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猜测，或许是1932年发现台藏本后，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批改的。这种猜测难以成立。理由有二。

三、批改时间考辨

台藏本批改于何时，未见专文讨论。

有人猜测，或许是1932年发现台藏本后，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批改的。这种猜测难以成立。理由有二。

其一，如果是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批改的。那么，笔墨当清清楚楚，特别是朱笔，应当鲜亮、清晰。他们随即的影印本，手批文字应全部显现，尤其是点于错字上的红笔点，应清晰可见。

而事实上，影印本大多墨迹丢失，少数能看到的字迹也模糊不清。这足以说明批改时间久远，非当时人笔墨。而台藏本浅淡的红、紫墨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图1、图2）。

其二，如果批改文字出于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之手，那么，他们写眉批时，应写在书页之内，影印后，眉批文字应是完整的，而不会是被砍去脑袋的。

台藏本许多眉批文字正被切掉了脑袋（图2）。这足以说明台藏本批改出自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之手的说法不能成立。

退一步说，如图1所示，晚期批改者E的黑墨眉批文字和D的朱红文字写于眉页之内，无被切去脑袋的现象。

如果说台藏本有古佚小说刊行会的人的批改，那也只是这些墨迹清晰而鲜艳的写于眉页之内的极小一部分，而大部分批改应出自早期批改者特别是A之手。

以A为主的早期批改者虽未注明日期，却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

其一，从写于台藏本上的眉批文字被切掉了脑袋的情形分析（图2），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批改者写于书坊印刷后的毛边之上，晾晒或装订之后，切边之前，裁切书边时，部分文字被裁切掉了；

第二种可能是写于书出版后的书眉上，后因书纸边角受损、书边不齐，书商重新修饰，部分文字被裁切掉了；

第三种可能是该书是书商用来校对的未切边的毛边书，后收藏者因书边破损而重新切边装订时，将部分眉批文字切去了。关于第三种可能，将于下节专论。

图2 台藏本眉批文字被切

若是前一种情形，那么其手写眉批文字的时间应在该书刊刻的万历丁巳年（1617）左右。

若是后一种情形，时间尚难确定。不过笔者还找到了判定批改时间的第二条线索。

其二，从崇祯本对词话本所作的诸多修改来看，崇祯本是以词话本为底本的改写本。

词话本的刊刻当在崇祯本之前，而不会在其后，即词话本可影响其后的崇祯本，而不会是崇祯本影响其前的词话本。

只要将属于词话本系统的台藏本与崇祯本加以对勘，留意台藏本中的手改文字是否被崇祯本吸收更正了，便可推断台藏本的批改时间。

若吸收更正了，那么批改在崇祯本之前；若毫无吸收，那么它们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

人名对判定版本关系颇有典型性，笔者统计了台藏本早期人名改写与崇祯本是否吸纳更正的情况，其结果见下表。

表1 台藏本早期人名批改与崇祯本对照表：（从略，参看原文）

以上除第7回“傅日新”崇祯本未吸收更正外，其他人名如“满聪”“西门通”“谢子张”“刘昭”等，崇祯本全依台藏本批改做了更正，改为“蒋聪”“西门达”“谢子纯”“来昭”等，这说明台藏本早期手批的时间在崇祯本之前。

为了进一步说明台藏本早期批改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笔者又随机选取并对勘了同一回即第59回二者的文字异同（不限于人名），以窥斑知豹，结果如下表。

表2 台藏本第59回早期批改与崇祯本对照表：（从略，参看原文）

这一回，台藏本改错11处，崇祯本同改10处，同改率达91%。

这足以说明崇祯本的改动依据的是台藏本上的批改，即台藏本批改时间在崇祯本之前。

那么，有无可能是台藏本依据崇祯本而批改的呢？如果台藏本上的手书文字来自于崇祯本，那么，因批改多出于A之手，其手书眉批、行批文字当有抄自崇祯本者，或留下模拟的痕迹。

