江户初期日本也在积极吸收明代理学，显示出强烈的开放性。于是，“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为代表的江南坊刻得以超越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传统传播模式直接传入日本，而即便在没有开设科举取士的背景下，日本仍然重视科举考试的范本《四书大全》，并不断翻刻以及増刻注解，试图更加多元化地理解明代理学，从而促进了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兴起，推动了儒学的日本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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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广等著：《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孟子十六卷”，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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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张晓明：《山鹿素行对孟子思想的诠释研究——以为例》，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20年第3期，第86页。

[46][日]辻本雅史：《日本近世“四书学”的展开与变容》，《日本思想史》2007年第70号，第7页。

说明：文章刊于《汉籍与汉学》2024年第1期，原文题目为：明代苏州坊刻《四书大全》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及影响——以“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阊五云居藏版”为中心。感谢作者授权原创发布，转载请标明出处。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