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顿｜写给不关心生态的你

摘要：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生态类书籍往往堆砌着晦涩难懂的信息，等你读到时，内容可能早已过时。它们要么劈头盖脸地指责你，让你心生愧疚；要么揪着你的衣领，嘶吼着各种令人不安的事实；要么痛苦地绞着手追问“我们该怎么办？”——活像“拳击手套里藏马蹄铁”式的宣传，充满强迫与

不关心生态？你可能觉得自己确实不关心，但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从不读生态类书籍？那这本书正是为你而写。

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生态类书籍往往堆砌着晦涩难懂的信息，等你读到时，内容可能早已过时。它们要么劈头盖脸地指责你，让你心生愧疚；要么揪着你的衣领，嘶吼着各种令人不安的事实；要么痛苦地绞着手追问“我们该怎么办？”——活像“拳击手套里藏马蹄铁”式的宣传，充满强迫与说教。而这本书绝不会这样。本书不会对着生态支持者们自说自话。它就是想和你唠叨：或许你偶尔会加入这群人，或许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又或许你对生态议题漠不关心。请放心，这本书绝不会对你进行家长式说教。本书也没有罗列任何生态数据，没有揭露关于世界的惊人真相，没有提供道德或政治层面的建议，更没有带你全面梳理生态思想。事实上，这算是一本相当“没用”的生态著作。可在如此紧迫的时代，为何要写这样一本“没用”的书呢？难道我没听说过全球变暖吗？你又为何会读这本书？其实真相是：你或许早就已经很生态了，只是你自己从没意识到。你可能会问，怎么会呢？不如我们从头开始，一探究竟。

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在这篇导言中，我将概述本书的整体思路。第一章会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引导读者感受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由全球变暖引发大规模物种灭绝的时代。第二章将聚焦生态意识与生态思考的核心对象：生物圈及其内部的相互关联。第三章会探讨哪些行为可被视作生态的行为。第四章则将探索当下几种主流的生态存在方式。

在整个过程中，我会让读者逐渐熟悉我做哲学研究的风格。若将这种风格比作一部由我执导的电影，那么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OOO）（后续会详细介绍）便是影片的制片人，而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是执行制片人。

眼下，在这篇导言里，我要先说明为何本书并非一本普通的生态类书籍——因为它在极力规避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修辞模式：引发愧疚感的家长式说教。具体是如何做到的？首先要明确一点：本书基本不涉及任何事实数据。我觉得最好由我自己提前说明这一点，免得批评者又说三道四。

无论你是否以科学家的身份探讨生态议题，只要写一本关于生态的书，似乎就必须堆砌大量事实数据。这仿佛成了这类书籍的“ 体裁”要求——“体裁”就像是一种“视域”，一种“期待视野”。我们期待悲剧能唤起特定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恐惧与怜悯），期待喜剧能让人发笑；护照上的文字有其特定体裁，生态主题的言说方式也绝非单一——实际上，多种相关的体裁都存在。

大他者正盯着你呢！

“体裁”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世界”或“可能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做出特定的行为；只要停留在这个空间中，你就是在以该体裁特有的模式行动。比如，你在派对上的表现方式，很可能与在公司会议上不同；你或许有特定的读新闻习惯，也必然有自己追随时尚（或无视时尚）的方式。

“体裁”就像难以捉摸的生物，它与某些哲学理论中所说的“他者”（Other）密切相关——当你试图直接指向“他者”时，它（或她、他、他们）便会消失。所谓“他者”，就是“我对你眼中‘她眼中“他们眼中“他眼中“我眼中“他们眼中……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如果你曾组建过乐队，就会明白这个概念有多棘手：如果你在创作音乐时，总想着唱片店顾客可能想要什么，最终很可能会因犹豫不决而陷入停滞。这是因为“他者”的领域，本质上是一张由预设、偏见与僵化的概念织成的网络。

有些僵化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至少很容易变得清晰。比如想知道“佛罗伦萨式意式饺子是怎么做的”，你完全可以去查证——“佛罗伦萨意式饺子模式”是能被探究清楚的，如今甚至只需谷歌搜索就能找到答案。谷歌搜索至少有一层含义与“体裁”的这一特性相关：我们搜索某样东西时，往往是想知道“他者”对它的看法。谷歌就像“他者”，是一张缠绕的期望之网——它潜藏在我们的视野边缘，或是在那些我们没时间点击的链接背后。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点击所有链接（随着谷歌规模扩大，这一点愈发明显）。换种说法：“他者”这种诡异的存在，在结构上具有某种特性——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地靠近，都永远无法直接抓住它。它的“作用”似乎就是：当你直视它时，它便消失；可当你不再关注它时，又会感觉它无处不在——这种感觉有时会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是谁？