我们只需将两书眉批与行批文字加以比勘，便可找到答案。笔者随机选取了第2回，二者眉批异同情况如下表。

表3 台藏本、崇祯本第2回眉批对照表：（从略，参看原文）

行批异同情况如下表。

表4 台藏本、崇祯本第2回行批对照表（从略，可参看清（从略，参看原文）

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

第一，如果台藏本早期批改抄自崇祯本，应有相同或相似的眉批、行批，哪怕仅有一次，但二者似乎毫不相干；

第二，如果台藏本早期批改抄写崇祯本，那么，后抄者应比前者更精细、周祥，事实却相反，台藏本第2回，眉批仅1次、行批6次，而崇祯本眉批6次、行批28次，崇祯本之批语更详尽、细致，而台藏本批改则比较粗朴。

由此可知，非但台藏本主要批改不是来自崇祯本，而且其批改者或许根本未曾见过崇祯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页

那么，是否仅有台藏本的改写文字依据崇祯本呢？

依理，多数行批、眉批、改写出于A一人之手，行批、眉批未依据崇祯本，或许他压根儿就未见到过崇祯本，改写怎么会依据崇祯本呢？

不过，为了弄清这一疑点，我们再将二者的改写文字加以对比分析。请看以下几个例证。

例一，第10回：

崇祯本：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于杨提督。

这段文字，有三处可确定台藏本非依崇祯本改，而是崇祯本依台藏本改，理由如下：

其一，若台藏本依崇祯本改，就一定会改人名“来报”为“来旺”，而非改为“来保”；

其二，就会删去多余的“凂”字，增加“使”字，“使家人来旺”比之“凂……家人来旺”更合“礼”；

其三，就会删“来”字，因“星夜往东京”比“星夜来往东京”更合情理。台藏本粗朴而有误，崇祯本精细而正确，是崇祯本改正台藏本中的错误后变得精细了，而不是相反。

例二，第59回：

崇祯本：一厢厢堆御在楼上。

如果台藏本据崇祯本改，就会保留“厢厢”，而不会将其删掉，再添加“箱箱”二字。

例三，第59回：

台藏本：这李瓶儿还舍了（不）的西门庆，不肯去。

崇祯本：李瓶儿还舍不得西门庆，不肯去。

如果台藏本依崇祯本改，就会一同将“了的”两字改为“不得”，而不会只改“了”字，不改“的”字。

例四，第72回：

台藏本：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门中，看着收拾打扫公廨干凈，轻下，他便骑马来家。

崇祯本：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门中，看着收拾打扫公廨干凈，住下，方才骑马来家。

如果台藏本依崇祯本改，就会将“轻下”改为“住下”，而不是删去“轻下”。

之所以删去，是改者没猜出“轻下”之意，而崇祯本的“住下”显然是从“轻下”修改而来的。

例五，第76回：

崇祯本：同到书房，才坐下，只见应伯爵到了。

显然，崇祯本将台藏本中这段西门庆与乔亲家的对话删去了。如果台藏本依崇祯本改，那自然也会删去，而不会无中生有，添了一大段文字。

例六，第84回：

崇祯本：这一回搂抱吴月娘求欢的人是殷天锡，而不是王英。

显然台藏本未依崇祯本改，若依崇祯本改，调戏吴月娘的是殷天锡，而不会是王英。是崇祯本将台藏本这段内容删去，并改换了人物。

通过上述六例可以断定，是崇祯本依据台藏本之批改文字进行删节、改错，由词话本的错误、粗朴改得愈发准确、精细，而不会是相反。所以，台藏本手书改写时间当在崇祯本之前，而非之后。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三点：

其一，从台藏本上主要批改者的眉批被切掉了脑袋的情形分析，眉批时间在切书边之前；

其二，从崇祯本依据台藏本手批改正人名错误和词语表达，而非相反的事实，可断定台藏本早期批改文字出现于崇祯本之前，而非其后；

其三，从台藏本的眉批、行批无一处一次与崇祯本相同、相似，且其批语较之崇祯本明显少而简朴的情形分析，台藏本的主要批改者很可能压根儿未曾见过崇祯本。

由此三点可以推断，台藏本早期批改文字产生的时间大约在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

四、台藏本可能是书商用来校对的毛边书

现存词话本的三个早期版本台藏本、慈眼堂藏本、栖息堂藏本，从版式、字体、墨丁、版心鱼尾乃至断纹等分析，应为同版。

然而，后两个日本藏本与台藏本却存在明显差异，即它们无校改痕迹，而台藏本却有大量校改文字，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依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多出于A之手，那么，这位批改者身份如何？

