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没人注意这份文件,直到多年后,有研究者在整理远东军事法庭的证物时翻出来。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5年夏天,一份日军医疗组内部的实验记录被苏军缴获。
当时没人注意这份文件,直到多年后,有研究者在整理远东军事法庭的证物时翻出来。
资料不多,但有一页夹着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字——
“对象编号87,女性,30岁左右,白俄人。
实验失败,处理完毕。”
这事儿最初就是从这张纸开始引起注意的。
编号、处理方式、对象民族……听起来像是在管理物资。
但这是一个人,是个活生生的女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欧洲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
可亚洲战场上,日本还在硬撑。
尤其在中国东北,日军的关东军还保持着一定规模。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一些秘密部队的行动反而变得更加极端。
说起来,这个所谓的“对象87”,其实是一个白俄罗斯籍的平民女性。
她不是士兵,也不是间谍,据推测可能是在战乱中被德军俘虏后,辗转流落到满洲,最后落入日军手中。
她的去向被记载在一份日本陆军防疫研究机构的内部文件中。
这个机构当时对外声称是做医学研究,实际上却是731部队的外围单位,专门做人体实验。
有一个细节很扎眼:她被列为“高耐寒性病毒对照组”。
这组实验,是为了测试军队在寒带作战时的疫病传播情况。
实验内容包括强制感染、注射未经验证的疫苗、长时间暴露于低温环境。
那年冬天特别冷。
哈尔滨的气温一度降到零下三十七度。
她被安排在一间没有窗的木屋里,身上只给了一件单薄的棉衣。
每天记录体温、心率、出汗情况,冷得发抖也不让加衣服。
据后来在苏联审讯中提供证词的一名日本女军医回忆:
“她开始时还会说话,用俄语和一点点日语。
后来就不说了,只是看着人。
眼神很静,但很重。
像是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出去。”
还有一段对话,是那名军医偷偷记下来的。
“你知道你在这儿是做什么的吗?”
“知道。”
“你不怕?”
“怕。
但我没得选。”
就是这么几句话,没有哭闹,没有挣扎。
那时候的很多受害者,已经习惯了什么都听命于人。
她也一样。
她最终死于一次病毒注射失败,感染引发的高烧让她在24小时内陷入昏迷。
之后被送入手术台进行“解剖性分析”。
尸体没有保存,连名字都没留下。
这事儿如果不是后来有一份内部汇报流出,恐怕早就被当作“实验失败”一笔带过。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绝不是个例。
据当年审判记录,仅在731部队及其附属单位中,被用于实验的“对象”超过3000人,其中女性超过三分之一。
很多是朝鲜人、中国人,也有苏联籍和东南亚国家的平民。
这些人,有的是战俘,有的是被“征用”的劳工,还有一些,是在边境被抓捕的难民。
他们的身份复杂,但结局却惊人相似——没有名字,没有墓地,只有一串编号和一页实验记录。
这就不免让人想起另一个同期的场景。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大规模进入中国东北。
短短几周内,关东军主力被击溃,几十万日军被俘。
其中还有大量女性军医、通信员和辅助人员。
苏军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不杀,但也不管。
战俘被送往西伯利亚,徒步行军、缺衣少食、严寒酷暑,能活下来的不多。
有一份苏联红军后勤报告里提到:“日本战俘每天死亡率超过3%。
多为冻死、饿死、病死。
部分女性战俘精神状态不稳定,出现自残倾向。”
这一段历史,双方都没有太多提及。
日方不愿面对,苏方则觉得处理得已经够“人道”。
可相比日军在战时对待他国战俘的方式,苏联的“不救不杀”几乎已经是“克制”。
比如,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超过两万名澳大利亚与英国战俘被日军关押于泰缅边境建造铁路,死亡率超过25%。
更有大量女性护士和医护人员遭到凌辱。
英军战后审判时,许多证人都提到:“日军把我们当牲口,甚至不如牲口。”
回过头看那个白俄罗斯女人,她的遭遇不是孤例,也不是最惨的。
但她的故事能留下来,是因为有人记录了她的眼神、她的话语,还有她那双始终没闭上的眼睛。
那名女军医后来在苏联被关押五年,1950年遣返回国。
她没有被审判,也没有继续从医。
她在北海道开了一家杂货铺,独自生活,直到1979年去世。
她留下的笔记里写着一句:“医学不能成为战争的工具。
我能记住她多久,她就活着多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过“对象87”。
参考资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东京审判档案,1946-1948。
王选,《731部队内幕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Sheldon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Routledge, 2002。
苏联红军后勤部,《日军战俘管理与处理报告》,1946年内部文献。
日本厚生劳动省战后战俘处理报告,1956年非公开文件整理版。
来源:招财古今