在这本书里，我会频繁使用“我们”（we）这个词。在我从事的领域（人文研究）中，用“我们”并不时髦。如今更流行的做法是去明确强调人与人的差异，而使用“我们”则被认为是在忽略甚至抹杀这些重要差异。此外，在生态时代，代词本身就很复杂：“我们”究竟涵盖了多少种存在？这些存在全都是人类吗？我使用“我们”，是基于对“差异政治”以及“扭曲差异的身份政治”的充分认知。选择这个词，部分原因是为了强调：“对全球变暖负有责任的存在，不是海马，而是人类——是和我一样的存在”。如今，我们亟需找到一种谈论“那种人类物种”的方式，同时又不假装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与政治进程从未发生过。我们显然不能退回到在差异之下，存在某种“人类”（Man）的纯粹本质的旧有想象中。但如果我们自己不弄清楚该如何使用“我们”，就会有人替我们定义。正如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说：“我必须创造自己的体系，否则便会被他人的体系奴役。”

面对事实

我们都清楚，生态写作——尤其是那种传递科学信息的类型（或许是你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也肯定包括书名与本书类似的著作）——需要大量事实，大量数据。若你稍加思索便会发现，这类数据的呈现往往遵循特定模式，只是鲜少有人会深入琢磨这一点。生态信息传递模式有其独特的风格与调性，它存在于特定的可能性空间之中。作为人文学者，我的工作之一便是尝试探寻这些可能性空间，尤其是当我们对其缺乏察觉之时。那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可能性空间，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对我们施加控制；而我们或许并不希望被这样控制——至少，弄清楚这些空间的“坐标”，总归是件有益的事。试想一下漫长历史中的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它们以各种我们未曾察觉的方式影响着行为，而要让潜藏在偏见之下、甚至让人觉得偏见合理的思维模式、预设与行为方式浮出水面，需要无数人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在可能性空间里，“引力法则”是什么？何为“上”，何为“下”？何为“错”，何为“对”？在跨越边界进入另一个空间之前，你能在当前空间内探索多远？比如，要将生态信息模式扭曲到何种程度，它才会变成另一种事物？或许，这正是理解“可能性空间”的有效方式——就像想要了解一种金属，我们会通过加热、冷冻、施加能量脉冲、置于磁场等方式对其测试（这让人想起咬金币验真假的古老做法）。艺术领域亦是如此：若想理解“戏剧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将一部戏剧扭曲到何种程度，它会彻底变成另一种事物”。比如，若在木星场景中上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演员都穿着仓鼠造型的服装，我们还能认出这是《哈姆雷特》吗？

若换种说法，我的意图或许会更清晰：本书完全不涉及“伪事实”（factoid）。“伪事实”指的是那种我们看似了解，却带着特定倾向与包装的“事实”——它看起来、听起来都像真正的事实，甚至从某个或多个角度看确实为真，但总带着一种怪异的特质。它仿佛在对着我们大喊：“看，我是事实，你不能忽视我，我是从天而降砸到你头上的。”有意思的是，这种“伪事实”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凭空出现的。人们构建“伪事实”，是为了让它符合我们对事实该有的样子的想象——我们总觉得，真正的事实不该是被设计出来的。当人们使用“伪事实”时，我们会感觉自己被从更宏大、更真实的体系中拆分出的小块真相所操控，仿佛这些“伪事实”只是一块块小蛋糕。比如，存在某种“对应某一特质的基因”就是典型的伪事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意味着DNA中的某一段会让你具备这种特质；但当你深入研究进化论与遗传学后便会发现，不存在“对应某一事物的基因”才是真相——特质的形成，源于DNA的自我表达与DNA所处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即便你的DNA中存在与某种癌症相关的片段，也不代表你一定会患上这种癌症。但我们仍在不断重复存在“对应某种癌症”的基因这类伪事实。