为何要通读全书并改错、改写那么多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解释都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进一步考察、分析，认为台藏本应是书商用来校对的毛边书。

古籍中的毛边书，指在折页、打眼、下捻、加书皮后，不裁切上、下、右三边的书。之所以不裁边，一是为了保留阔大的书眉、书脚，以便校对；

二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书使用、存放时间长了，三面受损，还可裁边，变成新书。正因为有这些优点，故受到读者和收藏家的青睐。

从台藏本与日本早期同版的两个藏本存在的明显差别看，它应是书商用来校对的毛边书。

其一，用纸、墨色等版像颇佳，明显优于慈眼堂和栖息堂藏本。黄霖比较后认为，“我目睹了毛利本（慈眼堂藏本——引者注）与中土台藏本之后，深感到不论从当时刊印时所用的纸张、刷印的墨色、文字的清晰，以及后世的保存来看，毛利本的整体品相远不能与台藏本相比。”

“至于日光本（栖息堂藏本——引者注），当为更糟，据长泽规矩也教授说，此书曾遭鼠害。受害到何种程度，他没有细说，但大安株式会社在影印大安本时，取毛利本作为底本，日光本仅选取若干可用之叶加以补配，其书之完好程度究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台藏本与慈眼堂、栖息堂藏本版式相同，而从台藏本上的多数眉批被切去了脑袋的情形推断，其书原初的页眉当宽大于两个日本藏本，而页眉宽大正是毛边书的明显特征，台藏本原来应是毛边书。

其三，台藏本有1390处改错、改写，且改得大多精当，应是书坊校对改字留下的痕迹，说明它是毛边书。

其四，毛边书因页边阔大，书写往往随意、洒脱，字迹不时逸出书框，此点台藏本手批表现得很突出。

首先是眉批，不像崇祯本那样一本书或两字一行或三字一行有定格，而是随意得很，一行少则两字，多则十来字，文字往往顶满眉边，有些批改只三四字，却逸出框外；

其次是行批或改错字，也不时出现字跳出了书框外（图3）。这些皆为毛边书的特征。

由上述四点可以初步断定，台藏本是书商用来校对的毛边书，主要批改者A应是刻书的书商或书坊聘请的文人，其大量精细的批改应是出于校对之需，同时他随手写了一些批语。

这么来看，批改时间应该大约在该书刊刻之时，即万历四十五年左右。

其他批改者很可能是不同时期（主要是早期）该毛边书的收藏者，D和E的时间应最晚。

图3 台藏本批改随意

五、台藏本在《金瓶梅》传播中的地位

细勘台藏本之后，笔者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些疑问，猜测书商校对有无更早的版本依据。

第一个疑问是，书商为何把诸多人名直接改掉呢？姓名岂可乱改，他依据的是什么？

比如，西门庆药铺主管傅伙计的名字，在书中出现了两次，皆写得很清楚。

第一次在第7回，媒婆薛嫂寻西门庆，玳安说正和傅二叔算账，文中随即交代：“原来西门庆家开生药铺，主管姓傅，名铭，字自新。”（P94b）

第二次出现于第65回，写西门庆“使人请吴大舅、应伯爵、谢希大、温秀才、傅自新”等人喝酒（P931a）。

明明是“姓傅，名铭，字自新”，而改写者却认为错，硬生生地改为“傅日新”。

同样，如上文所举例，将西门庆父亲的名字“西门通”改为“西门达”，将多处出现的“满聪”改为“蒋聪”，将“谢子张”改为“谢子纯”，将“刘昭”改为“来昭”。

改者的依据何在？一般来说，小说作者改变人名的依据不外四种可能：

一是根据人名与字、号寓意的关联性修改，改者为了隐藏某些信息，用字代替名，或取相近义的字；

二是小说文本中人名前后不一致，为使其一致，遂依甲而改乙为甲；

三是此本中的人名与已有其他版本中的人名不一致，依据其他版本中的人名改正；

四是批改者自己即作者或参与写作者，依据故事原型依实改虚。第二种可能几乎不存在，改者非据书中人名更改。

目前尚未发现主要批改者A参与写作或与作者有关系的信息，故第四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批改者将“自新”改为“日新”、把“西门通”改为“西门达”，应是出于第一种可能。

