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3月12日凌晨，天色灰蒙，村口柏油路还冒着寒气。公社大喇叭里播完《东方红》，我扛着背包，准备踏上那趟去湖北的新兵车。脚下是还带着露水的泥土，肩头却已感觉到军装的分量。

1976年3月12日凌晨，天色灰蒙，村口柏油路还冒着寒气。公社大喇叭里播完《东方红》，我扛着背包，准备踏上那趟去湖北的新兵车。脚下是还带着露水的泥土，肩头却已感觉到军装的分量。

先得上山。父亲的土坟在栗子树旁，草长得乱。我蹲下，把草一把把拽掉，土气扑脸，却很踏实。“爸，我也要穿这身绿军装了，放心。”一句话说完，山风吹过，树叶沙沙，好像应答。

村子还是老样子，黄泥墙、石板路、窄窄的沟渠。走过邻居家门口，狗叫了两声又趴下，它认得人。那天傍晚，母亲把家里能找出的细粮都拿来做砂仁饼，一共五块。她唠叨：“人走远路，得吃饱。”话说得普通，却透着担忧。

翌日，县武装部操场上站满了人，个子高的排一边，矮的排另一边。我一米五几，被分到最末尾。发装备的时候，裤腿比我腰还宽，袖管盖到手指尖。有人举小镜子左看右看，有意思的是，那镜子还是他媳妇送的订婚礼。笑声此起彼伏，一下把紧张冲淡了。

第二天早晨，每人分到五块砂仁饼。我暗暗掂量：一块要五角钱，相当于家里十来个工分。我把四块塞进母亲手里。她推回来，我又塞回去。僵持片刻，她叹了口气：“那好，你别饿着。”这简短对话，清晰得像刻在木板上。

上卡车时，乡亲们围成一圈，母亲在人群里追着车跑了二十多米，声音被风撕碎：“北方冷，穿厚点！”车一拐弯，她的身影被青烟挡住，我心口像揣了块烧红的铁。

火车是军列老式闷罐车厢，窗子只有手掌大的洞。车厢铺稻草，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小小的空间混着汗味、稻草味，还有金属油漆味。有人趴窗口看夜色，不识趣地感叹：“这铁家伙趴着都飞，站起来还得了？”一句土话引来哄笑，里面夹杂紧张，也夹杂豪气。

隧道多。车钻进山腹，一黑到底。黑暗里，喜欢恶作剧的猛地扑向老实人，几下拳脚，大家却都乐。没有灯，靠的是胆子。那三天，我们的笑声比车轮声还响。

列车在河南信阳补给。军供站的大锅热气蒸腾，一勺勺猪肉立在白米饭上，油光发亮。农村娃平常一年难见肥肉，如今能敞开吃，都像饿狼扑食。队伍虽乱，可没闹事，纪律在心里绷着弦。那一顿，我盛了足足两大碗，吃完直打嗝，心里踏实——肚子满，腰杆也硬。

三日后，车停在湖北襄北一个小站。月台荒凉，几排瓦房裂着缝，窗子糊塑料皮。远处沙地黄得刺眼，没几棵树。心里那点对“军营花园”的幻想瞬间碎了，不过没人抱怨，全都抿嘴，背包一紧，跟着队伍走。

营房叫清河农场，新兵连和农垦连混编。挑水要到一里外的小河凿冰。十几个新兵抬一根扁担，吭哧吭哧地走回来，肩膀磨出血印，再洗把脸，算热身。没有商店，没有邮局，连电灯也没有，晚上一盏油灯淡黄摇曳，把影子拉得老长。

新兵连要选骨干，指导员问谁识几个字，大家推我。我被点成副班长，算是“小官”。津贴六元，一发到手就紧紧攥着，比过年分口粮还激动。这六元，在公社能换三百多斤玉米，用不着多想，却不舍得花。

日子排得满：清晨五点吹哨，出操，跑五公里；回来叠被成豆腐块；再练队列、正步、军体拳。站军姿最磨人，太阳毒辣，汗顺着下巴滴，裤腿像贴上盐霜。腰酸得发抖也得挺直，心里默念：坚持一分钟，就离合格兵再近一点。

训练间隙，连队照例学习理论，灯光昏暗，大家依次朗读《毛选》。读得磕磕巴巴，也没人笑，都是认真听。有人在本子上记下生字，回宿舍对着火柴盒上的商标练，手指冻得僵也不撒笔。

冬夜冷，土地炕烧柴草，呼呼风声透过砖缝。被窝里却热闹，谁收到了家书，就掏出来念，念完就塞进枕头底。那年通讯慢，一封信来回要二十天，字迹常被汗浸透，可没人嫌糊。

艰苦是真艰苦，但每个人都清楚，此刻吃的每一分苦，都在往肩章上添分量。想起出发那天母亲的背影，想起坟头上父亲的军功章，心里像有火在烧。饼早吃光了，可那股劲儿，一直撑着人往前走。

来源：逻辑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