我们如何与自己谈论生态？

媒体中的“生态信息传递模式”，似乎最常表现为一种“信息爆炸”——至少会有一条“伪事实”，甚至一整堆“伪事实”，仿佛从天而降砸向我们。而这种砸落带着一种威权性：传递模式本身仿佛在说“别质疑这个，要是你质疑了就该羞愧”。尤其是全球变暖信息模式，更像是在把大量“事实”一股脑堆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换个问法便是：在全球变暖信息模式的可能性空间里，我们能做出哪些行为？再通俗些说：全球变暖信息模式的“体裁”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模式里，何为正确的方向？我们该有怎样的感受？什么样的信息传递方式会打破这种模式？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除非是全球变暖否认者，否则大多数人都无法立刻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一点就该让我们停下脚步。否认者的态度很明确：“这种模式在强迫我相信不愿相信的事，我的想法被硬塞了进来”。为什么我们没都有这种感受？若我们自认在生态议题上立场正确，便会回避那些觉得自己被“信息堆砌”操控情绪的人——毕竟，粗糙的愧疚感催生的往往是粗糙的认知。我们会觉得“这不是认知之争，这就是事实”，然后质问否认者：“该死的，你怎么就看出来？”

但无论“伪事实”如何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事实会凭空出现。任何事实的呈现，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环境作为支撑，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感知它。比如，若你在西方国家长大，你大概率不会说“我写这本书会让我的祖宗蒙羞”——这句话要在什么世界里才有意义？你需要具备哪些认知、抱有哪些预期？在那个世界里，对错又该如何界定？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对何为现实、何为存在、何为对错有一套预设。在哲学中，对这类预设的研究有不同方向：“本体论”研究“事物如何存在”，“认识论”研究“我们如何认识事物”。

除了事实需在特定解读语境中才有意义，若你研究过艺术、音乐或文学，还能轻松回答另一类问题：某种传递模式希望你如何理解信息？怎样才算是“正确”接收了信息？就像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画，你不能从侧面看，必须站在近乎“消失点”的正前方，保持特定距离，才能感知到三维错觉的妙处。画作会以特定方式定位你的视角，诗歌需要以特定方式品读——就像可乐瓶“希望”你以特定姿势握住它，锤子握在手里时“恰好”贴合手掌……有些被称为“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核心就是探讨我们如何被胁迫着以特定方式理解诗歌、画作、政治言论与概念。

生态信息爆炸模式中，其实暗含着一整套本体论、认识论（乃至意识形态），但我们很少停下来梳理它们——我们要么忙着让信息爆炸，要么忙着被信息轰炸。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甚至不愿停下思考？是害怕发现什么吗？我们在害怕什么？为什么我们总绞着手质问“否认者怎么就不懂”、“邻居怎么就没我这么关心呢”？其实，生态信息爆炸模式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比对报纸信息的感受更宏大的问题。

若想跳出这个框架重新思考，我们可以问：我们是如何“体验”生态数据的？我们喜欢这种体验吗？若不喜欢，该怎么做？”本书探讨的正是如何体验生态认知。显然，只知道信息是不够的——事实上，正如我一直试图论证的，只知道信息从来都不只是“知道”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而意识到这是一种存在方式，就意味着还存在其他存在方式。就像有悲剧就有喜剧的可能，住在纽约就有不住在纽约的可能。

体验生态认知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比如嬉皮士——我对这个群体略知一二，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生态认知体验。但做嬉皮士是体验生态信息的唯一方式吗？再看看互联网：在大多数人能接触到它之前，体验互联网的方式只有两三种，比如轻松、有趣、实验性的“懒汉模式”——那时的互联网，本应让我们觉得身份是灵活可变的。但后来发生了变化：随着接触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多，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具胁迫性的威权空间——你只能表达两三种可接受的观点，否则就可能被一群爱评判的推特用户围攻，就像希区柯克电影《群鸟》里，鸟群突袭加油站的场景。我不想深究这一切为何发生，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本书正是从拆解我们与自己谈论生态的方式开始的。我认为，当前主流的信息爆炸模式，其实在阻碍我们以更真诚的方式体验生态认知。相比现在，一定有更好的“体验方式”——只是我们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正以“当下的方式”体验着生态认知。我们就像陷入了习惯的循环，重复着同样的行为，却毫无察觉——仿佛不知不觉站到水槽边，机械地反复洗手，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事实向来时效性极强，生态领域的事实尤其如此，而其中全球变暖相关事实更是典型——它们维度复杂，且需结合不同时间尺度与场景解读。每天或每周都往自己身上投放这类信息的炸弹，只会让人困惑又疲惫。不妨换个角度想：若我们正处于一场梦境中，梦里的人物与情节或许会有大幅变化，但整体带来的冲击、梦醒后的感受基调，却始终如一——这恰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梦境有相似之处。