其他改动的最大可能应是依据已有版本——此前更早的版本。

第二个可疑处是台藏本出现的几个墨丁。

古书出现墨丁，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刻工对有些文字存疑而用的标识符号，一个字就用大小相应的一个墨丁，待后面校对时再补写、补刻。这样的墨丁说明其为初刻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种情况是编校者发现初刻文字有误，需挖改，或初刻有衍文，便在这些须改的字上用与字大小相近的墨丁。

后一种墨丁表明该书是补版的可能性较大。台藏本共有七个墨丁，其中三个墨丁疑为第二种情况，说明此书可能是补刻。

第一个墨丁见于第48回：

“切谓钱货乃国家之血脉，贵乎流通而不可掩滞，如█扼阻淹滞不行者，则小民何以变通。”（P643a）放大看，此墨丁内是一“钱”字，字形呈白色（图4），可见此“钱”字非阳刻，而是阴刻。

阴刻是在阳刻文字上再挖刻而成的，标示这个墨丁不是初刻，说明台藏本经过补版。

（图4）

另两个墨丁见于第89回，其位置怪异而罕见，不在正文里，而在版心，位于书名“金瓶梅词话”与白口单鱼尾之间（图5），确切地说，是在“金瓶梅词话”的“话”应在的地方。

将第一个墨丁放大，可隐约看出其内是一个“话”字，即用墨丁覆盖了“话”字，只留下“金瓶梅词”四字（P1355b）。

第二个墨丁也是这样，略有不同的是，这个墨丁的位置不在版心轴上，而是偏向正文一边，只能覆盖住“话”字的左半边，右边是空白（P1356A），无“舌”旁，可能“话”字刚写了“言”旁，就被弄为墨丁了（图5）。

查大安本，在这一回的同页，也发现了两个与台藏本一样的墨丁。

另外，大安本还影印保留了慈眼堂栖息堂藏本的封皮，其中一个封皮上有楷书大字“金瓶梅词”，右下侧有小字“一之六”。

这个封皮也许为原书封面，也许是收藏者为保护书而做。上村幸次在《关于毛利本》中也说：“在各册的封面上大字写着‘金瓶梅词’（没有‘话’之一字）。”

笔者怀疑做封皮的人，少写了一个“话”字。然而，在“词”字与右边的小字“一之六”之间，并未留下“话”字的空间（图6）。

如果将这一现象与版心的两个墨丁联系起来考虑，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怪异地写着“金瓶梅词一之六”的日本慈眼堂藏本的封面与第89回连续两页版心上的“金瓶梅词”，是否为 更早版本留下的痕迹呢？

若是，那么可以证明台藏本之前，很可能还存在一个更早的版本。

（图6）

第三个疑问是，词话本前署名“欣欣子”的《序》与署名“廿公”的《跋》，皆称“金瓶梅传”。

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P2b）

廿公《跋》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P8b）这表明词话本之前，或许还有可能存在一版本名曰“金瓶梅传”。

上述疑问皆令人想到，台藏本之前或许存在另一更早版本，名曰《金瓶梅传》或《金瓶梅词》，它是书商校改所依据的版本。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金瓶梅》传播的大致过程及诸种版本出现的顺序：手抄本→原刻本（《金瓶梅传》或《金瓶梅词》）→《金瓶梅词话》（台藏本、栖息堂藏本、慈眼堂藏本）→崇祯本→张竹坡批评本。

在这几种版本的传播过程中，台藏本是分水岭。此前无评点与改写文字，此后便出现愈来愈多的评点与改写文字，这与台藏本改写的成效——改错精准、改句更生动鲜活、批语洗练、一语见骨——不无关系。

由此而知，台藏本是词话本传播过程中最早的批改本，是从词话本到说散本过渡的桥梁，它确立了此后四百年《金瓶梅》文本形态和愈来愈关注读者接受心理的传播走向——提高可读性的改写与深化阅读效应的评点的不断升级。

崇祯本在评点与改写两方面皆发生重大改变，眉批达1286条，而改写（回目对仗齐整，改变情节结构，删除大量韵语和累赘文字，修饰语言，体现散文的细致性和生动性）则尤为突出。

张竹坡批评本则在评点上下大气力，在眉批、行批基础上增加行间批、回前评、总评等，规模达十余万字，从而成为最流行的说散本。

本文作者 许在元 副教授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