生态PTSD

PTSD患者的梦中，人会反复重温创伤场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疑惑：为何我们会反复梦到伤害自己的事，且梦境本身也常带来痛苦——它让人惊醒、落泪、盗汗，白天也难以释怀？他认为，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快感”，否则人们不会主动陷入其中。在梦中反复投放创伤信息的炸弹，一定有其可取之处。若这个类比成立，便意味着信息爆炸模式即便常令人困惑压抑，也仍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乐在其中。

弗洛伊德指出，PTSD患者通过梦境，实则是在试图让自己回到创伤发生前的某个时间点。为何要这样做？因为提前预知能带来安全感——预知性的恐惧，远不及突然陷入创伤时的恐惧（弗洛伊德将后者称为“恐惧”）强烈。从定义上来说，创伤本就是猝不及防的遭遇：你无法从侧面或背后悄悄接近它，这正是它具有创伤性的原因。比如突然遭遇车祸，若能提前预知，或许就能及时转向避开。

PTSD梦境试图构建一层预知性恐惧的保护壳（弗洛伊德称之为“焦虑”，考虑到本书语境，此处不再沿用这一说法），以此包裹“恐怖”带来的原始创伤。同理，“信息爆炸模式”其实是我们在试图虚构一个“全球变暖发生前”的时间点，想对早已身处其中的危机进行提前预知。

行动的悖论

数据传递的表层内容看似紧迫，仿佛在嘶吼：“看啊！你没看见吗？醒醒！做点什么！”但信息传递模式隐含的“深层内容”，却与这种紧迫感形成尖锐矛盾：“危机正在路上，但尚未抵达。等等——先观察，先预判。”不难发现这一信息的“两面性”：一面是冲击与紧迫，另一面却是抗冲击的保护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如何优化数据或信息爆炸模式，最终都无济于事。就像PTSD梦境永远无法与它试图转化的“恐惧”对齐，“生态信息爆炸模式”（其影响不止于全球变暖议题）——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与理解自身处境、找到行动方向、真正“体验”生态数据所需的方式，恰好相反。

如今我们总在等待恰好合适的数据，仿佛只要数据到位，就能立刻依数据而活。但这样的数据永远不会出现，因为信息传递模式的设计初衷，本就是为了阻止“合理的反应”——我们已然身处“全球变暖”、“大规模物种灭绝”这类混乱可怖的创伤性事件中，却完全不知该如何“活在其中”。

这不正是我们难以采取任何行动的真正原因吗？几乎每次我参加环境研究会议，结尾的圆桌讨论都会有人问：“可我们到底该做什么？”仿佛为某事焦虑好几天不算一种“行动”。这种“我们该做什么”的疑问，本质上是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恐惧场景”的症状。所有创伤都有一个共性：身处其中一段时间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有多可怕。而我们不愿承认的，正是生态危机早已发生这一事实。圆桌会议上的提问，其实是想提前看到未来、提前预判、提前知道该做什么——但这恰恰是我们做不到的。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用错误的视角观察，这正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如今的生态事实，大多是人类行为意外后果的记录——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自己曾做过什么，就像黑色电影里的主角，最终才发现自己一直为敌对的秘密组织工作。

因此，我非常理解人们提出我们该做什么这类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给出直接答案。这类问题的核心诉求，以及提问的方式，都隐含着想要掌控生态危机所有方面的渴望——但我们做不到。要实现这种掌控，意味着要让时间倒流，至少回到公元前10000年，回到人类开启“农业物流社会”之前——正是农业物流社会，最终催生了工业革命、碳排放，进而引发全球变暖与大规模物种灭绝。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切也有合理的解释：从来都不是先思考，后行动。你无法一次性看清所有事，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事后回顾时，才能对发生了什么形成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象。神经科学与现象学都在告诉我们：“预知”与“规划”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了，这与我们对自由意志的高估有关有关。源于农业的宗教认为，人的身体里存在一个“超越身体的灵魂”，灵魂指引着身体，就像驭手驾驭马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便如此比喻）。但这种观念的根源，恰恰是我们如今认定的“问题本身”——过去12000年来，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置身于万物之外，能够居高临下地决定该做什么。

或许，面对生态事实，我们不必立刻明确地知道“该做什么”。

但悖论在于：“该做什么”其实清晰无比——大幅减少甚至消除碳排放。我们明明知道答案，却为何不行动？人们总能找到借口：比如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压迫性极强、无孔不入，要拆除“大企业向生物圈排放碳污染”的体系，就必须发动全球大革命，主张先进行大规模社会革命，建立理想的人际模式，再着手减排。这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印度的主张，何其相似？当时印度称他们无法限制碳排放，因为需要先经历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阶段，待建成理想社会后，再考虑改变有害行为。

可即便这种策略真能奏效，等我们实现理想目标时，地球恐怕早已融化了。

事物与事物-数据

“我们该做什么？”这个问题颇具悖论性：关于“该做什么”，其实已有清晰答案，但即便我们付诸行动，也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做得完全正确。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我们既知道该做什么，却又无法跳出世界之外，看清正确行动的全貌。更诡异的是，这两个事实始终相伴相生——我们手握精准的数据与解决方案，却始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眼前的“树木”似乎永远太多，让人无从下手。

顺带一提，问题比我描述的更“棘手”（或者说更糟）：因为任何行动都会陷入这种悖论。比如，若你认为“该做的事”是“个人或小群体减少碳排放”，而非“拆解全球资本主义”或“规避现代生产模式的污染环节”，你永远无法提前确认自己的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尤其你清楚，地球如此庞大，个人的微小行动即便有意义，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从统计角度看，你个人的碳排放量或许毫无意义；但正是数十亿人的这类排放，共同导致了全球变暖——数据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可“什么都不做”恰恰是问题的根源，因此自满或无力也绝非出路。

“我们该做什么？”的核心诉求，是想摆脱某种负担——摆脱焦虑与不确定性。但数据的本质，恰恰与焦虑和不确定性绑定，全球变暖相关数据更是如此。因为数据具有统计属性：你永远无法证明X必然导致Y，最多只能说X导致Y的概率为99%。以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为例，其云室中显示的、证明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粒子轨迹，并非完全确凿的证据——只是不存在希格斯玻色子的概率，被压缩到了1%的极小小数位。但细想便知，这种“概率性结论”远比“绝对性断言”更合理：它既承认了真实事物的复杂性，也无需用暴力威胁来支撑观点。我们相信希格斯玻色子存在，并非因为教皇强迫我们相信，而是因为物理学家从数据中观察到的规律，让它不存在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科学家的工作本质，就是在数据中寻找规律——而这种找规律的过程，其实与欣赏艺术有更多共通之处，后续我们会展开讨论。

像真性（Truthiness）

“数据”（data）的字面意思是“被给予的事物”，它是拉丁语“dare”（给予）的中性复数形式，指“我们观察事物时，事物呈现给我们的侧面”。比如用天平能收集苹果重量的数据，用粒子加速器能收集苹果中质子的数据。但事实上，数据≠事实，更不等于“对事实的解读”。要形成一个“事实”，需要两个要素：数据，以及对数据的解读。

这听起来或许反直觉，因为我们日常谈论科学时，对“事实”的理解仍停留在过时的认知中——总觉得“事实”就像事物上的条形码，能被直接读取、不言自明。但科学事实绝非不言自明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做实验、收集数据、解读数据。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数据还是对数据的解读，都不等于我们正在研究和解读的“事物本身”。而“伪事实”，就是经过解读、看像真实的小块数据。用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创造的讽刺性词汇“像真性”（truthiness）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它“听起来像真的”，正如一些科学家所说，它具有“似真性”（truth-like）。伪事实之所以“像真”，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事实该有的样子”的想象；而“科学主义”（scientism）——即“认为科学能像宗教一样为我们提供绝对真理”的普遍观念——又让我们坚信，事实是简单直白的，直接源自事物本身。本质上，科学主义就是对“伪事实”的崇拜：它暗示着一种态度——事物本身带有条形码，无需人类解读，就能直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我们眼中“像真”的事物，往往是省去了“人类解读”这一中间环节、直接呈现数据的内容。但问题在于，数据尚未成为事实；而生态数据尤其复杂，它所描述的现象也极为庞杂，要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事实”已非易事，更别提依据事实生活了——我们如今所做的，不过是反复重复“像真的伪事实”，就像沉浸在PTSD的梦境中无法自拔。伪事实的运作逻辑，总带着一种恼怒的质问：“你就看不见吗？！”可恰恰是“看见事物本身”，我们始终没能做到。

恐怕我要承认：科学世界并非绝对确定，反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尝试，本质上都是不愿活在科学时代的表现。即便我们接受“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信息爆炸模式”也永远无法给我们想要的满足感。我们不断输出、接收这类信息，仿佛它能带来答案——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被困在创伤的初始阶段，而更残酷的是，这场创伤仍在持续；只要你稍加在意，就能感受到它的痛苦。这就像在经历创伤的同时，试图做一场PTSD的梦——仿佛在车祸发生的瞬间，你能睡着并梦见自己提前预判到了驶来的汽车。这样一想，你或许就能明白：新闻报道、新闻发布会、晚餐对话，乃至本书这类著作中常见的信息传递模式，其实毫无助益。

对全球变暖这类“地球级症状”的否认，让我们深陷“伪事实”的泥沼。我们耗费大量时间焦虑或争论这些“伪事实”，却忘了它们与“数据本身”及“数据解读”毫无关系。无论是成为否认者，还是与否认者争论，我们都搞错了方向。“像真性”本质上是对真实问题的一种反应，就像创伤后起的水泡——而真实问题是：我们身处的现代科学时代，存在数据与事物本身的根本性鸿沟。没有任何一种认知方式，能穷尽事物的所有属性与特征。因此，事物是开放的，它们总会将自身撤回，拒绝被完全认知。

你无法用“思考”穷尽“苹果是什么”，因为你忘了品尝它；可“咬一口苹果”也无法捕捉苹果的全部，因为你没像虫子一样钻进它的内部；即便钻进内部，同样无法穷尽。在每一种认知方式中，你得到的都不是“苹果本身”，而是“苹果数据”：苹果的概念、苹果的口感、苹果内部的结构。即便能画出在所有时空维度中认知苹果的所有可能方式的图表（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它也会遗漏更简化的图表能捕捉到的苹果特质——且无论哪种图表，都不是“苹果本身”，只是“苹果的图表”。当然，“苹果数据”确实存在：苹果是绿色的、圆形的、多汁的、甜的、脆的，富含维生素C；它在《创世记》中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零食，在故事里是放在男孩头顶、等待箭矢射中的目标……但这些，都不是“苹果本身”。“苹果本身”与“苹果的数据”（即它的呈现方式）之间，存在一道根本鸿沟——无论你如何研究苹果，都无法指着某个地方说“这就是鸿沟”，因为它是一道超越性的鸿沟。

超对象：鸿沟的极致体现

当我们研究“超对象”（hyperobjects）——即“在时空维度上极为庞大且分散”的事物（比如持续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且影响遍布全球的全球变暖）时，事物与事物数据的先验鸿沟会变得格外清晰。这类事物，根本无法被一次性直接指向。而像“进化”、“生物圈”和“气候”这类超对象，恰恰揭示了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按照现代科学的视角，所有事物皆是如此：勺子、一盘炒鸡蛋、停放的汽车、足球场、羊毛帽，没有任何一种能被直接指向。

当你触摸羊毛帽时，你感受到的是“羊毛的质感”——这是“帽子数据”，而非“帽子本身”；当你把帽子戴在头上时，你只是以某种方式使用或感知帽子，却未完全认知它。当帽子开始为你保暖，你在冷空气中继续晨走时，帽子仿佛消失了——你专注于从A地到B地，享受着温暖，不再留意帽子的存在。事物的这种在正常运作时将自身撤回的特质，恰恰暗示了事物本身是什么：事物本身，与“事物-数据”有着本质区别。你看到的帽子、拍下的帽子照片，都只是帽子的视觉形象或帽子的影像，而非帽子本身。

与帽子相关的伪事实，总假装自己描述的是帽子本身，但它不过是对帽子数据的一种解读，却刻意隐瞒了自己经过解读的本质。这种追求绝对真实的方式，早已过时——距今已超过两百年。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提出：我们根本无法掀开数据的盖子，直接触及事物本身；而他之后的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则进一步解释了原因：正是因为存在我们前文所说的“超越性的鸿沟”——事物与数据之间的根本分离。生态事物尤为复杂，涉及无数动态环节，在时空维度上广泛分布，因此掀开生态数据的盖子、触及生态事物本身，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越是尝试，就越会陷入困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